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山

（韶关学院 学报编辑部，广东 韶关 512005）

人类和平与孔子智慧①此文是作者在印尼棉兰举办的国际儒学大会（第六届）学术研讨会议的交流文章，题目稍有变更。

李明山

（韶关学院 学报编辑部，广东 韶关 512005）

1988年，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国际会议上得出一个结论：21世纪人类要汲取孔子的智慧；1992年，社会学家费孝通也说，新的“战国时代”呼唤新的孔子。孔子儒家思想不仅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做出了贡献，对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和广学会传教士的在华传教都具有诸多可吸取的智慧。因此，儒家思想不仅具有维系民族国家和平发展的功能，而且也能够促进世界和平。

人类和平；孔子；儒家思想

一、新“战国时代”危机的和平解决需要孔子的智慧

曾经有人说起，中国之所以长期与“诺贝尔奖”无缘，儒学应负不少责任。这样说法的文章发表后，还曾被《新华文摘》转摘了。奇怪的是，在1988年，全世界的诺贝尔奖金得奖人曾在法国巴黎开会，会议结束后发表了宣言（其实是结论），其中有：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人并没有忘记这段话语。孔子的故乡曲阜市还对此进行了宣传。但1997年后，此事遭到个别人质疑。为给此事“正名”，传统文化爱好者胡祖尧先生花了两年时间，收集了大量数据。他根据曲阜市档案馆提供的信息，从国家图书馆得到了一张报导诺贝尔奖获得者集会巴黎的《堪培拉时报》（1988年1月24日）报导复印件。该报上一篇题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说要汲取孔子智慧》的报导说，在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诺贝尔奖获得者汉内斯·阿尔文表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由此可见，获诺贝尔奖的这位科学家确实说过“要汲取孔子的智慧”的话。

无独有偶，1992年，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十年”纪念会上有一个讲话，其中不仅说到孔子的“仁”，讲到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的问题，还讲到海湾战争之后人们已注意到战争造成的环境污染，认识到了人与地球的关系。并把20世纪末和孔子生活的时代相比较，认为21世纪是一个危险的世纪。孔子所处的背景是春秋战国时代，即中国古代的战国时代。20世纪末的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全球性的战国时代，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在呼唤着新的孔子，一个比孔子心怀更开阔的大手笔。费先生如此说，和全世界的诺贝尔奖金得奖人法国巴黎会议结论之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具有一致性。因为这个时代，也是冲突倍出、战乱不断。海湾战争背后具有宗教、民族的冲突，东欧和原苏联炮火不断都有民族斗争背景。20世纪末的事实，世界不只是生态失调，而且还暴露出严重的心态矛盾。费先生反复地思考，认为当时人类正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孔子。在他看来，新的孔子必须是不仅懂得本民族的人，同时又懂得其他民族、宗教的人。新孔子要从高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世纪之交导致大混乱的民族和宗教冲突充分反映了一个心态失调的局面。人类需要一种新的自觉。考虑到世界上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心态的人今后必须和平共处在这个地球上，人类不能再自扫门前雪了，需要找出一条共同生活下去的出路，寻找一个全人类共同生存下去的新办法［1］。

费孝通先生刚好在梁漱溟百岁诞辰之际，到了山东邹平县去给他的墓上坟，还重温了梁先生的中西文化观。认为他是“把世界文化分成三种模式，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这三种文化造就了三种人生态度：西方人注重物质外界，力图改变环境，满足生活的物质需要；中国人不尚争斗，力谋人与人之间友爱共处，遂生乐业；印度人则纠缠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永远调协不了的矛盾里。西方人讲了科学，促进了生产，发展了生产力。这是好的，但还有一面就是这种态度既可活人又可杀人。他们忽略了人与人之间应当怎样相处。”［1］实际上梁漱溟所说的中国文化，正是以孔子儒家学说为中心的东方文化。儒家学说的本质属性就是和平、和谐，不尚争斗、和平共处。事实应验了费孝通先生的话。20世纪末，海湾战争的余波未平，美伊战火又起。苏军侵入阿富汗的战争硝烟刚散，美军侵入阿富汗的炮声又响了起来。进入21世纪，整个世界更是不得安宁，美国发生了“9·11”事件，恐怖活动的背后，潜伏着深厚的民族矛盾。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危机，伊朗核查危机，朝鲜半岛危机，一个接着一个的战争危机、地区危机、民族争端，连续不断地出现，整个地球再也安宁不下来了。看来，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诺贝尔奖获得者汉内斯·阿尔文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十年”纪念会上讲话中的担心也不是多余的。他们的高远眼光不谋而合。人类确实应该用“孔子的智慧”好好处理一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与地球之间的关系问题。21世纪确实是一个危险的世纪。和孔子生活的时代相比较，现在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全球性的战国时代，而且是一个更大规模的大国争霸的战国时代。

