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强

(南京理工大学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

中国现代著名记者范长江同志以新闻通讯蜚声海内外，他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通讯名篇，脍炙人口，流传广远，堪称经典。其实，范长江同志还是一个政论写作的高手，曾经撰写过大量出色而当行的政论作品，只是由于他在新闻通讯方面的成就，过于辉煌耀眼，相对遮掩了他在政论写作方面的光辉，以及当年发表其政论作品的刊物多是国统区的报刊，建国后因主客观的各种因素，岁月尘封，这些报刊遭遇冷落，后人鲜有提及，以至于人们一般对其在政论领域的建树，知之甚少，至今尚未见到学界有人专文进行论述。有鉴于此，本文通过梳理范长江同志政论作品的具体篇目及其主题内容，提炼和概括其政论写作的艺术特色，为全面而准确地认识和评价范长江的历史贡献，提供一定的帮助。

一

范长江是国际新闻社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他在“文革”期间曾经回忆说:“‘国新社’所发的稿件，大都是关于抗日战争的通讯和以反法西斯战争为主要内容的专门论文，两年内总有一千篇左右。”[1]他在此处所说的“专门论文”，也就是人们通常称之为评论、专论的政论。国际新闻社当年所发的稿件基本上是通讯和专论两类。范长江在领导国际新闻社的两年多时间内，执笔为文，常常倚马可待，为人称道。夏衍曾回忆说:“大家当时还有一个感觉，国新社的朋友中，长江的笔头是很快的。在桂林时胡愈老等有个聚餐会，长江、刘思慕、姜君辰和我一些人都参加，国新社要发什么稿，每次聚餐会一谈，哪一件事要写一篇文章，就拿起笔写。当时写稿最快的两个人，一个是范长江，一个是刘思慕。”[2]夏衍这里所回忆范长江写的文章，显然基本上是政论一类的文章。可见，范长江确曾写过为数不少的政论文章，而且是国新社内一个写作政论的高手和快手。政论构成了范长江新闻写作的重要而有机的组成部分，在范长江的研究中不可或缺。

范长江究竟写过哪些政论?除了收入《范长江新闻文集》(上、下)中的《抗战中的党派问题》《日本咽喉的溃烂症》等数篇为人耳熟能详外，其他篇什则多不为学界所闻。这当然是由于学术界对范长江的政论作品一直缺乏搜集和整理所致。坊间目前通行的范长江新闻作品专集，最为全面的当属由范长江夫人沈谱编辑的《范长江新闻文集》(上、下)，该书1989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上册文章共119篇，除包括范长江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外，还包括范长江专门写红军长征的7篇专文，以及首次披露西安事变真相的通讯《动荡中之西北大局》等，写作时间从1934年12月至1937年5月;下册包括抗战初期范长江在华北、上海、中原等战场所写的一批战地通讯，在香港《华商报》上连载数月的《祖国十年》等长篇回忆性述评，以及《人民报纸的基本问题》等新闻理论文章和屈指可数的几篇专论，共计117篇。《范长江新闻文集》(上、下)基本上包括了范长江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文章，但毋庸讳言，该文集也留下了一般文集所具有的遗珠之憾，范长江的一些重要文章，特别是范长江的政论作品大多没有选入。这当然有选编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认识原因，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资料掌握不全所致。因为当年刊发范长江政论作品的很多报刊，如《浙江潮》《西南青年》《东方战友》《野草》《战地文化》《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等等，建国后多非新闻史学界研究的重点，其中刊发的文章多被遗忘。即便如在抗战时期曾影响很大，发表过范长江5篇文章的《浙江潮》杂志，建国以后在大陆新闻史学界也一直备受冷落，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王桧林、朱汉国主编的《中国报刊辞典(1815—1949)》等大型辞典或工具书，都没有设置《浙江潮》的相关词条。这恐怕是范长江发表在这些刊物上的政论作品一直未能进入学人法眼的重要原因。

据笔者研究视野所及，按发表时间先后顺序，目前所知范长江的政论有如下篇目:

