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振宇， 张云岗

（石家庄铁道大学 外语系，河北 石家庄 050043）

乔纳森·斯威夫特的小说《格列佛游记》以其对现实世界的辛辣讽刺而垂名世界文学史。约100年后，在遥远的东方，清朝才子李汝珍创作的小说《镜花缘》问世，其结构与《格列佛游记》相似，通过想象出来的“海外奇谈”来讥评中国的不良社会习惯［1］。两部小说均采用游记的形式，通过描写光怪陆离的海外世界来批评时弊。在与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批判斗争的同时，两位作者也都不约而同地建立了心中的理想王国。

Mckillop曾指出：“在《格列佛游记》中含有乌托邦的成分——利立浦特国的教育，布罗卜丁奈格的安宁与简明，以及慧骃国的理性。［2］”《镜花缘》一书中，君子国无疑是李汝珍心中的理想国度，大人国、黑齿国及女儿国也从各个方面融入了理想国的因素，作者更是通过对黑暗现实的抨击，抒发了自己对乌托邦的理想诉求。

《格列佛游记》和《镜花缘》同为东西方两部闻名于世的作品，关于它们的研究不可胜数，为后人提供了大量弥足珍贵的资料。但就目前而言，研究主要集中于书中的讽刺艺术、民主制度和文化传统，鲜有作者对两部著作中的理想王国进行系统比较。以此为切入点，从简单、有序、有益人类发展三方面对书中的理想社会进行具体的比较分析。

一、理想社会的简单性

（一）政治方面的简单性

斯威夫特和李汝珍笔下乌托邦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简单性。这种简单性首先表现在政治方面。两位作者的政治生涯有很多相似之处：作为犀利的文人，两人都厌恶官场的阿谀奉承，不愿同流合污，政治上郁郁不得志。Carl Van Doren评论说：“格列佛游记其实就是斯威夫特游记，在斯威夫特聪明才智的伪装下，盛满了他对社会的愤恨。［3］”黑暗的社会现实让两位作者最终只能在文字中阐述自己的政治理想。

《格列佛游记》创作于18世纪初，当时的欧洲正处在“理性时期”，人类的理性被奉为权威。斯威夫特将这种理性放大化，运用到了理想王国的创造之中。在布罗卜丁奈格，社会管理极其简单明了。睿智的国王厌恶政治中的故弄玄虚、虚饰美化及阴谋诡计。他根据常识和理智、正义和仁慈以及从速判决民事刑事案件来治理国家。国王甚至认为：“谁能使原来只生产一串谷穗、一片草叶的土地长出两串谷穗、两片草叶来，就能比所有的政客更有功于人民，对国家的贡献也更重大。［4］132”而在慧骃国中，人们每四年举办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每个地区选择一个代表参加，就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同时了解各地区的情况，对全国物资进行调整，取有余而补不足。如果哪个地区出现了食物、农作物、劳动力等的匮乏，其他地区就会无条件地进行捐助，供应那个地区缺少的物资。

在上述两个国度中，政治因为人们的理性对自我的约束而变得简单。在李汝珍笔下的君子国和大人国，政治则因为人们高尚的道德标准而不再复杂。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中，善对于人性的完善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劝学》中曾写到：“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由此可见善的重要地位。李汝珍作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利用善来实现政治的简单化。他的善是广义之善，不仅局限于有善心，帮助他人，还包括忠孝之善［5］。这种善也可以理解成人类道德的完善。君子国信奉惟善为宝，以仁理治国，好让不争，连当朝宰相都平易近人，谦和恭让，丝毫没有横行跋扈、妄自尊大的官场习气。而大人国国民，乘云而行，云的颜色，因人心而定，随人心而变，如果有官员足下久生恶云，国王必会追查其恶劣行径，重治其罪。彩云的存在，使大人国的官场远离奸私暗昧，政治清明。

（二）法律方面的简单性

理想社会的简单性也表现在法律方面。法律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是为政治服务的，同时，它还具有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的作用。在慧骃国，人们靠理性来约束行为，调整相互关系。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法律，也不认为法律有存在的必要。在布罗卜丁奈格，明白简易被认为是法律的基本品质，该国没有人能够对法律条文做出一条以上的解释。任何一个试图这么做的人都会被处以死刑。在这里，斯威夫特借由国王之口说出自己对现实世界中司法体系的看法：“无知、懒惰和腐化是成为一个合格立法者的必备条件；那些有兴趣和能力曲解、混淆和逃避法律的人才能最好的解释、说明和应用法律。［4］128”对于律师，斯威夫特也持否定态度，认为律师不是正义的捍卫者，而是金钱的奴仆，使用伪证、歪曲事实、献媚权贵。

