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新生代农民工过激式维权调查分析

2013-08-15赖素萍

社科纵横 2013年1期

赖素萍

（广东金融学院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系社会保障研究所广东广州 510521）

一、引言

2010年1月23日至2012年6月13日富士康集团共发生19起跳楼事件，仅2010一年时间就发生14起。数据显示，跳楼的员工都有以下共同特点：年龄在20岁上下，入厂工作时间短。在富士康，加班是一线员工无奈但唯一的增加收入方式。虽然富士康不是唯一一家出现员工跳楼自杀事件的企业，华为、中国平安、中国联通等知名企业也出现过此类事件，但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些年轻人选择自杀来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与富士康这家企业本身有着非常大的联系。

劳动者选择体制外的维权方式——即用过激式维权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一行为不仅是对其自身的伤害以及家庭完整的破坏，而且会引发社会动荡，影响社会中其他人的心理健康以及正常的工作与生活，加剧国家的维稳成本等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同时这些年轻的生命在接受家庭、学校等的教育后，刚刚步入社会，还未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也未报答父母和国家的养育之情，就选择了死亡，这是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损失。

广东目前有2300万农民工，约占全国的1/5，是全国吸纳农民工最多的省份，其中新生代农民工更是超过70%。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广东省的经济发展是靠千百万农民工的臂膀扛起来的，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但在经济全球化所不断放大的资强劳弱的格局下，广东省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权益却常常受到侵害。由严重侵权频频引致的新生代农民工过激式维权，已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其在引发诸多社会矛盾和纠纷的同时，正在成为现阶段新的社会问题与社会风险累积的生成条件。如何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对广东省新生代农民工维权行为进行合理引导，构建其权益救助体系，规避其过激式维权对广东社会经济秩序产生的严重冲击，不仅有利于解决目前广东省不断出现的民工荒问题，也对构建广东和谐劳动关系与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分析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以下新特点：受教育时间长，专业技能较弱；超50%未婚，生活经历简单；多在东部、沿海地区就业，外出谋求发展动机强烈；多聚集在第二、第三产业就业；绝大多数从业于外商投资企业，在国企就业比重近期有所上升。不过，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也面临着劳动权益保障等一些共同的问题，但其面临的问题又有特殊性：整体收入偏低；劳动合同执行不规范；工作稳定性差；社会保障水平偏低；职业安全隐患较多；企业人文关怀不到位；职业培训不理想；加入工会比例较低[1]。

范泽仙（2011）认为：与旧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以下特点：受教育程度高；消费观念开放；注重追求人生价值；讲究劳动条件；权益意识较强[2]。

黄裕安（2011）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拥有很多优秀的品质，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仍处于社会底层，倾尽所有都难以获得改善生存的希望，失去了对生存的希望与期待，便会绝望，绝望就会用死亡来诉说。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处于边缘化状态，他们在收入、劳动条件、生活方式存在诸多问题，从而形成了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最终导致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崩溃。新生代农民工跳楼自杀现象必须把社会性原因作为第一“归因”[3]。

（二）体制内维权的缺陷

蔡禾（2009）通过分析认为，农民工对于体制内维权在心理上有一种畏惧；同时体制内维权途径费钱费时，农民工经不起折腾；再加上行政诉求与有限的行政调解能力之间不匹配，导致行使行政调节权利的部门按照科层制的原则来有选择地处理行政诉求，一是上级领导督办的问题优先解决，二是已经或有可能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问题优先解决[4]。

杨继斌在研究身体维权时说道：身体维权是弱者在体制内寻找“说法”、“活法”碰壁后最无奈、最悲凉的选择，他们被迫扮演自己所受不公待遇的裁决者，用自己的鲜血来向外界证明自己。身体维权者以自己的死为筹码，用最被动、最没有尊严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无助，但成功与否在于能否成为公众事件[5]。

（三）过激行为产生机制

1.在政治方面：马歇尔（Marshall,1964）认为,若赋予新兴的社会阶层（尤其是工人阶级）应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极端和激进的意识形态便不容易产生。盖瑞·马科思（Marks,1989）发现,国家压制工人在劳动市场上组织工会的权利,会让工人更深刻地体会到经济制度的不公正,从而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进而转向激进主义。李普塞特（Lipset,1983）也指出,政治权利的存在有利于政府与新生力量和阶层采取和解姿态,从而增强这些潜在挑战阶层的自尊和社会地位。赋予一个社会群体的政治权利，他们就不容易对革命和极端思想产生积极回应[6]。

2.在心理方面：特纳（Turner&Killian,1987）的突生规范理论（emergent norm theory）认为,群体中某个共同规范的产生是共同心理形成的关键，而共同心理是集合行为的产生的必要条件,共同心理包括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或共同的愤恨[7]。