中国先秦的春秋战国时代，也是一个战争连绵、兵连祸结的时代。当时虽然出了一个孔子，可是他的思想也不被诸多强国所采纳。现实要求各国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来开展角逐和斗争。最终是实力强大的秦国征服了其他国家，建立了统一的封建王朝——秦朝。秦始皇运用法家思想，作为中央集权国家的指导思想。但是好景不长，只有十几年的光景，秦朝就结束了。秦亡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焚书坑儒，没有实行儒家的仁政思想，而是一味地推行苛政，经过数百年战乱的劳动人民都渴望和平与稳定，不希望战争与离乱。而秦始皇没有在秦统一后与时俱进，改变政策。而是在民心不稳、国力不强的情况下，四处征讨、大兴土木，修阿房宫、骊山墓，筑长城、修驰道，打匈奴、征越族、戍五岭等等，使用的人力物力大大超过了当时社会经济所能负担的极限。无休止的征役，使“丁男被甲、丁女转输”（《汉书·刑法志》），连妇女也被征调去运输粮饷了。长期战乱后的人民得不到休养生息，日子太苦了。为镇压六国贵族的反抗，秦始皇还实行了“焚书坑儒”，没有推行孔子儒家的仁政，因此很快就灭亡了。

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的和平稳定发展是利用了“孔子的智慧”

中国封建社会比较漫长，从公元前475年到1840年，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两千多年间，孔子儒家思想是它的主要指导思想。汉朝吸取秦亡的教训，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使社会得到稳定发展。尤其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政治制度化，于是中国封建社会有了很长一个时期的和平稳定发展。当然其间由于玄学、佛道的彼此消长等原因，使中国在封建时代也出现了几个短时期的动乱。但整个看来，和平稳定发展是主要的。西汉200多年，东汉也近200年。唐朝有289年，几近300年。两宋虽分南北，经济文化却有很大发展，统治了300多年。辽、金与宋并存，也都存在一二百年。元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版图虽大，但征伐太过，只统治了不到100年的时间。明朝有200多年。清朝是封建社会的末代王朝，也统治了200多年。整体看来，中国封建社会虽然漫长，但它是在奴隶制基础上产生和建立的。它在建立之初，是进步的。中国封建社会基本上以孔子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所以才有长期的和平与稳定。有了长期的和平与稳定，才有中国封建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才有四大发明等闻名于世。儒家思想被中国封建统治者利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地加以改进、发展后的利用。孔子学说在春秋战国就得到孟子和荀子的继承和发展。汉代汉武帝时期，又经过董仲舒等，进一步将儒家思想政治制度化了，使用起来更得心应手。到了宋明，进一步发展成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都曾是统治者适用的思想。从汉代到清朝，儒释道三家思想，在统治阶级心目中的地位，在短时期内互有此消彼长。但儒家思想作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基本上一直沿用下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地位基本没有变化，根基没有动摇。但儒家思想的内部，也具有派别之争，思想内容也得到不断的演变和发展。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儒家思想运用得好的时期，社会就会和谐稳定发展；儒家思想运用不好的时期，社会就容易出现动乱和麻烦。在中国封建时代，又主要是儒释道三家思想互为此消彼长。儒家和道家应该都是本土资源，而释家则来自域外。三家思想尽管会有必然的矛盾和分歧，但儒家思想不仅和本土道家思想互为融汇、和谐与贯通，即便是和来自域外的佛家思想，也能够互相融汇、和谐与贯通。此消彼长期间，儒家思想的融汇和谐作用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因此可以说，儒家思想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兼容性。儒家思想的包容性，主要源自于孔子儒家“仁”的思想、“和合”思想等。关于“仁”与“和”的同类思想，阐发很多。主要是关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诸如“仁者爱人”、“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泛爱众”、“和而不同”、“天人合一” 等等。正是儒家这一系列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平共处的和谐思想，在中国封建时代得到了较好地运用，才会有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和平、和谐发展。至于明清以后，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攻击下，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动乱，那是需要探讨的另外的一个问题。在中国封建时代，长期得以存在的宗教派别主要有道教和佛教。儒家思想不是宗教，但是孔子儒家的思想和道教与佛教倡导理念多有相通和融会贯通之处。如孔子引导社会要达到“均、和、安”，让民众得以生存繁衍、和平安宁；统治者与劳动者都要按名分地位节制私欲，“克己复礼”，最终达到天下安定和平发展。佛教要普渡众生脱离苦海，要求天下人无欲，或者节制欲望，为善修德，达到“四大皆空”而后达到佛的境界。道教就曾由葛洪进行了改革，他还提出了儒道双修的主张，把道教的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结合起来。他甚至说，道教徒虽修炼老子之道，如果不忠、不孝、不仁、不恕、不信、不义，那么，再勤于炼丹养性，也不能成仙［2］。北魏寇谦之进一步把儒家的纲常伦理作为道教的主要修行内容，作为礼拜炼丹的主要形式。南朝齐梁时陶弘景在儒道结合的基础上，主张且践行儒佛道三教融合。到了金代，王重阳创立全真教，主张道儒佛三教平等，出现所谓“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原来一祖风”，并把儒家《孝经》作为道教的必修经典。元代邱处机继承了王重阳的清心寡欲思想，主张修道者应出家，断绝一切尘缘，认为“一念无生即自由，心头无物即仙佛”。道教自葛洪改革之后，历代大德道士都主张并实践儒道双修，甚或道儒佛三者同修。道教与孔子思想，尤其仁、恕、诚、信、孝、悌思想更为相通［2］。由此看来，中国封建时代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在诸多方面虽然具有分歧，但同时也有共同和谐发展、和平共处的历史和实践。而儒家在儒释道和谐发展过程中，又具有主导作用，处于主导地位。

