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情与国情观的历史考察与分析

2013-08-15谷满意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3年4期

关键词：国情

谷满意

(泸州医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四川泸州646000)

国情与国情观的历史考察，主要是指近现代以前的国情与国情观考察，主要是封建社会的国情以及在此种国情下的国情认识。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之中，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极快，并且一直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前列，只有到封建社会晚期，资本主义快速发展之际，中国才走向衰落。但即使此时，封建社会还是存在回光返照之象，经济总量还是处于世界前列。然而，资本主义先进科技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在呈现出生机勃勃之势，其所创造的生产力已经远远大于封建社会所创造的生产力，已经进入蒸汽时代。这已经表明，中国的国情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前所未有的，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全面变化。然而，此时的大部分中国人，主要是中国政治统治者并没有认识到这种变化，还是按照原来的历史节奏思考国情，而且由于几千年的封建教育，民众的心态还保持着“天朝大国”的状况，这就造成了中国在近代的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近现代以来国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时期公民是否对国情变化，以及带来社会转型的一系列问题有着明确的认识。从公民表面上的国情认识来看，公民并没有科学正确的把握国情，这也可以通过新时期研究者所做的问卷调查中得以体现。特别是新时期由于各种教育的原因，如高考的应试教育，使得公民了解国情的机会更少。加上信息化条件下，网络的作用也是公民国情认识很容易出现偏差。新时期大多数民众甚至对一些基本的国情都难以清醒的加以认识。在新世纪的今天，情况也没有根本性的好转。

一、近代以前的国情与国情观概况

近代以来的国家落后与国情认识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1、封建社会的国情认识与“天朝大国”心态。在明前期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推动之下，公元16世纪顷，明帝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最突出和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商品货币经济空前活跃，其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可以说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1］。14世纪中叶建立的明王朝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业、手工业经济，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最强大的综合国力，并且与周边和海外诸国建立了相当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2］。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以致英国迟迟不能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然而，正是在同一个时间，在地球的另一端，尤其是在英国，一种新的文明--挑战全球的工业文明正在萌发。由此以降仅100多年的历史，就彻底地改变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中国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地坠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而一蹶不振［3］。清王朝面对世界的发展进步，表现出惊人的愚昧和麻木，妄自尊大，满足现状，囿于传统，反对变革，蔑视科学，禁锢思想，加强集权，使偌大的中国成为时代的落伍者［4］，127这就是源自于国情的错误认识。

2、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与国情认识的转变。国情认识的固步自封，导致的只能是对先进文明的排斥。满清封建统治集团当面对西方先进科技文明进入中国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以及心态就表明了他们对先进文明的态度。在满清封建统治者的眼中，西方先进的科技文明就是“奇技淫巧”，不值一提。当西方人把先进的科技摆在他们面前时，他们也只是当做玩物而加以使用，甚至后来的态度就是禁绝这些先进文明在起帝国内流行，采取的手段就是闭关锁国。结果显而易见，中国的“天朝大国”心态难以改变，继续在做井底之蛙。结果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落后的生产力被先进的生产力所取代。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5］。716在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在西方坚船利炮之下，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的现实状况，以此为基础来思考中国未来的发展出路。但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特别是国家落后的问题。首要的是了解中国的现实国情。国情认识可让我们抓住国家发展的主要矛盾，从而解决主要矛盾，以实现民族复兴。

二、十九世纪末革命派和改良派关于革命的论战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迫与西方国家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主权遭受侵犯，自然资源被掠夺，国家经济发展陷入停顿，政治、社会等陷入混乱。有志于中华民族再次复兴的仁人志士，他们在借鉴各种西方思想和理论不惜牺牲生命为代价英勇顽强地探索、奋斗，借助于各种力量，但终究没有走出屡战屡败的怪圈［6］。1、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国情认识与改良主义的破产。(1)否定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的区分。梁启超也说，“吾国国内，曾未梦见工业革命之作何状”，“生产事业一无所有”［7］。据此，进而否认中国已有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区分。张东逊认为“中国现有一二资本家，虽寥若晨星，然尚不得谓为真正之资本家”［8］，“劳动阶级除了交通埠头，因为有少数工厂才有工人以外，简直是没有。”［9］(2)资产阶级改良派对中国民众的认识。“危险中之更危险者，莫如民智不开而徒民气盛。……倘民智不开而民气又盛，则人人有破坏心，无建设力，叫嚣一哄，家国成墟而已。”［9］改良派还完全否认客观存在的民族压迫，梁启超认为“若我中国今日情势，……举国人民，其在法律上，本已平等，无别享特权者。”［10］改良派不顾客观现实存在着的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甚至断言中国“民久自由”，早已“人人平等，无封建之压制”。［11］(3)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梁启超等认为，“外国资本家若悉数将其势力移植于我之通商口岸乃至内地，以从事掠夺，则我之对付彼辈，可以全仿被劳动阶级对付被辈之法，毫无问题。今也不然，彼辈势力之移，虽著著进行，然为势甚缓。以今日及最近之将来的情形而论，彼辈依然安坐伦敦、纽约、巴黎、大阪以择吾肉而吸吾血。”［12］改良派极声称如果帝国主义国家干涉中国革命，中国会遭到亡国灭种的危险。梁启超认为“以器械不良、机关不备之揭竿斩木的兵队，与世界矗矗著名数强国之联军相角，而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则大言壮藉，聊以自豪，何所不可。”［13］辛亥革命的成功，正式宣告了改良主义的破产。改良主义的破产就是建立在资产阶级改良派出于自身利益对国情的判断和认识，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中国的封建社会进行改良是不能成功的。