霍耐特（Axel Honneth 2005:170-171）认为“社会反抗和社会叛乱的动机形成于道德经验语境，而道德经验又起源于内心期望的承认遭到破坏”而“那种先前被化作碎片和私下处理的蔑视经验在这一视界中就可能成为‘为承认而斗争’的集体道德动机。”[8]

格尔(Gurr,1970)的“相对剥夺感”理论,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某种价值期,而社会则有某种价值能力。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的价值能力小于个人的价值期望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造反的可能性越大[9]。

黄家亮（2008）在分析华南P县农民面对环境破坏采取集体行动时阐释了农民迫于生计压力，“咽不下这口气”，希望讨回“公道”的公平感[10]。应星(2007)在对草根行动者与草根动员的研究中,揭示了农民参与群体行动“争一口气”的公平感[11]。

3.在企业管理方面：任焰、潘毅（2006)提出了“工厂宿舍制度”的观点，宿舍劳动体制是全球化生产的系统生成物，它的出现使资本对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全面控制成为可能，最大限度的使用劳动力，同时也为劳动团结、抗争以及新型劳动关系的出现提供了可能[12]。

三、基于问卷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过激式维权原因分析

本文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设计调研问卷和访谈提纲，在广州、东莞、汕头、深圳、肇庆等几个广东主要城市，采用个别发送法、网络调查法和滚雪球的方法，对广东省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现状以及维权方式选择倾向的情况进行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了50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338份，并且对三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访谈，同时为了弥补一手数据的不足，我们在网上收集了二手数据作为补充。

（一）维权途径不畅通

1.维权成本高。正常的维权成本相当于被欠薪金的三倍。肖卫东在《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中说“为了索要不足在一千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花费时间至少11到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至1050元；国家支付政府工作人员、法官、书记员等人员工资至少是1950至3750元。综合下来，成本在3420至5720元之间。”

2.体制内维权效果差。2009年甘肃省农民刘宏德因怀疑身患矽肺（尘肺中最常见、危害最严重的一种）,他到指定的“酒钢劳研所”做职业病检查，医院检查得出“无尘肺”的结果。刘宏德说：“我咳出的黑色物质晾干研磨细，可以用磁铁吸起。”而且2011年当他生病住院时，医院的病历卡上是写着矽肺同时一切治疗都是按照矽肺来的，因此他对医院的诊断结果不服。2011年由于甘肃省卫生厅的介入，开了职业病诊断会，医生均认为刘宏德的病跟尘肺无关，因此下了诊断证明书。两次拿到同样的结果，刘宏德觉得维权无望，于是拿刀划向胸部，欲自己“开胸验肺”[13]。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劳动者按照正常的维权途径进行维权，步履维艰，为了维权所付出的时间与金钱是巨大的，更重要的是在维权之路上的处处碰壁让他们绝望，以至于做出过激的维权行为。

（二）企业人员管理制度缺失

案例一：2011年11月，全球最大的女性胸围、内衣制造企业——香港黛丽斯集团属下的深圳黛丽斯内衣有限公司(下称“深圳黛丽斯”)，一名女主管居然叫员工“去跳楼，去死吧！”引发400多人采取集体停工的方式抗议。

事件回顾：11月16日，该公司香港籍女主管邓某(人称“邓姑娘”)在车间吩咐车位的工人最近的一批新货的加工规定，但后来又改口说应该有另外的一种加工方法，在场的四川籍女工人廖会因邓姑娘讲的是广东话，她就随便说了一句“听不懂”，结果引来双方言语上的争执。深圳黛丽斯员工的报料称，他们所在工厂的管理层每天强迫加班，而且从来不支付加班费，比早前本报率先报道的古驰旗舰店事件的“血汗店铺”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深圳黛丽斯女员工王女士介绍，王女士告诉记者：“在双方发生争执期间，邓姑娘用恶毒、贬损的语言辱骂女工廖会，还让廖会去跳楼，去死吧！”廖会听到邓姑娘所说的这番话后气得浑身发抖，长期饱受邓姑娘欺压凌辱谩骂的廖会将车间用电总开关拉下，造成全车间短暂停电20多秒钟。在众多女工告知其行为将导致的后果并在众员工的劝导下，廖会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过激，随即将用电开关合上。半小时后，越想越气的女工廖会挣脱了众人的阻拦，爬上该工业厂房的六楼楼顶边缘扬言要跳楼自杀，众工友看此情景合力拦阻。