1、《西北当前几种急务》，载《大公报》1936年8月 13、14日。

2、《绥战的检讨》，载1937年1月1日《国闻周报》第14卷第11期。

3、《几点要务》，载上海《大公报》1937年8月26—27日。

4、《严重的汉奸问题》，载《抵抗》三日刊第12号，1937年9月26日。

5、《如何巩固抗敌阵线》，载1937年10月11日《国闻周报》战时特刊第11期。

6、《上海当前形势的说明》，载上海《大公报》1937年11月8日。

7、《今后之战时新闻政策》，载汉口《大公报》1938年1月27日、28日。

8、《新民族政策论》，载1938年3月27日《抗战》三日刊第57期。

9、《鲁南运动战的经验》，载汉口《大公报》1938年 4月 23、24日。

10、《抗战中的党派问题》，载《抗战》三日刊第36期，《血路》周刊1938年第2期转载。

11、《战区文化供应问题》，写于1938年3月14日，收入《范长江新闻文集》(下)，未标注文献来源。

12、《建立积极的新闻领导政策》，载1938年10月10日《新闻记者》第六、七期合刊。

13、《日本咽喉的溃烂症》，载1939年12月20日《浙江潮》第91期。

14、《平凡的估计与平凡的努力》，载1939年5月5日《全民抗战》1939年第69期。

15、《泛论我对英法美苏应有的关系》，载1939年10月17日《浙江潮》第83期。

16、《日本对朝鲜的苦闷》，载1939年10月10日《浙江潮》第81、82期合刊、1939年10月30日《东方战友》第11、12期合刊。

17、《南宁战争的意义和教训》，载1939年12月29日《西南青年》创刊号。

18、《敌思想文化的没落》，原发刊物不详，1939年12月1日《云南教育通讯》第2卷第15期转载。

19、《国际新形势与抗战前途》，载1940年1月10日《浙江潮》第93期。

20、《寒假中的工作》，载1940年1月20日《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第16期。

21、《论敌人在桂南的新动向》，载《救亡日报》1940年2月3日。

22、《怎样粉碎敌人的新阴谋》，载《救亡日报》1940年3月24日。

23、《歧途上的危机》，载1940年3月17日《抗战周刊》第31期、1940年3月30日《战地文化》第1卷第7期。

24、《中国西南国防上的民族危机》，载1941年1月15日《东方战友》第24、25期合刊。

25、《正确估计——港战杂话之一》，载1942年7月1日《野草》第4卷第1、2期合刊。

当然，这绝非范长江同志所写政论的全部篇目，如《胜利的把握》一文，曾见诸于当年书刊广告，但学界至今未能窥其庐山真面。

二

范长江的新闻生涯起始于新闻报道，不过，在他的新闻报道中，始终伴随或夹杂着浓郁的议论色彩。范长江以新闻通讯名世，已有研究者指出:“政论在长江的通讯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因此，其通讯中有的气势很大，大有‘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气概，深具战斗力;而直抒胸臆，针砭现实，又使得其通讯中感情强烈，很有感染力。”[3]政论在范长江的通讯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有些篇什甚至让人很难分清是通讯还是政论，如1936年4月他写的《伟大的青海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支撑点》，通篇都是叙中有议，议中夹叙，叙述与议论水乳交融，读起来却丝毫没有突兀、生硬的抽象之感。美国著名的新闻工作者李普曼曾有一句名言:“新闻事业的最高准则无非是阐明真理而使魔鬼感到羞愧。”[4]政论是与消息、通讯等相并列的新闻基本表现手法之一，是新闻记者站在一定的立场，对某一问题或事件表示赞成或反对，展现自己的看法、见解和倾向的一种重要手段。新闻记者阐明真理的过程，既是摆事实的过程，又是讲道理的过程，因为真理离不开事实和对事实的正确理解，而阐明真理则少不了议论。法国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拉法格在谈到作家的创作时说:“发议论——是人的特点和他的精神上的快乐，不发议论的作家——只是个手艺匠。”[5]范长江曾吐露其新闻写作的心声:“我们所以忍受若干不合理的事实而不愿放弃的‘责任’是什么?就是为国家求独立民族求解放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责。”[6]质言之，范长江的政论写作是他具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自觉履行一个新闻记者社会担当的一种表现。