2、孙中山的国情观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在工人阶级问题上的分析。认为“外国工人是受本国资本家压迫，不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中国工人恰恰是相反，不受本国资本家的压迫，要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这就是中外工人不同的情形。”［14］841(2)“中国政府”的区分标准应该是否以汉族统治为标准，没有认识到这种矛盾的实质其实是阶级矛盾。(3)孙中山认识到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尖锐对立，但把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等同于人民群众与满清政府的矛盾，把满清政府作为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根本，甚至还对他们抱有一定程度的幻想，“每县设一安民局，立局长一人，局员十人，顾问员十人。局员择用营中人，或地方绅士。顾问员则皆以地方绅士充之”［14］304;孙中山没有认识到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及其与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根本对立，需要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进行彻底的批判认为，认为只要推翻满清政府，“则全国人心动摇，动摇则进化自速。”［14］2814、“大凡文明进步，地价日涨……农业渐废，并非土地不足。贫民无田可耕，都靠做工糊口，工业却全归资本家所握，工厂偶然停歇，贫民立时饥饿。”［14］328重点放在防止土地垄断和涨价归公两点，而不是把土地全买来尽归国有，公平分配，这就不能把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与农民迫切要求无偿获得土地的愿望紧密结合。孙中山对国情认识不能科学、全面地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能正确地概括民主革命的任务、对象和动力;不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科学的、正确的革命纲领和指导思想;不能指导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

三、中国共产党对革命道路的探索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指导方针，历来重视对国情的认识，把认清国情作为正确制定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进行各项工作的基本依据。1、二十世纪初各种社会思潮中折射的国情认识。二十世纪初面对民族危机，出现了多种探索国家发展道路的想法和声音:(1)辛亥革命前后，封建思想没有被彻底地批判，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极力破除封建束缚，实现思想的解放。(2)教育救国思潮，较早出现在洋务运动后期，其代表人物是张之洞，并认为一个国家能否得以长治久安，能否得以快速持续发展，关键还是在于人才，人才日多，则国势日强。(3)与教育救国思潮同时出现，而对教育界有着直接影响的就是实业救国思潮。实业救国论者强调通过创办实业、振兴商务来增强国力，从而达到抵御外国入侵之目的，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郑观应、张骞等。这几种思潮折射出的国情认识，所制定出的战略就很难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这也是不符合国情的表现。

五四运动后，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形成了对中国国情的最初的看法。(1)宣传西方文明，希望用拿来主义发展中国。陈独秀认为“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一系，若南北之不相并，若水之不相容也。”［15］特别希望中国进行革命，学习西方文明，“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采取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16］李大钊提出“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命运已臻奄奄垂死之期”，西方文明已较东方文明处于“优越之域”，因此应下决心“竭力以受酉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17］(2)李大钊逐渐认识到国情认识的重要性，当他是民主主义者的时候，认为考虑中国的问题是不能“置吾国情于不顾”［18］55。这里的国情既是“近今之国情”，也是“往昔之国情”［18］113。对于这个国情问题不可求于外人，也“不可与客卿谋”［18］110。而在他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18］68，而且我们应当研究它“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18］711。(3)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一种与“官僚、武人与绅士、与土豪互相结托的资本主义，比各国纯粹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还厉害”［19］;“中国社会的资本已集中在最少数的武人官僚手里”［20］。早期共产主义者对国情有了一些比较正确的认识，也有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上却是模糊的、错误的认识，这些认识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

2、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1922年5月，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指出中国人民身受“国际资本和国内武人双重压迫”，“1911年武昌革命事件，正是资本帝国的势力压迫中国，使中国人起来直接反抗封建帝政以铲除革新障碍，间接革新内政以反抗国际资本帝国势力的外患之表现”［21］。(2)“马克思社会主义所以称为科学的而不是空想的，正因为他能以唯物史观的见解，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以成立、所以发达、所以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自然结果，是能够在客观上说明必然的因果，不是在主观上主张当然的理想，这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别家空想社会主义不同之要点。”［22］但是国情认识的局限性，从两个方面得到了发展:陈独秀等人片面强调资产阶级的力量及其革命性，忽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必须坚持独立性，必须争取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最后屈从和投降资产阶级，这是向右的发展;张国焘等人片面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过分强调反对资产阶级的意义，对国共合作持反对或消极态度，在土地革命时期，左倾盲动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进而主张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这是向“左”的发展。

