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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与孔子教育思想之比较

2013-08-15高小红雷体南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3年4期
关键词:平民陶行知孔子

高小红,雷体南

(湖北大学,湖北武汉430062)

教育是立国之本,是一个民族前进的不竭动力。因为教育,知识得以传承,人才不致断层。自诞生以来,教育从贵族的专利到成为普通民众也拥有的权利,走过了一段相当艰辛的历程。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儒家教育思想凭借其庞大的教育思想体系、丰富的内涵,受到了统治者及下层民众的重视,并一度在教育思想界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到了近现代,因为社会的变迁,儒家教育思想也在不断地被更新与完善,与初始的教育思想已有很多不同。但是,从近现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身上,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几千年前孔子教育思想的影子,下文将对两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一、教育的对象:陶行知的“知识为公”与孔子的“有教无类”

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乡村教育是立国之本。”而在当时,中国乡村教育极其落后。这种现状使得他决心去改变它。为了能提高广大农民的素质,为了能“唤醒老农民,培养新农民”,为了摆脱国外教育贵族化的风气,使教育更多地改变农民,必须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极大的热情,脚踏实地地办平民教育。陶行知先生曾经在一封家书中这样写到:“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贵族方向转移。学校生活对我固然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风尚却是很大的缺点。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象黄河决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1]

陶行知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脱离了外国那种贵族式的教育方式,思想逐渐与平民靠拢。这是他最终能成为一名人民教育家的起点。正是因为他有了这种“觉悟”,他带头发起了平民教育运动,积极奔走,号召创设平民教育办学点,轰轰烈烈的平民教育运动开展起来了,给当时万马齐喑的中国教育界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

他倡导“知识为公”,其理想就是要全面提高国人的素质。而“知识为公”的本质就是要人人都能够平等地接受教育,也即是平民教育的对象是所有人。陶行知认为,实行这种人人都能受到教育的平民教育,可以打破传统的高低贵贱、各式各类的阶级区分,姑且称之为“横阶级”;也可以打破地域限制,来自天南海北的各类人都可以接受教育,且称之为“纵阶级”。这种提倡打破各种限制、全心办人民教育的思想在他的一生中都毫不动摇,足以见他渴望创造一个人人都可以获得受教育机会的良好愿景。

陶行知先生平民教育对象的人人性,与孔子所倡导的“有教无类”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春秋以前,受教育只是贵族的专利,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普通老百姓没有受教育的权利,他们只能成为社会最底层被奴役的工具。但是,这一格局最终在春秋时代因为孔子的出现而被打破。

据史书记载,孔子大约在三十岁的时候开始从事创办私学的活动。孔子在向社会招收弟子的时候,曾经明确表示:“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诲焉。”那个时候,只要是人愿意学习,不分高低贵贱,只要向其送上十条肉干作为拜师礼,就可以成为他的学生。孔子的学生成分很复杂,包含了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其中大多数是平民,如穷困到三天不举火、十年不制衣的曾参,卞之野人以黎藿为食的子路,还有穷居陋巷、箪食瓢饮的颜回,父为贱人家无置锥之地的仲弓。这些人都是些贫苦人民,但在孔子这里,他们也有机会受到很好的教育,而且一些人后来还成了著名的学问人。在孔子的学生中也有从商的富人,如曾经从事投机贩卖的子贡。孔子的学生分布的地域也很广,有鲁国、宋国、齐国、秦国、卫国、晋国等一些国家,差不多囊括了春秋时期所有的国家。孔子的学堂是一个大杂烩,是孔子“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体现。

“有教无类”使孔子的私学在春秋时代规模最大,且影响最广泛。他培养了众多人才,“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就是后世所说的“七十二贤人”。

孔子倡导实行开放性的办学方针。招生对象上的变化,不仅满足了一般平民求学的愿望,更为重要的是他打破了学在官府的的社会现状,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也预示了一个新的时期的来临——封建社会。

对于“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后人也有不同的评说。东汉的马融曾经说道:“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皇侃也说道:“人乃有贵贱,宜同资教,不可以其种类庶鄙而不教类也,教之则善,本无类也。”而在奴隶社会这样的背景下,孔子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创造性举动,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革命性的开端。

由此可见,陶行知先生的平民教育的对象与孔子的教育对象是一致的。

二、教育的目的:陶行知的培养“好人”与孔子的“成人之道”

早期的陶行知回国后,最热衷的就是平民教育运动。何为平民教育运动?按照陶行知先生本人的理解,那就是“花最少的金钱、最短的时间让普通人能读好书、做好人”。在他看来,有了“四通八达”的教育,才会有“四通八达”的社会。

早期的陶行知很反对革命而提倡“欣赏性改造”。何为“欣赏性改造”?其实质就是放弃暴力的阶级斗争,调和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很明显,这个时期他还没有理解到革命的真谛。由于当时盛行实用主义,而实用主义提倡在学校中要不分贫富贵贱、不分阶级,一视同仁。由此可见,平民教育要培养的“好人”也就是社会的“好公民”,这也可以说是一种顺民教育,要求人民通过受教育来懂得如何成为一个“好公民”[2]。

