卢义杰　陈强

2月1日，多家媒体发布消息称，一名叫徐敏的女商人承认曾花钱办理了广东省紫金县的户籍，该户籍已于2005年迁往福建厦门。公安部门也证实，徐敏目前拥有台湾、江苏、福建的三个户籍。

这名拥有两岸三户籍的女商人迅速引起舆论关注。不过，她并非第一个走进公众视线的“户口姐”。在这之前，“房妹”、“房姐”等一系列持有多户口、多身份的“房×”已陆续遭到警方调查。其中，陕西省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原副行长龚爱爱被发现拥有四个户口，四十一套在京房产，面积近万平方米。

户籍乱象引发追问，这里面管理漏洞究竟有多少？

有人签合同用一个身份，

规避债务用另一个身份

从去年年底至今，短短两三个月内，被冠以“房×”称号的，已不下十人。

这些“房×”往往有一个共同之处：持有多个身份证、多重户籍。有媒体甚至报道称，在龚爱爱所在的陕西神木，有钱人办理多个户籍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随着拥有多个户籍的公民不断浮出水面，公众敏感的神经被触动——为什么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多个户口？户籍管理究竟在哪个环节出现了漏洞？

江苏省户籍警察张风（化名）告诉记者，按照相关业务规定，公民在一个城市办理户口，常见的情形可分为四种：夫妻关系落户，父母投靠子女落户，子女投靠父母落户，个人立户。

“四种落户方式需提供的材料有所不同。”张风说，这些材料通常可分为三类：一是房产证明；二是关系证明，包括夫妻、父母、子女关系等；三是户籍证明，即当事人从一地迁往另一地的必要手续，通常先由迁入地派出所表态接收，再从迁出地派出所获取户籍资料。

张风说，上述证明材料大多为纸质材料。“比如，房产证明需出示房产证，旧版的房产证是手写的，可以造假，新版的房产证是打印的，一般不会被怀疑造假。”他透露，夫妻关系主要看结婚证，但民政部门的信息系统与公安部门的户籍系统没有联网，他们也不能确定户籍系统的婚姻状态是否真实。

公民的落户手续完成后，这些材料将视迁入地的行政级别，在不同级别的公安户政部门备案。

福建一位户籍警察补充，还可能有出生落户、补登户口过程中出现造假的情形。

“以上所有的户口办理过程，在电脑上就可以审批。”张风说，无论通过哪种渠道落户，审批的过程均是先由派出所審批，再由区级公安分局审批。实践中，通常先由户籍警察操作，随后按程序交派出所所长、区级公安分局审批，负责人在电脑上只要点击“同意”即可。

“据报道，在陕北神木等地，一些人为了从商方便或规避法律，办了多个身份证或户籍。”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褚宸舸告诉记者，多个身份的常见用途是，签合同用一个身份，逃避债务用另一个身份。同时，多个身份还可规避经济适用房的限购政策，钻金融制度的空子。

为高考替考，买通派出所所长

用虚假材料办合法身份证

“房妹”、“房姐”引发了户籍管理漏洞之问，但事实上，这早已不是管理漏洞第一次被公众发现。

2009年3月，天津师范大学学生罗彩霞在办理银行业务时发现，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证信息被高中同学王佳俊冒用。罗彩霞无法办理银行卡，且办理毕业证、教师证等证件时也遭遇困难。

冒名顶替的过程是从一份《户口迁移证》开始的。2003年，王父王峥嵘搞到一张空白的《户口迁移证》，次年女儿高考后，王峥嵘听说了“可冒用身份读大学”的信息。在班主任、高校内部人士等帮助下，王峥嵘成功获得罗彩霞的身份信息、高考成绩及录取通知书。随后，他在那份空白的《户口迁移证》上盖了户口专用章，并注明：“罗彩霞曾用名王佳俊。”之后，王佳俊带着伪造的户口迁移证、学籍档案以罗彩霞的名义开始了大学之路。

记者查询发现，关于伪造身份证或户籍资料的案件并不少。其中的特点是，有警方人员配合作案，假身份往往被用于参加考试、转移财产或诈骗。

上世纪九十年代

卖户口风潮留下大量隐患

据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务院办公厅曾下发《关于制止一些市、县公开出卖城镇户口的通知》，指出一些省的市、县政府以“集资办农业”、“振兴经济”等为名，公开标价向群众出卖城镇户口，国务院对这一错误做法予以立即制止和纠正。此后，公安部等部门也分别于1992年、1994年两次发出通知，重申禁止买卖城镇户口。

这场发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买卖户口风波显然留下了隐患。据《新文化报》2009年报道，一名在逃杀人犯在吉林省靖宇县化名办理了户口，成功躲避近十年的追缉，甚至一度出国打工。报道援引靖宇县警方的消息称，上世纪九十年代，靖宇县有个规定，每个民警都有十个卖户口的指标任务。刚开始卖户口时，三千元一个，二百多个民警很快完成了指标任务，卖了几百万元，“后期就随便办了，多卖还有提成”。

《新京报》2011年也报道，湖北省郧县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购买“农转非”户口的人达一两万个，收入达两千多万元。一些人因为购买了空地址户口，无法领二代身份证。

应强化伪造、变造证件的法律责任

“其实，户籍本身只是统计人口的管理手段，不应与利益纠缠在一起。”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姚秀兰告诉记者。

她认为，在农业社会的政治控制和社会管理下，不同阶层的人享有的权利不同，因此容易产生篡改户籍的情况。现在，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教育机会不均，户籍管理同样与诸多利益捆绑在一起。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曾对媒体表示，滥用户籍现象有四点原因，其中之一是“政府错误地用户籍、身份这些公共信息管理手段来限制人口流入、分配紧缺资源、赋予特殊权益”。与此对应的，公众会为了在读书、就业、住房、社会福利等各方面获取更多利益而“巧立名目”，“生发立户、分户、迁出、迁入、结婚、离婚等各种行为”。

“从官到民、自上而下的多层次的不尊重、不遵守甚至滥用，是中国户籍管理的最大危机。”王太元说，违法犯罪者利诱或者威逼管理户籍的官员，管理户籍的官员贪图私利、渎职枉法，这些也是户籍管理之乱的原因。

【原载2013年2月5日《作家文摘·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