李汝珍对法律亦持否定态度。其笔下的大人国，人们足下所生彩云，代替了法官的职责，用于揭发各种不良行径，惩恶扬善。过而不改者，会被众人嫌弃，进而受到惩罚。因此人们都远离恶行，积极向善。而在君子国中，并没有争讼这一说法。在君子国的宰辅看来，绝大多数诉讼均由小事而起，而诉端一起，控告旷日无休，浪费钱财，耗人气力，许多人为争一时之胜而歪曲事实，不顾脸面，伤人害己。更有一些人为了暗中分肥，怂恿他人诉讼，诬陷无辜，造孽无穷。

涉及到公共事务，两位作者提倡运用常识和道德而非政治和法律来规范社会，依靠人们自己来按理智办事，约束自己的行为，这自然就对人们的道德标准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此，只有在上述理想王国，每个人都具有高尚品性，严格自律的情况下，这种简单政治才有可能出现。

（三）思想方面的简单性

理想社会的简单性在思想方面也有一定的体现。这种简单性首先表现在知识上，在布罗卜丁奈格，人们所学的知识，仅限于道德、历史、诗歌和数学。慧骃国没有文字，除诗歌成就突出外，其他学科的发展都比较滞后。而李汝珍则通过对白民国和淑士国的描述，揭露了封建八股取士是如何压迫思想，导致人们思想腐朽、行为古怪。《镜花缘》中提到一种名叫朱草的仙草，唐敖吃了之后，“浊气下降，微微有声…再想旧时所学文章，十分中不过记得一分…［6］54”由此可见，在李汝珍看来，大多数知识都是阻碍人超凡入圣的浊气。

思想的简单性也表现在对世俗烦恼的远离。在斯威夫特笔下的慧骃国，人们缺乏欲望和激情，对于怀疑、欲求、贪婪、怨恨、嫉妒等负面情绪几乎一无所知，无法理解说谎、欺骗、分歧和放纵。他们高贵的品行使他们自动远离一切邪恶事物，从而得以享受一种简单轻松的生活。而作为反面的例证，《格列佛游记》中有一个勒皮他国，人们终日惶恐，无法安眠。无独有偶，《镜花缘》中有一个伯虑国，一生中最怕睡觉，唯恐睡去不醒，送了性命。还有一个智佳国，彼此争强赌胜，用尽心机，不到三十，鬓已如霜。两位作者均认为，理想生活状态中的人们应该保持思想的单纯性，远离世俗忧虑。

另外，对待死亡的态度也是考察人们思想单纯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斯威夫特和李汝珍笔下的理想国度中，人们对于死亡都抱有一种淡然的态度。李汝珍笔下的无继国，国人死后不朽，过了120年，仍旧活转，他们把死亡看作睡觉，把活着叫作做梦，生死看的透彻，淡薄名利。而慧骃国也持相似态度，对于死亡，他们既不高兴也不悲伤，并不为离开这个世界而感到遗憾，反而像回家一样的坦然。

（四）物质方面的简单性

理想社会的简单性还表现在物质需求上。两位作者都提倡一种有限制的物质需求。斯威夫特认为，正是人类不加遏制的欲望导致了诸多悲剧。慧骃国的人民宛如生活在石器时代，他们没有铁器，把石头打磨成各种工具进行劳作，也制作粗糙的陶器和木器。他们的食物简单而自然，只有干草、燕麦和牛奶，子女在18岁之前，为了培养坚毅的品行，几乎只能吃青草。慧骃国的建筑用木头做成，简陋却方便，可以抵抗寒暑的侵袭。

而在李汝珍笔下的君子国，人们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认为食物应该按照营养价值而非价格高低来判定好坏。婚嫁、殡葬、饮食、衣服都应以节俭为先，不能为了夸耀富贵而铺张奢靡。年景好时，多行囤积，便可免荒年之苦，保天下太平。简单的物质需求，有利于保证社会的单纯和良性发展。

二、理想社会的有序性

有序性是理想社会的另一特色。在斯威夫特和李汝珍的笔下，不同阶层之间有清楚的界限，人们都根据自己的身份和职能来交往行事，安于本分，绝不逾矩。

（一）《格列佛游记》中理想社会的有序性

在斯威夫特创建的理想王国中，追求快乐似乎并不是作者的最终目的，秩序反而是作者最关心的话题，而秩序则是靠理性来维护的。斯威夫特总是宣称充满理性的生活才是优质生活，这种理性生活指的其实是由一般常识而非强硬鲁莽思想支配的生活。布罗卜丁奈格和慧骃国的国民都是极具理性的生物，他们按照理性办事，对人类的欲望冲动嗤之以鼻。