范长江的政论写作具有明显的时段性。他在1933年下半年开始给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大公报》投稿，步入新闻领域。1935年5月，他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身份开始西北考察旅行，历时10个月，足迹及于川、陕、青、甘、宁等地，陆续在《大公报》发表旅途通讯，并有数篇专门报道红军情况的通讯，备受全国读者关注，并正式成为《大公报》的特派记者。1936年8月，他化装去西蒙居延海一带，了解日本的西侵情况。他的政论写作就在这一期间起步。1938年10月，范长江脱离《大公报》，此后他就主要担任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和国际新闻社的领导工作，从事严格意义上的新闻报道机会并不很多，而政论就逐渐成为其新闻写作的主要内容和基本体裁。因此，范长江的政论写作主要集中在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底约5年时间内。此后虽仍间或操笔，但在数量上已经不可与此前的密集为文同日而语了。

政论选题，即选择政论所要评论的问题，规定着政论写作的方向和目标，是政论写作的第一步。政论选题的过程同时是向社会作调查和研究的过程，新闻记者只有深入到社会生活实践中去，深切体察和了解广大人民的愿望和疾苦、心理和情形，才能发现群众所最关心的、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才能从中提炼出有价值的、能拨动读者心弦的政论选题。范长江在《塞上行·自序》中说他“因为随时和各种实际社会生活接触，发现了潜在中国社会里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等着我们深入去求了解，而且急待着我们研究解答的方案”[7]。这一夫子自道，既坦率地表露了其政论写作的主体动因，也充分地说明了其政论写作的选题指向和来源，即他的政论选题都直接来源于现实生活，是当时社会中普遍性矛盾的突出表现，是与当时广大的中国人民根本利益攸关的重大而急迫的问题。

范长江的政论选题，可以归结为如下几个类型:(一)提出解决当前某一急迫问题的具体建议或意见，如《西北当前几种急务》《几点要务》《严重的汉奸问题》《中国西南国防上的民族危机》《如何巩固抗敌阵线》《怎样粉碎敌人的新阴谋》《寒假中的工作》《战区文化供应问题》《抗战中的党派问题》《歧途上的危机》《今后之战时新闻政策》《建立积极的新闻领导政策》等;(二)针对某一具体战斗、战役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检讨，如《绥战的检讨》《鲁南运动战的经验》《南宁战争的意义和教训》等;(三)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分析，如《上海当前形势的说明》《平凡的估计与平凡的努力》《论敌人在桂南的新动向》《正确估计——港战杂话之一》《国际新形势与抗战前途》《泛论我对英法美苏应有的关系》等;(四)对敌方目前态势和现实状况的揭露与剖析，如《日本咽喉的溃烂症》《日本对朝鲜的苦闷》《敌思想文化的没落》等。范长江的政论表面上看去主题十分广泛，涉及很多方面的内容，但为战争服务并争取胜利则是始终贯串其中的一条红线。他论述《西北当前几种急务》，是在“察北失陷，绥东又紧，看看西北又将继东北而成为国防第一线，以西北之地位，及内部情形言之，此时若不赶紧设法，则将来变局已成，欲加布置而势不可能”[8]的急迫形势下，提出如何经营西北、建设稳固后方的参考思路。他写《歧途上的危机》也是因为“一年以来，国内党派间摩擦之声浪日高。死敌当前，而阵营多故，有识之士，对此不能不有所系念”[9]。众所周知，中国抗战胜利的关键最主要的是靠自己本身的力量，而中国自己本身力量的大小如何，最主要的要看国内统一团结之强弱。若国内团结发生问题，就是抗战胜利最主要的担保发生了问题。团结是我们战胜强敌的武器，自己先解除武装，南宋历史的覆辙势必重蹈。无论论题为何，他的政论都无不指向服务抗日救亡的最终目标。

