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燕

一

2005年，瑞典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 1930—2008），称“他的作品揭示了日常絮谈中的危机、强行打开了压迫的封闭房间。品特让戏剧回归它的最基本元素：一个封闭的空间，不可预测的对话，人物相互之间都可能被对方击败，虚伪土崩瓦解”。[1]

品特5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一共创作了29部戏剧、24部电影剧本，以及一些诗歌和散文。由于品特早期曾公开表达对贝克特的仰慕，“在最开始的时候，品特的戏剧被看成荒诞派戏剧的一个分支，后来就被比较准确地归入威胁戏剧。”[2]其中《送菜升降机》、《房间》等早期威胁戏剧从80年代开始，陆续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话剧界公演。我们对品特的认识也常停留在他早期的威胁戏剧阶段，然而威胁戏剧并不是品特戏剧创作的全部。2010年，在品特去世两年后，译林出版社出版了由南京师范大学华明教授翻译的《品特戏剧集》，包括《送菜升降机》和《归于尘土》两卷，收录了品特最具代表性的13部剧作及5篇演讲稿。这是品特戏剧首次完整地在国内刊出，一个更全面的品特被推到国内读者的眼前。

品特在五六十年代所创作的戏剧被称为“威胁戏剧”，是因为主人公始终处于某种神秘的外来威胁之中。进入70年代，品特在他的作品中融入了更多现实的成分，而“记忆”和“真实”也成为这一时期作品中的重要元素。品特的创作主题开始逐渐向政治戏剧过渡。进入80年代之后，品特的作品开始具有明显的左派倾向，之后他更是宣布放弃戏剧创作，将兴趣转向政治活动，走上另一个更现实的舞台，发表政治演说。

从早期的威胁戏剧到中期的家庭、回忆剧，再到晚期的政治剧，品特总是能创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三个阶段的创作各自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但作为一位有道德感的作家，品特宣称他是一个高调的政治剧作家，即使是在早期的一些三角故事里。从这个意义上讲，品特后期作品中对政治的关注，不是在主题上的转移，而仅仅是对早期主题的延续和深入。

二

1958年，品特写下了下面的话：“在真实与假想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别……一件事物……可以既是真的又是假的。”“作为一位作家我坚持这些说法，但……作为一位公民我必须问：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3]政治家和戏剧家的双重身份在品特的戏剧，尤其是后期的戏剧中交织。《归于尘土》正是这样一部用戏剧家的笔记录下的政治家的事件，用戏剧寻找真实。但这个真实并“不是政治讨论。它们是活生生的事”[4]，暴力行为没有出现在剧中，它们都是通过女主人公瑞贝卡的回忆暗示出来的。回忆是品特中期戏剧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在《归于尘土》中，品特再一次成功地运用了回忆。跟中期的回忆戏剧相同的是，剧中的回忆不一定表现一个真实的过去。而不同的是，中期的回忆戏剧中，回忆的非真实性往往加深了剧本内容的不确定性，而《归于尘土》中记忆与现实的错位背后，传达的是更深刻更真实的历史和现状，品特亲身经历过的历史和现状。

品特1930年生于伦敦东区的哈克尼——一个穷苦劳动者们聚居的地方，父母都是犹太人。他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二战”的阴云下度过的。作为一个犹太人，品特见证了纳粹的恐怖与暴力。品特在14岁的时候从乡下回到伦敦，他后来说：“被轰炸的感觉从来没有离开过我”[5]，“二战”的阴影在他作品中随处可见。大屠杀爆发后，他一直想把这种根深蒂固的记忆表现出来。[6]最终他写下了《归于尘土》。

关于《归于尘土》，品特在接受采访时说：作品“写的是两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在我看来，困扰着这个女人的仅仅是她降生的那个世界，是曾经发生的所有暴行。事实上，它们似乎成了她自己经历的一部分，虽然在我看来，她并未真的亲身经历它们。这是这出剧的关键。我自己有很多年就困扰于这些意象，而且我肯定并非只我一人如此……这些恐怖的意象和人对待他人的无人性在我的头脑中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印象。事实上，它们困扰了我一生。你无法逃避，因为它们就一直在你周围。这是《入土为安》的中心思想。我想瑞贝卡也是陷于这之中。”[7]这段采访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困扰着瑞贝卡的是曾经发生的暴行，她并未真的亲身经历它们，但却深陷其中，犹如发生在自己身上。记忆与真实的交错中，传达的是一直困扰着品特一生的“二战”意象。