此时在旁的邓姑娘冷眼旁观且嘲笑道：“你们不要拦她，她不会跳下去的！”员工们表示，听到邓姑娘说出如此对员工生命不尊重和冷血无人性的话，大家无不心寒。长期以来，邓姑娘在厂内从来都是横行霸道，随意辱骂员工更是司空见惯的事。为了生活，为了赚钱养家糊口她们都采取了忍让态度。但是，员工们此次目睹廖会扬言跳楼，而在旁的邓姑娘不但不去阻拦，反而说出这番冷嘲热讽如此冷血无良的话，顿时个个义愤填膺。400多名员工后来决定采取集体停工的方式抗议，维护自己的权益[14]。

案例二：在我们的访谈对象中有一个17岁的江西户籍农民工在广州某工厂打工，由于上夜班时睡觉被保安抓到，第二天就收到了被开除的通知单，此前毫无预兆，并没有收到警告等通知，同时还要被罚款。以下是部分他和厂长的对话：

杨：我只是昨晚睡觉被抓到了一次，今天就通知我说被开除了，我已经在这里做了8个月了，真是太可惜了，本来还想在这里长期做的。

厂长：那就是上班不努力呗，怠工。

杨：你去看看车间里晚上有哪几个是不睡觉的，大家都这样，不信你去看一下，而且我还被扣了300块钱工资，本来就一千三四的工资。现在让我怎么办？工资要月底才拿到，现在我要去哪里找工作，找地方住？要开除也不早点。

从以上两个案例可以看出，企业在规章制度方面存在不合法行为，以及基层管理人员素质不高、管理方式不科学等问题，导致其在员工关系维护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小型企业，不够重视劳动者的心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矛盾的爆发。通过问卷调查发现，调查对象中其亲友与亲友所在工作单位之间存在矛盾的占了60%，但78%选择了“闭口不言或者和同事诉苦”作为矛盾的处理方式；同时也有69%的调查对象对其工作单位存在不满，而且45%的调查对象有过被侵权的经历，即使这样，他们中74%的人反对社会上那些为维权而采取跳楼自杀的现象，这些数据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本身对侵权现象的耐受性是很高的，一般在外界的强烈刺激下或正当维权受阻时才会选择过激式维权方式。

（三）工会职能缺失

新《工会法》规定：“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各工会组织代表职工的利益，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工会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代表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依据法律规定，工会本应是职工的维权代表，但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38%的调查对象所在工作单位有成立工会，而在工会的职能上仅有16%的人次选择了“为职工维权”这一职能。这些数据显示出，目前我国工会的组织率比较低，而且有工会的企业，这些工会在企业中并没有真正担负起法律赋予它的职责。

现状一：笔者访谈到一名日资企业的职工代表，向他了解了其所在企业工会的一些情况。以下是其部分问题的回答：

问：加入工会有什么条件吗？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加入工会？会费是多少？

答：工作满三年以上。工会费是5元每人。

问：你是如何成为职工代表的？其他工会委员是如何产生的？他们和企业高管有什么关系？

答：我是部门领导推荐的。其他工会委员由职工代表投票选举。工会委员一般是各个科室的领导组成。

现状二：广州的一家民营企业，工会成员只能是那些在办公室里工作的员工，而那些在车间工作的一线工人无权享受工会组织的活动。

基于平截面假设获得的变形分布规律，进而借助于材料均匀性假设，由物理关系可以知道应力的分布规律，最终由静力平衡关系得到应力计算公式。上述各个基本变形的应力推导思路是相似的，最终得到的应力计算公式也具有惊人的相似性，都可以表示为：应力=（横截面上内力/横截面几何参数）×应力分布参数。公式中各个基本变形所用的量见表1。横截面内力在轴向拉压、扭转和弯曲中分别是轴力、扭矩和弯矩；横截面几何参数则分别是横截面面积、极惯性矩和轴惯性矩；应力分布参数分别是“1”、到圆心的距离和到中性轴的距离，分别代表应力的均匀分布、与到圆心的距离成正比和沿梁的高度线性变化。

从以上两个现状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工会的职能出现的严重偏差，职工代表并不一定是职工选的，同时工会高层也大都是企业的管理层，这严重影响了工会发挥它所应有的职能。

（四）群体影响

我们访谈到一个参加过罢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其所工作的地方，工人罢工是很常见的现象，只不过罢工规模和影响都比较小。就在我们对他进行访谈的前几天，他还“领导”了一次罢工，原因是工厂领导强制加班，工人们很不满便发起罢工。前不久还有一次是因为工厂拖欠工资，工人罢工直到工资发放。

