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方直播室》看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的问题及对策

2013-08-15李光辉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4期

李光辉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福建福州 350300)

一、辩论型电视节目概述

(一)辩论型电视节目的发展脉络及背景

西方历来有演讲和辩论的传统，辩论在社会运行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社会管理到总统选举，辩论随处可见。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曾说过:“民主是从谈话开始的。”辩论型电视节目最早诞生于美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辩论类广播节目发展成熟，而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则是在广播辩论节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六十年代以后逐步成熟。国内辩论型电视节目的出现和发展是近几年的事情，这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方面，近年来政治氛围更加宽松，社会管理更加理性，这些都为辩论型电视节目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各种价值观念正发生着激烈的碰撞，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恰好为公众提供一个表达观点、自由交流的平台，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大众传媒在社会公共领域的功能。近年来国内出现的辩论类电视节目主要有: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山东电视台的《开讲天下》、东方卫视的《撞击》和《东方直播室》、上海东方卫视的《大声说》、央视财经频道的《对手》等。

(二)辩论型电视节目的概念

史可扬教授将辩论类谈话栏目定义为:“从栏目形态来说，辩论类电视谈话节目，主要是谈话人在演播现场就某个话题展开讨论、交流、评说和争辩，提出各自的观点和看法。话题的选择在此至关重要，它关系到谈话人参与电视谈话节目的热情和兴趣，同时又直接影响着节目现场外观众的情绪，进而影响电视谈话节目的效果，而多种社会热点、焦点问题的设置都体现出节目内容的多样化、多元性和包容性。”［1］(P29)石长顺教授提出:“讨论型谈话节目，是就某一抽象话题，通过嘉宾和现场观众的讨论、辩论进行思想和观点的交锋。节目最后一般没有定论，而是把判断的权利留给观众，给观众以思考的空间。”［2］(P267)笔者较为赞同石长顺教授的定义，但是相对当前的电视节目实践来说，这个定义在关于辩论人员的组成、节目出发点等方面都还不完善。

二、从《东方直播室》看辩论型节目的问题

(一)《东方直播室》概况

《东方直播室》是上海东方卫视2010年3月开播的一档新闻辩论节目。节目首先通过短片方式介绍新闻背景，然后邀请新闻当事人以及相关嘉宾，针对新闻事件相关的话题展开辩论。“话不说不清，理不辩不明”是《东方直播室》主持人在节目里的开场白，也是节目的宗旨。与同类型辩论节目相比，《东方直播室》最大的特点在于采用“嘉宾+现场观众+当事人+网络观众”的辩论模式。这样，既保证了意见的代表性、多元性，又把互动发挥到了极致。

(二)存在的问题

第一，选题盲目跟风，主题缺少挖掘。新闻每天都有，热议的事件也经常出现，但不是所有引起热议的话题，都应该进入电视辩论节目的选题范畴。《东方直播室》在话题选择上，就存在盲目跟风的问题，把一些属于街谈巷议、缺乏真正启示意义的辩论话题拿到节目中来。例如《卖肾整容，我错了吗?》、《该不该吃猫肉》、《父母放弃救治闭肛女婴，该不该?》等几期节目虽然辩论现场也很热闹，但是，话题本身明显缺乏辩论的价值，引发思考的作用非常有限。有些话题虽具有辩论价值和引发社会思考的作用，但是，由于主办方缺乏对于主题的深刻挖掘，使得辩论要么就事论事流于形式，要么偏离主题、背离初衷。例如《学校该不该开设性教育课程》这期节目，大家的争论都集中在“有没有必要在学校招聘专职的性教育老师”上，辩论没有超出新闻事件本身，无法碰撞出对社会有启示的观点和见解。在《看到老人摔倒在地你会搀扶吗?》这期节目中，花大量篇幅介绍吴后祥多次义举后的不幸遭遇，上演了一场悲情戏和感恩戏，把现场弄得眼泪横流，而真正要讨论的话题却被搁置。这类节目只是像平面镜一样直接、简单地反映着百姓生活中的家长里短，节目充斥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却缺乏应有的理性和建设性品格。

第二，沦为精英嘉宾的秀场。辩论本应是针锋相对、咄咄逼人的反驳与论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观点都将被重新以更加理性的方式加以认识，双方的观点都将被批判和补充，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将被更深入地理解和认识，最后，各种意见达到一种均衡状态，原本偏激或片面的认识更趋于理性［3］。然而，《东方直播室》之类的辩论型电视节目有沦为精英嘉宾口才表演的秀场之虞。

《东方直播室》刻意营造开放式的辩论环境，不仅有新闻事件的当事人到场，节目过程中还会邀请有类似经历的人阐述自己的观点，同时还有现场观众发言，以及与天涯社区旗下100多个论坛合作，观众可以通过网络和手机参与节目互动，还有四名现场主要嘉宾。然而，这样的辩论环境并没有打造出真正多元化的谈话场。场上真正拥有话语权的是四名主要嘉宾。这些嘉宾包括大学教授、记者和资深媒体人等，他们往往具有丰富的知识和阅历，头脑清晰，语言的组织和表达能力超强，属于精英人群。比如黄欢，她除了参加《东方直播室》之外，还参加深圳卫视的《22度观察》和上海台《大声说》等辩论节目，而她不过是走秀“名嘴”中的一个。与“名嘴”们相比，其他普通参与者只具备“打酱油”的水平，在辩论中一旦受挫就很容易归于沉默，现场就此沦为精英们互相攻诘的“口水秀”。另外，节目的发言机制有失合理，观众和网友并不能随时直接参与到辩论中，只能在中间环节针对个别问题做“一次性”发言，缺少多回合辩驳的机会。