三、利玛窦等和平传教从儒家学说吸取智慧

西学东渐，一般认为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的。清末出现了又一个高潮。与西学东渐相伴随行的西方基督教的在华传播。明中期开始，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以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的面目出现，开启了这种端绪。利玛窦1582年来华传教，被誉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人。但传教士是带着传教使命来到中国的。从1583年到1724年雍正禁教，历时140多年，主要是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等人为代表的传教士在华传教，同时，还传播了西方科学文化。后一时期的西学东渐是从晚清的1811年开始，除了有更多的西方传教士，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继续进行西方宗教思想传播。宗教文化的传播和发展，都会伴随激烈的冲突。基督教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必然也有文化冲突，但也有值得关注的融合和贯通。一方面是传教士主动地制定相关政策，另一方面是儒家思想所彰显的和谐与包容特点。比如，利玛窦在明朝入华传教以后，最初看重的不是儒家思想，而是佛教和尚的智慧。利玛窦受耶稣会差派，于1583年偕同罗明坚抵华，先到广东肇庆，后于1589年前往广东的韶州传教。他一开始以为身披袈裟的和尚代表中国的智者，所以他也剃去头发，披上袈裟；后来才知道士大夫穿戴的是儒服和儒冠，受社会尊重、具有社会地位的人是儒家士大夫。于是，利玛窦随即改换了服饰，也自称儒者。而且，还潜心研究中国经典，尽可能了解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并且注重从上层社会入手，引导下层社会，产生风行草偃效果。他认识到，赢得人民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赢得儒家知识分子。他十分清楚，儒家学说作为知识分子的群体意识，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了维系人伦秩序的主导地位。他还认识到：中国哲学家最有名的叫孔子。孔子既以著作授徒，也以自己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治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远比世界各国过去所有被认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神圣。因此，利玛窦改变了传教策略，努力钻研儒家经典，向人们表明他既是神学家，也是儒者。1595年在南昌刊刻 《天学实义》（1601年在北京重刻前改名《天主实义》），尽可能试图引用中国古代儒家传统思想和天主发生联系。利玛窦尤其还注意到儒家思想的和平功能。他高度评价儒家学说对治理国家、维持社会稳定与和谐上的巨大作用：“它 （儒家经典）主要着眼于个人、家庭及整个国家的道德行为，在人类理性的光芒下对正当的道德活动加以指导……儒家这一教派的最终目的和总的意图是国内的太平和秩序。他们也期待着家庭的经济安全和个人的道德修养……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和基督教的真理。”［3］利玛窦通过研究儒家经典对中国社会礼仪和习俗有了深刻的见解，以至认识到：中国人对孔子的尊敬并不是拜偶像，孔庙的祭祀本质上并不是宗教崇拜，孔子是中国社会原则的象征。

利玛窦因此对天主教某些重要的教规作了重大的变通，以适应中国社会。他所确立的传教策略，被后世称为“耶稣会的知识传教政策”。利玛窦借儒传教，用和平温柔的手段推开了中国对外闭关锁国的大门，让怀着无比自傲文化心态的儒家士大夫皈依了基督。在明朝万历年间，宫廷中不少宫女以及中宫太后、皇太后及太子均受洗归主。