三

舞台上有两个演员：德夫林和瑞贝卡，两把椅子和两盏灯。瑞贝卡和德夫林可能是夫妻。德夫林正在质问瑞贝卡关于她以前的情人。

德夫林：你感到你正在被催眠吗？

瑞贝卡：什么时候？

德夫林：现在

瑞贝卡：没有。

尽管瑞贝卡一再否认自己在被催眠，但回忆无疑是在梦境般的状态中进行的。整部戏剧中瑞贝卡甚至没有从座位上起来过，她一直通过梦境般的顺序和语言在叙述她的回忆。

“他会站在我的面前，攥紧拳头。然后他会把他的另一只手放在我的脖子上，抓住我的脖子，把我的头拉到他面前。他用拳头……摩擦我的嘴唇。然后他会说，‘吻我的拳头’。”

一幅充满男性暴力的画面。在德夫林的追问下，我们得到了关于那个男人的更多的信息：一个向导，一个导游，一个工厂受人敬仰的工作者，在火车站从那些哭喊着的母亲的怀里把她们的婴儿抢走。剧本被引向越来越广阔的社会背景。

瑞贝卡：……我从那扇窗户望出去，我看见一大群人穿过树林，朝海边走，向着海的方向。他们似乎很冷，他们穿着外套，尽管天气是那么好。多塞特一个美丽的，温暖的日子。他们带着行李。有几个——向导——引领着他们，指挥他们航行。他们穿过了树林，我可以远远地看见他们越过了悬崖，向大海走去。……那些向导——引领着他们穿过了海滩。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日子。那么安静。阳光照耀。我看见他们所有的人都走进了大海。海水慢慢地淹没了他们。他们的行李在波浪中四处漂浮着。

向导——瑞贝卡情人的工作是一个向导。在瑞贝卡的记忆中，她的情人带着她去过一个工厂。他在那里受到人们的尊敬，他管理着那个严密高效的机构。屠杀没有被直接提到，但窗外的场景直接让人联想到的是犹太人的灾难。阴冷的冬天，带着包裹的犹太人走进大海。他们的祖先曾经也毫不犹豫地走进过大海，但这次，海水没有为他们让出一条路，而是淹没了他们，只剩包裹在波浪中四处漂浮。

性暴力、工厂、火车站、包裹、被抢夺的婴儿、阴沉沉的寒冷冬季，瑞贝卡回忆中反复出现的这些意象，使她深陷其中。但正如品特所介绍的，她并未真的亲身经历它们。

瑞贝卡：我身上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甚至我朋友的身上也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我从未受到过迫害。我的朋友们也没有。

戏剧的主人公不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但那些恐怖的影像却使瑞贝卡在梦境的状态中将自己融入了那场灾难。

戏剧中参加演出的只有两个主人公。但作品内容涉及4个主人公：德夫林、瑞贝卡以及瑞贝卡回忆中的那个情人法西斯纳粹和抱着孩子的妇女。德夫林、瑞贝卡属于真实世界。瑞贝卡的情人和抱着孩子的妇女属于记忆世界。

从窗户中，瑞贝卡看到了一个场景：她看到一个老人和一个孩子，走在大街上，穿着厚厚的外套，那是一个冰冷的星光的夜晚。她又看到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孩子，一个女孩，她在亲她，听她的呼吸，她的心跳，一个鲜活的生命。

她倾听孩子的心跳。孩子的心在跳动。

孩子在呼吸。

我把她搂紧。她在呼吸。她的心在跳动。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德夫林走近瑞贝卡，开始重复剧本一开始的那一幕。