3、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始终注意研究中国的国情，只有国情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才能指导中国的现实革命。(1)中国经济社会性质的认识和判断。1925年认为中国是“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23］31936年又指出:“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23］188。(2)旧中国阶级关系的判断和分析。地主阶级和大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23］4“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大约占百分之八十，是现实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23］642毛泽东对中国的无产阶级有着充分的了解，是指现代产业与城市工业、手工业的雇佣工人，商业店员和农村中的雇农及其其他的城乡无产者。其中“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23］8这就为中国革命找到了阶级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根本在于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以此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毛泽东在认识国情问题上实事求是，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他们紧紧抓住并不断创新实事求是的世界观、社会矛盾理论、阶级分析方法、历史辩证法、人民主体性等几个唯物史观中的理论核心，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既系统地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也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古代社会;既全面地解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也全面地解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既理清了中国古代与近代的关系，也理清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既详尽地分析了中国近代的工农阶级，也详尽地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及其他阶级;既阐明了从中国古代社会到近代社会变迁的规律，也指明了由当下现实到未来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既梳理了世界历史变迁进程的普遍性，又梳理了中国历史变迁的特殊性。这种国情的科学的、整体的、系统的、全面的分析，指导了中国革命的成功。

四、建国后毛泽东对国情的认识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社会主义初期建设的成果和经验也证明了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是建立在国情的正确判断的基础上的，科学的国情认识决定着社会主义建设能否走向正确的道路:1、1949～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过渡有着特殊国情背景，不同所有制为基础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机器生产和手工劳动并存;人口构成不平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自然经济并存［24］5，毛泽东对此阶段的一般国情做出了研究和概括，并概括了其基本特点:“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25］277;“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25］400;但“已耕的土地不足”，“经营方法落后”［25］179;“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25］379;“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25］288，即我们还很穷，底子也很薄;“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25］69;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济性质还对中国革命产生影响，这样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性和困难，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别，这就要求我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必须制定符合国情的战略和方针，这样才能取得胜利。在依据国情制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指导下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确立起来。中共八大指出主要矛盾人民群众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改造初期还依据国情进行实际调查研究，当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并有了一定成绩的时候，就开始出现脱离国情和实际的情况，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失。

2、1957～1978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确定。毛泽东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于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这条路线是建立在对党的主要任务准确判断基础上的，反映了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由于在实际贯彻和实施中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片面强调群众运动和主观意志的作用，建设速度上急于求成，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导致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的错误，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挫折。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也曾就认清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国情做些努力，但最终都没有取得实事求是的效果。由于调查研究的指导思想上有“左”的错误，被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既定框所束缚，在材料的取舍、情况的了解上，必然带有主观、片面和局限性，许多本来正确的意见就不大容易听得进，甚至还把它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进行批判。在当时情况下，还由于过分地夸大“典型调查”的作用，以至往往能超出它所能适用的范围而出现的个别代替一般、以偏概全的弊病，据此调查研究自难对国情做出准确的判断。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与改革开放

针对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存在的脱离国情的问题，“文革”结束后，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其精神实质就是要重新认识中国的国情，重新认识社会主义。1、邓小平的国情观与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制定。“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很不足，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还落后二三十年。”［26］150(1)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判断。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2)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生产力状况的分析和认识。“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27］63(3)“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7］3734、国内政治矛盾及各种政治关系的重新认识。“工农联盟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27］154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27］155“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27］378。邓小平一再强调要以中国国情为依据来解决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27］149。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我们的使命，必须正确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28］1636。(1)“基本国情包括很多方面，我主要讲三点。第一，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第二，阶级斗争是它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第三，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并且初步显示出优越性，但是由于它是一个新生的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逐步解决这个问题。”［28］262、“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3、江泽民多次告诫全党各级领导干部要“听民声、察民意、知民情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28］6134、“从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来看有这样几种趋势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世界经济技术合作加强全球化趋势愈益明显。二是世界科学技术革命突飞猛进各国更加重视发展高新技术和关键技术。三是国际金融越来越活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28］614。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经受住各种挑战。现阶段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要求，就是深刻理解和认识国情，这样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好的推进。

六、科学国情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和建设史表明，马克思主义要与国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此来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形成指导［29］。马克思主义，理论源泉是实践，发展依据是实践，检验标准也是实践。任何固守本本、漠视实践、超越或落后于实际生活的做法都不会得到成功。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我们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实际。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在挫折中奋起，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实事求是。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党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行了系统总结，我们必须牢牢记取［29］。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与建国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才真正实现正确的发展。

［1］李渡.从先进到落后的历史转折:明帝国之挽歌(上篇)［N］.学些时报，2006-10-12.

［2］李渡.从先进到落后的历史转折:明帝国之挽歌(下篇)［N］.学些时报，2006-10-25.

［3］学习时报编辑部.落日的辉煌［N］.学习时报，2000-06-15.

［4］学习时报编辑部.落日的辉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07-02.

［7］梁启超.复张东逊书论社会主义运动［J］.改造，1921-12-15.

［8］东逊先生“答高践四书”.陈独秀辑.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J］.新青年，1920-12-01.

［9］［N］.新民业报，1906(72).

［10］［N］.新民业报，1906(76).

［11］［N］.新民业报，1906(85).

［12］梁启超.复张东逊书论社会主义运动［J］.改造，1921-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