问：为什么那天下午没发工资你们就罢工？

答：没发工资谁给他干活，说好发的，没发不就罢工咯。

问：罢工这种事经常发生吗？

答：经常

答：一样的，你没出来工作不知道，现在的女生比男生还厉害……

周边朋友都说他平常温和有礼，与罢工时判若两人，正如勒庞（2007）所说，单独的个体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人，一旦进入群聚状态就变成受本能支配的野蛮人，群众现象如同着魔，无论外界如何反应，都会径直陷入迷狂状态，这种状态下的人群势必变成暴民[15]。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虽然在我国还没有正式通过立法来确立劳动者的罢工权，但不承认不代表不存在，罢工仍在上演，而且有愈演愈烈的势头。新生代农民工本身的特点加上群体的影响，使得他们在外界刺激下比旧一代农民工更容易产生罢工的举动。

（五）生存、工作压力大

在我们的调查中有69%的调查对象对工作单位存在不满，而在所有造成不满的原因中，工资是最主要的（占41%），其次是因为休息休假问题（占23%）。同时在所有的调查对象中，关于社会上涌现的过激式维权现象他们认为主要原因是工资问题（30%），其次是工作压力（29%）和社会压力（26%），这可以从侧面反映出这些调查对象自身对于社会现状的一种感受，在他们身上来自工资、工作、社会的压力是巨大的。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均依然远远不及日本，而且目前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钱”依然是广大劳动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从“2011年平安银行员工跳楼背后”、“玖龙纸业孔令寿坠楼事件”以及备受关注富士康事件，可以看出，员工产生自杀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或工厂的种种重压，原本阳光开朗的人也在走向了跳楼的命运。

四、结语

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关于维权现状的责任问题，46%的调查对象认为工作单位应该负最大责任，其次是政府（37%）。可见除了新生代农民工要提高自身素质外更多的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针对上面的原因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完善我国劳动立法

就劳动立法而言，我国现有劳动立法的水平与国外很多国家相比已经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而且执行效果差，加之经验不足和重视不够等导致法律存在很多的漏洞。因此，首先借鉴国外丰富的劳动争议处理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完善我国关于劳动的立法，减少法律漏洞，做到有法可依。其次，要加强我国现有立法的执行力度，做到有法必依，令行禁止。最后要加强劳动争议处理专业人员的队伍建设，提高办事效率，弥补维权供需矛盾。

（二）建立企业劳动纠纷预防与处理机制

员工是企业生产活动的直接执行者，一线员工状态的好坏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基层管理者与基层劳动者的接触最多，基层管理者对劳动者的态度将影响劳动者对整个企业的态度。因此，首先企业要配备专业的劳动关系专员进行预防和处理劳动纠纷，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要选择合适的人员担任基层管理工作，或通过培训提高现有基层管理者的管理水平，其次要建立员工帮助计划，对员工的工作生活，尤其对他们的心理健康给予重点关注，特别是在那些基层劳动者从事单调工作，劳动负荷大，重复性高的企业。最后要重视对基层劳动者的激励，如工作再设计，或者经常进行轮岗，避免劳动者出现工作倦怠的情况。

（三）改革工会职能

目前工会在我国是个畸形的工人组织，依附于企业而存在，实际上只能算是个后勤管理组织。要平衡劳资双方的力量，营造一个平等的谈判平台，就一定要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工会。会费由工人自己缴纳，工会主席的工资从工会会费中支出，在经济上脱离企业管理。通过立法来明确工会的组建程序以及罢工的合法条件的同时，还要明确相关权责，防止不法分子利用罢工之名做出有损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情。对第一个站出来，勇于维护自身权利的职工施行奖励并采取信息保护、工作保护等，破除搭便车的困境。

［1］http://wenku.baidu.com/view/5f76828071fe910ef12df824.ht ml［EB］.

［2］范泽仙.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思考［J］.达州新论，2011（02）.

［3］黄裕安.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社会反应方式与改革对策——以富士康N连跳为例［J］.中国青年研究，2011（01）.

［4］蔡禾,李超海,冯建华.利益受损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为研究——基于珠三角企业的调查［J］.社会学研究，2009（01）.

［5］杨继斌.身体维权者：最疼痛的一部分［J］.浙江人大，2011（04）.

［6］陈峰.国家、制度与工人阶级的形成——西方文献及其对中国劳工问题研究的意义［J］.社会学研究，2009（05）.

［7］Turner,Ralph&LewisM.Killian1987,“Collective Behavior.”Englewood Cliffs:Pretice-Hal.

［8］应星.“气”与中国乡土本色的社会行动——一项基于民间谚语与传统戏曲的社会学探索［J］.社会学研究，2010（05）.

［9］Gurr,T.R.1970,Why Men Rebel.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0］黄家亮.通过集团诉讼的环境维权:多重困境与行动逻辑——基于华南P县一起环境诉讼案件的分析［A］.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1］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02）.

［12］任焰,潘毅.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J］.社会学研究,20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