三

范长江抗战前期的政论文章，在国内外风靡一时，倾倒万千读者，一时间有洛阳纸贵之势，国统区的很多报刊都以能发表他的作品为荣，即便如《血路》周刊、《战地文化》等国民党宣传系统人员所创刊的刊物，也常常竞相将其政论文章刊登在显要位置，作为号召读者的一个法宝。范长江的政论文章之所以有如此之大的魔力，固然与他的新闻通讯此前在读者中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晕轮效应”有关，也与他的政论选题多为社会热点问题，具有相对的“政治正确性”，能够拨动时代的脉搏、打动人们的心弦有关，但更本质上的原因还是在于他的政论在艺术上具有独特而鲜明的风格和特色，具有强大的逻辑说服力量和艺术感染魅力。具体言之，范长江的政论在写作上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艺术特色。

1.高屋建瓴，视野开阔。范长江的政论往往从相互联系的角度观察某个问题，将论题置于一个异常开阔的时空环境之中，避免了就事论事或盲人摸象的局囿，给人以笔意纵横、收放自如的感觉。如在《泛论我对英法美苏应有的关系》一文中，范长江分析和论证了我国当时应如何处理对英法美苏等大国的外交关系这一重大问题。范长江明确地指出，中国外交当然本独立自主原则，但中国外交政策的进退，却还要看国际的环境。今天欧洲的变动，在中国外交上起重要的影响。不论欧洲战争采取什么形式发展，英法或德国在远东对日本都必然采取妥协的态度，都希望日本在远东起着他们各自希望的牵制作用。而中国抗战到底，符合苏联和美国的利益。英法对日采亲善态度，香港开始压迫反日言论;德国通讯社从莫斯科发来电报，说德苏世仇，现已经携手，日苏也并非全无妥协余地，而中日固然世仇，但长期打下去，也不见得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利益云云。范长江指出:这些显然都是为了阻止中苏美进一步合作所编造的谎言，是为了阻止中国外交走新路的国际阴谋。以世界性的发展眼光看问题，视界宏大又分析绵密，令人信服。

2.知识丰富，引人入胜。范长江的政论给人以颠扑不破、丰满充盈之感，除了思想内容的正确外，还因为他生活丰富，掌握了大量社会、历史、科学、哲学、文学的知识，他往往根据论题的需要，择用大量的从采访和日常观察中得来的现实材料，辅以大量的诗词、谚语、地方掌故、历史地理等材料，使人读后如入山阴道上，琳琅满目，目不暇接，处处充满新鲜的感觉。发表在李斗山主编的《东方战友》第24、25期合刊上的《中国西南国防上的民族危机》一文，由两种观感、一个例子、泰族是问题等三个部分组成，不仅有鲜活的现实例子，还从历史、地理的角度了介绍了泰族与汉族之间关系的演变，文中穿插叙述了“八擒孔明”“七擒孟获”、清代杜文秀之乱及其遣使通太平军、因交通不便无果的材料，及时儆诫当局泰族问题之波及中国西南国防，只是时间问题，必须迅速筹划用民族平等主义重新安排西南民族问题，否则将贻害无穷。落笔于往古，归意与当前，古今中外，旁征博引，而又引用贴切，不但使读者从中得到各种知识的陶冶，而且能够有力地引导读者从历史事实的回顾中，通贯古今，自然之间认同作者的观点。