陶行知一回国就热衷于平民教育运动,广大的工农群众是平民的主体,但因为其教育思想没有反映平民真正的需求,所以很难获得平民的支持,自然,其平民教育运动也很难开展下去。究其原因,从中国当时的时局来看,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人民很难获得一个安心学习的环境,许多人还在为生计发愁,更别谈花钱去学习,且学习的知识不能使他们走出生活的困境,而只能在现实环境下继续挣扎,这与人民心中所想的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即使是只需要花很少的时间和很少的金钱就可以学到知识,人民也很难有那么大的热情。工人运动领袖萧楚女同志曾经指出:“……现制度不经过一番彻底的‘翻砂’功夫,平民教育么?恐怕还不止像汉口今天这样只留下几张纸招牌。做个聋子的耳朵,徒为装饰了!平民并不稀罕你们这种制造顺民的教育,他们将自己给自己一种新教育。”[3]当时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其渴望改造社会的愿望十分强烈,而不仅仅是为了认识几个字,他们需要通过教育能够认识到“他们生活困苦的根源及社会的罪恶,并能够唤醒其阶级觉悟。”[4]

孔子作为儒家教育思想的创始人,虽然极力倡导中下层人去学习,打破贵族垄断教育的现状,但他的教育思想是把人教成遵守社会礼仪的人,也就是说在他的教育思想下,普通人的成人之道也必须按照一定的规范来执行。

在孔子看来,老师有向学生传授知识的义务,但更为重要的是,给学生树立道德的楷模,以具体的事例来引导自己的学生修养德行。通过对学生的教育,告诉学生什么样的精神才是伟大的精神,什么样的人格才是高尚的人格,这是儒家及后世多个朝代教育的共同宗旨,这也和古代中国贵族教育思想紧密相连。作为儒家思想家,孔子并不想告诉自己的学生为什么要向所说的榜样学习,更不可能向自己的学生去证明如果成为这样高尚的人后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就古典儒家教育思想而言,它们旨在说明高尚的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德,什么样的人才是高尚的人,自己应该怎么做才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从而成为老师口中所说的“圣人”。

孔子特别重视礼制,准确的说是对周礼崇敬有加,但在孔子的教育思想里,他不是要把礼制知识教给学生[5]。对于周礼,孔子把它当作了自己的行为规范,用周礼来评价人的行为,礼在孔子这里就成了道德行为原则。对于一些经典,孔子注重的是把前人留下来的至理名言当做一种树立权威的资源,并经过自己的加工,引申意义,发挥其伦理教训作用。

但是,无论是经典,还是周礼,都深深打上了统治阶层意志的烙印。而支撑孔子教育思想的是儒家的君臣父子等级观,从根本上说,孔子教育学生,是把打上统治阶层烙印的伦理道德作为学生的行为准则,并且告诉学生只有遵守这些伦理规范才能成为品德高尚的圣人。这样的教育,我们同样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顺民教育,希望学生在接受教师教授的知识后,在遵守现行统治政策的前提下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这也是孔子办私学的初衷。只有大家都去遵守既定的规则,家庭才会和睦,社会才会和谐,国家才会安定。

这样,陶行知先生培养“好人”的教育目标与孔子的“成人之道”不谋而合。

三、对待劳动的态度:陶行知的“乡村教育”与孔子的鄙视劳动

陶行知先生早期为“平民教育运动”付诸了很多努力,但因其无法改变民众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生活状况,平民教育没有取得广大民众的支持,最后失败了。

之后,陶行知先生对革命的认识逐渐改变,其教育重点放到了乡村教育上,也就是深入地和农民打交道。1927年3月15日,陶行知先生与黄禄祥先生在扬子江畔劳山脚下的晓庄创办了著名的晓庄师范。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试验乡村师范。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在晓庄师范的时候,陶行知先生经常挑粪上山,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挑粪校长”。陶行知先生认为,乡村里办的学校和教师在乡村社会的改造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教师,心里要装着学生、装着农民,要学会同农民打交道,使自己“农民化”,还要有一颗“农民甘苦化的心”。通过他的言论,可以看出他深切同情农民,且主张教师在和农民打交道的过程中主动向农民学习。

而我们知道,孔子的教育思想支撑观点之一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和封建士大夫作为社会的上层人士,他们不需要亲身去劳动,而他们享用的劳动成果恰恰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创造的。孔子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他所希望培养的是能为社会上层所用的人才,希望学生向“圣人”的目标迈进,他想培养的是能进入统治阶层的精英人士,而不是从事社会底层工作的农民。在他看来,社会分工已经很明确了,君子和小人应该各司其职,二者职责是不同的,有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即君子不需要参与到物质生产的劳动中来。所以,孔子从根本上来说,是反对学生学习劳动的。孔子的学生樊迟要向孔子学习种田、种菜,孔子当面拒绝了他。这充分说明了孔子是鄙视劳动的。

由此可见,二者在对待劳动的观点上,有很明显的不同。这也是二者教育思想的主要区别。

孔子和陶行知先生都是伟大教育家的代表。纵然他们生活的年代相隔久远,但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里依旧有孔子教育思想的影子。此乃二者思想上的共鸣。然而二人的教育思想,也有着显著不同。这跟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个人经历等因素有关联。时至今日,教育改革已是迫在眉睫,“教育立国”依然是广大教师身上的神圣使命。这条路任重而道远,希望可以从两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上有所借鉴,并为国家的教育改革所用。

[1]许良廷.对陶行知怎样成为党外共产主义者的探索[J].安徽史学,2001.

[2]邵祖德.从实用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论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发展[J].杭州大学学报,1982(03).

[3]桑东华.五四平民教育思潮的演变、分化和发展[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

[4]陶行知.教学做合一讨论集·生活即教育[M].教育书店,1951.

[5]陈来.论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理念[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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