德夫林：吻我的拳头

说吧。说。说“用你的手抓住我的喉咙”。

叫我用我的手抓住你的喉咙。

记忆与真实之间完成了角色转换。瑞贝卡，就像一个观众走进屏幕中一样开始扮演灾难中的一角。变成了那个她回忆中的妇女。搂着心在跳动的孩子。而她的丈夫德夫林则变成了那个记忆中的法西斯分子。完成这一次记忆与真实的转变后，德夫林的声音消失了，瑞贝卡的独白由一个回声相和。

瑞贝卡 他们把我们带上火车

回声 火车

瑞贝卡 他们把孩子抢走了

回声 把孩子抢走了

瑞贝卡 我带着我的孩子，我把她裹在我的披巾里

回声 我的披巾里

瑞贝卡 我把它做成一个包裹

回声 一个包裹

……

瑞贝卡 可是孩子哭了起来

回声 哭了起来

瑞贝卡 然后那个男人把我叫了回去

回声 叫了回去

……

瑞贝卡 那是我最后一次拿这包裹

……

瑞贝卡 我把它做成一个包裹

回声 一个包裹

回声提供了几个意象：火车、母亲、包裹、被抢走的婴儿。这些意象共同唤出了一个纳粹者的形象。

瑞贝卡 我没有孩子

回声 孩子

瑞贝卡 我不知道什么孩子

回声 什么孩子

剧末，瑞贝卡从记忆世界中走了出来。但重新回归真实世界的德夫林和瑞贝卡并未走向和解。瑞贝卡与其说是在和德夫林对话，不如说是在独白。“对我来说《归于尘土》的故事似乎发生在水下。一个溺水的女人，她的手从波浪中伸出来，又沉下去，看不见了，她伸手求助，却发现四下无人，水面上和水面下都没有人，她只看见漂浮的阴影和反光；” “这是一位妇女，她无法逃脱似乎只属于他人的厄运。但是正如他们已经死了，她也得死去。”[8]

瑞贝卡 尘归于尘

德夫林 土归于土

“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9]犹太人在《旧约》中如是说。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已化为尘土。但在《归于尘土》中“我不是仅仅谈论纳粹；我在谈论我们自己，我们对我们的过去和历史的看法，以及这种看法现在对我们有什么影响。”[10]《归于尘土》写的是对过去的回忆，指向的是现实的世界。“作为公民去定义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社会的真正的真实是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刻不容缓的义务。”“我们一生中的每一天，都是在这个暴力世界里长大的。”[11]大屠杀已经成了记忆中的事情，但在品特看来现今社会，屠杀仍在继续。在民主的外衣下，很多肆无忌惮的，冷漠的谋杀行为都被允许了。民主国家向所有有关系的国家出售军火。帮助其他国家的人谋杀它们自己的公民。权利和媒体正在操纵和改变人的记忆。 曾经一个高度文明的民族跟随着一个强权的希特勒走向疯狂罪恶的深渊，今天这样一个更高度的文明下，人类正在走向何方？品特奉献他的生命致力于将国人从麻木中惊醒。并在获得诺贝尔奖的2005年，宣布放弃戏剧创作，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政治斗争。他参与了众多人权组织，发表反战诗歌。处处表现出激进的社会姿态。但他不是鼓动我们组建一个组织去推翻当权的那个组织，他是在唤醒民众，唤醒一种反抗精神，使得真正的民主得以弘扬。

注释：

[1][2]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转引自哈罗德·品特：《送菜升降机》（华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

[3]《艺术、真相与政治》（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转引自哈罗德·品特：《送菜升降机》（华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

[4][7][10][11]哈罗德·品特、米瑞亚·阿拉该、拉蒙·西摩：《写作、政治以及〈入土为安〉——哈罗德·品特访谈》（戴从容译），《上海文学》，2006年第2期，第72、74、75、77页。

[5]http://kirjasto.sci.fi/hpinter.htm

[6]Mel Gussow，Conversations With Pinter，London：Nick Hern Books，1994。

[8]哈罗德·品特：《归于尘土》（华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9]《圣经·旧约·创世纪》，第3章，第17-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