3.分析透辟，论证有力。政论是说理的艺术。“论如析薪，贵能破理。”[10]范长江的政论不仅观点明确，而且讲究论证的技巧和方法，讲究观点和材料的统一，因而具有很强的逻辑力量。发表在1940年3月17日出版、黄枯桐主编的《抗战周刊》第31期的《歧途上的危机》就是其中一篇突出的论证佳作。范长江在文章开篇劈头提出“中华民族今天又到了最危险的关头”这个令人震惊的观点，不能不引起读者的关注和疑问。然后顺势以自问自答的形式展开论述，为读者释疑解惑:“为什么?因为中国抗战胜利的关键，最主要的是靠中国自己的力量，而中国自己力量之大小如何，最主要的要看国内统一团结之强弱。若国内统一团结发生了问题，就是抗战胜利最主要的担保发生了问题。”[9]由于这里的因果关系极为明白显豁，就使论证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随后，作者在概括叙述一年多以来国内党派间摩擦之声浪日高的事实后，再次提出“团结不能巩固的思想根源在那里呢”的问题，然后一一分析抗战适可而止论、速胜论、依赖外援论等几种想法的错误所在，在于对抗战的性质没有真正了解。论述得层次分明，有令人豁然开朗、醍醐灌顶之感。

4.语言生动，妙趣横生。政论通过说理来表达思想感情，不仅要求语言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且要求语言具有感染力，如此才能打动读者。范长江的政论内容大多涉及国内外的政治、战争等重大问题，但他善于在写作中运用形象的说理方法，赋予抽象的道理和逻辑以跳跃的生命，所以他的政论作品虽然思想深刻，议论精警，但却平白无华，通俗易懂，给人一种古雅朴实而又敏锐活泼的审美享受。如《西北当前几种急务》一文中，作者述形势的急迫性:“察北失陷，绥东又紧，看看西北又将继东北而成为国防第一线，以西北之地位，及内部情形言之，此时若不赶紧设法，则将来变局已成，欲加布置而势不可能。”[8]句子长短相间，精炼畅快。《日本对朝鲜的苦闷》中:“日本统治者对于赔笑脸的事情，似乎很有素养的样子:拿反英运动来讲，去冬到今夏，可谓高涨入云。八月德苏协定吃了一个亏，上海日兵立刻对英兵敬礼!”[11]语言简洁又富于文学色彩，既通俗，又形象、幽默，字里行间充满讽刺的意义，好像一幅生动的漫画，寥寥几笔就栩栩如生地勾画出了日本统治者外强中干而又狡猾善变的嘴脸，给人以一种审美的享受。

政论是新闻工作的基本手段之一，其文体的存在意义显示着政治对新闻的介入。范长江对新闻与政治的关系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战争是政治的手段，一个报纸如果不能以负责的态度，把战争有关的各种政治问题，切实地报道和指示，也必将因躲避现实，而逐渐为读者所抛弃。”[12]这是他勤于写作政论的重要原因之一。范长江的很多政论都曾经产生过很大的社会影响，如《抗战中的党派问题》一文发表后，就曾在国内引发了一场党派问题的大讨论。作为中国现代最著名的记者之一，政论无疑是范长江新闻写作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就今天的眼光来看，范长江的政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并非尽善尽美，但即便如此，他的政论仍然具有十分重要而独特的历史认识和艺术表现价值，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

[1]范长江.关于桂林国际新闻社的情况[G]∥广西日报新闻研究室.国际新闻社回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7-8.

[2]夏衍.长江的道路[G]∥不尽长江滚滚来——范长江纪念文集:增订本.北京:群言出版社，2004∶20-24.

[3]黄旦.范长江通讯中的政论色彩 [J].新闻与写作，1986(1):29-30.

[4]杨丘.记者的光和热向哪里发[J].新闻与写作，1985(9):3.

[5]蒋孔阳.形象思维与议论[J].山花，1979(1):12-14.

[6]范长江.“国新”两年[J].新闻记者，1940(9):16-21.

[7]范长江.自序[M]∥范长江新闻文集:上.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368.

[8]长江.西北当前几种急务[N].大公报(天津)，1936-08-13(03).

[9]长江.歧途上的危机[J].抗战周刊(31)，1940-03-17∶3-4.

[10]周明.《文心雕龙》校释译评[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169.

[11]长江.日本对朝鲜的苦闷 [J].浙江潮 (81、82)，1939-10-10:586-587.

[12]范长江.新阶段新闻工作与新闻从业员之团结运动[M]∥范长江新闻文集∶下.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