利玛窦开创的大好局面在清朝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续。康熙亲政之后，耶稣会士们又重新活跃起来。南怀仁深得康熙皇帝的赏识，视为 “信赖的密友”，希望他“不离开身边”。康熙在南怀仁的影响下，屡次重申了天主教不是邪教。1692年特别谕示各省，居住的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不宜禁止他们的行动。启蒙运动的领袖、著名法国哲学家伏尔泰（Francois-Marie de Voltaire,1694-1778），将中华文明的内在精神与启蒙思想进行高层次融合，进而强有力地推动欧洲近代变革。他称赞中国是世界上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尤其擅长政治治理和社会风俗的培养：“中国人很早就具备对社会有用的各种事情的知识和实践，虽然在科学方面没有取得像我们现在一样的进展……但他们使道德至善至美，而这正是科学首要的东西。”［3］中国之所以获得如此至善至美的道德，孔子“实为天下唯一的师表”。孔子学说教人以德，使普遍的理性抑制人们利己的欲望，从而建立起和平与幸福的社会，中国2000余年来得以国泰民安。伏尔泰还认为，中国道德与政治、法律的结合，即中国式的德治主义，是公正与仁爱的典范。确实，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仁义”、“公平”、“和谐”等思想，不仅建构了辉煌的中华文明，也为西方思想家霍尔巴赫、魁奈等所敬仰。

进入18世纪，西方传教士伴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再次进入中国，还建立了一个传播机构广学会。本以为可以靠大炮的威力就可以广布教义而结果是收效甚微，于是他们不得不多方改变策略。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习利玛窦，采取“孔子加耶稣”的政策，利用儒家思想，和平传教。将《圣经》要义和儒家《四书》《五经》撮合起来。德国教士花之安进一步将他的传教书《自西徂东》的五集，加上标榜为“仁、义、礼、智、信”的标签出版发行，利用儒家思想扩大基督教传播。正如花之安在《自西徂东·自序》所言：“儒教言理，则归于天命之性；耶稣道理，则归于上帝之命令。仁义皆全，虽用万物，而非逐物，是以物养物之心性，而物之精妙莫能违。此耶稣道理，实与儒教之理同条共贯者也。”［4］

四、结语

20世纪末，世界科学界的精英、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会议上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向25世纪前的孔子汲取智慧。进入21世纪，新的“战国时代”已然到来，不仅地球上的战火与争端连绵不断，甚至蔓延到宇宙空间，面临着新的“星球大战”。各个国家的国防部成为“大批杀伤平民部”。大国争霸，角逐实力，互相搞军备竞赛，武力征战，不顾甚至牺牲弱小民族国家利益。孔子儒家的泛爱包容、关注民生、大同理想，正好顺应了21世纪的时代要求，可以为构建一个新的和平与文明的世界提供历史的借鉴。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社会历史实践表明，儒家思想不仅可以和本土的道家思想相互融合，也能够和来自域外的佛家相互贯通，而且还可以和西方的基督教在某些方面实行“同条共贯”。可以说，儒家思想是博大宽容的，具有缔结构建和谐社会的某种特性和本质。正如香港孔教学院汤恩佳博士所指出的那样：儒家思想“能促进世界和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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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费孝通.在“北京大学社会学十年”纪念会上的讲话［M］//傅光明.大家小品丛书:费孝通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

［2］刘伟.孔子的忠恕之道与世界和平［J］.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47-53.

［3］毛峰.中国照亮世界——“中国热”、汤因比、社群主义民主与中华文明的普世价值传［EB/OL］.［2010-09-27］.播新闻传播研究网.

［4］花之安.自西徂东自序［M］//李明山.中国近代编辑家评传.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85

［5］汤恩佳.在洛阳关林国际朝圣大典开幕仪式上的致词［C］//汤恩佳.尊孔之旅环球演讲集:第八卷.香港:孔教学院出版,2004:22.

Human Peace Need to Learn from the Wisdom of Confucius

LI Ming-shan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Shaoguan University,Shaoguan 512005,Guangdong,China）

In 1988,Nobel Prize Winners have made a conclusion in Pari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hat human beings in 21st century should learn from the wisdom of Confucius.In 1992,the socialist Fei Xiaotong also said,the new “Warring State Period” calls for a new Confucius.Confucianism not only contributed to the harmonious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feudal society,but also provided much available wisdom for western missionary Matteo Ricci and missionaries in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doing missionary work.Therefore,Confucianism not only maintains the peace and development of a nation or country,but also promotes the world peace.

Confucius;Confucianism;human peace

B222

1007-5348（2013）01-0017-05

2012-10-26

李明山（1951-），男，河南尉氏人，韶关学院学报编辑部编审，主要从事历史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廖铭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