第三，辩论缺乏规则，口水战缺乏启发性。由于辩论节目时常会出现观点的激烈交锋，倘若没有一个辩论规则，往往容易演变成吵架，俄罗斯的电视辩论型谈话节目中甚至出现过嘉宾打架的状况。而主持人为了强化对抗的激烈程度，在嘉宾做无关紧要争吵的时候，往往不作为，甚至煽风点火，极力突出辩论嘉宾之间的不同之处，甚至采用挑拨离间的方式，调动情绪，诱使他们做出一些非理性的举动，导致现场成为骂场。

比如《家庭暴力谁之过?》这一期，澳大利亚嘉宾海蒂在批评李阳殴打其妻的行为时，无意中用了“乱七八糟”这个词，李阳就抢过话说:“不要用这种词，我会向你攻击的，你注意点。你要是不客气的话，我也会不客气。”海蒂便问:“怎么?你也敢打我?”李阳说:“你想试一下吗?”在《大学生工资不如农民工合理吗?》这期节目中，郭松民在批评黄欢没有顾及员工工资要求时说道:“黄老师我觉得你开公司不能没有人性。”之后又数次指责黄欢“没有人性”。以上这些语言上的较真，甚至是直接的人身攻击，不但缺乏启发意义，更有悖道德规范，这和辩论节目的初衷显然背道而驰。

三、关于辩论型节目良性发展的对策

(一)加强选题策划，挖掘主题深度

辩论节目既要强调新闻性和冲突性，又要注重健康性和普世性，选题时要对当前的热点新闻进行冷静和理性的思考，要体察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惑。要关注各种各样人的命运，关注普通人内心的不同感受，关注与他们生活联系的社会大背景的变迁。美国的辩论节目《奥帕拉·温弗莉秀》几十年长青的秘诀，正是在于节目一直致力于通过对社会公共事务与公共话题的关注，建构一个开放、真实、理性的谈话空间，在社会中有深远的影响力。

辩论型电视节目应该做到对选题进行深度挖掘，探讨新闻背后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给观众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在舆论引导上发挥作用。比较起来，《一虎一席谈》的选题挖掘就比《东方直播室》做得好。针对李阳家暴事件，《一虎一席谈》对选题的挖掘较为深入，节目谈到“清官难断家务事，法律真的能解决家暴现象吗?家丑不可外扬的中国文化，法律会不会水土不服?”这些都是直面新闻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在节目中还针对全国人大今年首批立法立项论证项目《反家庭暴力法》，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面对同一个选题，《东方直播室》虽然请到了当事人李阳本人，但是，节目在琐碎的争吵中进行，辩论浮于表面，缺乏深度，少有启发性的内容。

(二)拓宽辩论嘉宾范围，合理设置发言机制

一档辩论节目要构建多元思想激烈争锋的公共话语空间，就应当丰富嘉宾的来源，囊括各界学者、专家、名人和当事者、普通人，这样才有可能形成一个舆论场。《东方直播室》等辩论型电视节目所请的嘉宾往往范围有限，几个社会学家、大学教授、资深媒体人常常辗转于各个辩论节目到处走秀。这些人确实阅历丰富、能言善辩，仿佛碰到什么论题都能说得头头是道，但这绝不意味着道理就掌握在他们手中。人的视野、知识、能力都是有限的，社会有不同的领域，每个领域都有每个领域的专家，辩论型电视节目中应该多些专家的身影，而不能总是那几张老面孔应付所有问题，使得辩论型电视节目成为知识传播、舆论引导的高地，避免成为少数精英的秀场。

另外，节目应该合理设置发言机制，让各方获得相对平等的话语权。对于一些有表达意愿又有所见的场内外观众，应尽量给以表达甚至与嘉宾直接辩论的机会，而不是只能“打酱油”般的“一次性”发言。另外，辩论型电视节目应该随时让受众了解各方观点的支持状况，让他们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一虎一席谈》的现场观众都有一个写着“反对”和“支持”的标语牌，他们可以在嘉宾发言过程中举牌表达自己的意见，主持人也会随机点名让观众进一步发表自己的看法，让观众真正参与到节目辩论当中。

(三)制定辩论规则，把控节目有序进行

一档出色的辩论节目的顺利进行，必须有相应的辩论规则作为前提。当然，这些规则可以是不成文的，但应该在节目前告知所有的辩论参与者，对于违反这些规则的人应该给予停止其发言乃至礼送出场等惩罚。这些规则主要包括不得随意打断其他人发言、避免使用人身攻击的话语、遵从主持人调控等内容。

另外，辩论型节目应该选择具有把控能力的主持人。他们要能把控局面，把辩论节奏掌控得恰到好处，在貌似混乱的观点争议现场，把各抒己见挑拨成逻辑较量，把吵架转化成言论民主，在辩论跑题时及时将辩论拉回来。在这一点上，胡一虎的做法值得学习。例如在《“五一”长假该不该恢复》这期节目中，规划师王兴斌在质疑黄金周对旅游业的巨大影响后，将根源归结于国家财政分配不均，并从“第一条”列举开来，胡一虎随即以一句笑言“王老师也是有心的，这代表什么，他关心西部、关心四川，但我们今天还要聚焦在这里，这样子才能解决问题”的解释使论辩重点再次得以聚焦［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