布罗卜丁奈格的国家秩序由贵族、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势力平衡来维持。它们设立民兵团用来防止贵族争权、人民争自由、君王争绝对专制情况的出现。在慧骃国，人民根据各自的地位来做出符合其身份的行为，年长者得到尊重，这种秩序性在慧骃国的等级制度中得到最鲜明的展示。“慧骃国的白马、栗色马和铁青马样子长得跟火红马、深灰色斑纹马和黑马并不完全一样，生下来才能就不同，也没有变好的可能，所以他们永远处在仆人的位置。它们从来也没想到要在同类中出人头地，那样的话，在这个国家就要被认为是一件可怕而反常的事。［4］244”在这里，斯威夫特将慧骃分为几个阶级，处于底层的慧骃理所当然地为慧骃贵族服务，而慧骃贵族也理所当然地接受服务，这里不存在剥削和反抗，人们天生被分为三六九等，他们对秩序的服从使得等级制度显得合情合理。

（二）《镜花缘》中理想社会的有序性

在《镜花缘》中，作为一名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的学者，李汝珍运用儒家思想构建了自己的理想王国。在他的理想王国中，人们为了“有礼”而“守序”，一切都处于一种平等、和平及和谐的氛围中，作者用大量笔墨着重描写了父子、男女、夫妇之间的关系差异，勾勒出一个有序世界。

在《镜花缘》中，父子关系恐怕是李汝珍着墨最多的地方。孝道是中国父系氏族社会的核心及封建道德的根基。中国传统思想认为，子女的生命是父母给予的，所以子女应该完全服从父母的命令要求，全心全意地热爱及照顾父母。为了支持这个观点，李汝珍在《镜花缘》中刻画了很多至孝之人，如骆红蕖杀虎祭母；廉锦枫入海取参，制药救母；唐小山远渡重阳，不畏艰险，寻找生父。书中甚至出现了一种肋下生翅、全身长毛，四肢五官与人无异的不孝鸟，用于警醒世人。书中子女的婚姻也完全由父母包办，而非出于爱情自由结合。那些才智卓绝的女子，如骆红蕖、廉锦枫都自愿让父母决定自己的婚姻。

中国传统思想宣传男女有别、授受不亲，这点在《镜花缘》中也有鲜明体现。黑齿国中，男女路上行走，男人在右，女人在左，绝不混杂。且行走之时，男女互不言语，目不斜视，俯首而行。李汝珍借唐敖之口赞道：“我倒看不出，他们生的虽黑，于男女礼节，倒分的明白。［6］107”

夫妻关系也是李汝珍强调的一个重点。李汝珍强调妇女的贞洁及其对男性的服从，女子须把丈夫当成自己的主人和依赖，这其实是把女性当成是男性的附属物。正是因为作者的这种思想，邵红英、戴琼英、林书香、阳墨香、谭惠芳、叶琼芳这样的才女在听闻丈夫的死讯后，自刎而死。

不管是《镜花缘》中的父子、男女、夫妻关系还是《格列佛游记》中的权力分配，等级制度，强调的都是一定的秩序性和规矩性。无论这种秩序性是否合理，社会体系的存在和运行需要遵循一定的秩序和规矩，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任何对这种社会规矩性的破坏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混乱。因此，一个理想的社会必然是秩序井然的社会。

三、理想社会应是有益人类发展的社会

一个良性社会应该是可以创造机会，让个人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社会。《镜花缘》与《格列佛游记》均从教育和婚姻两个方面论述了理想社会对人的促进作用。

（一）有益人类发展的教育

教育是人类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两位作者关于教育问题，都展现出先进的民主思想。他们都认为男女应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学校科目应该更加丰富，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接受教育。

斯威夫特提倡两性间的平等教育，反对给孩子提供过于舒适的环境从而宠坏孩子，利里浦特和慧骃国都努力培养孩子高贵的品质，让他们过上一种简单而有规律的生活。利里浦特的每个城镇都办有公共学校，学校分为几种，来适应不同等级和性别的学生。老师们注意训练学生养成一种与其父母身份地位相符同时又符合自身能力及爱好的生活方式。而慧骃国的青年男女都必须学习节制、勤劳、运动和清洁。他们都必须接受严格训练来提升体力、速度和胆量。

《镜花缘》中，在黑齿国，无论男女，评价标准都是他们的知识，而非财富。所以无论男女，自幼都要读书。若无才名，即使出身大户人家，也无人可以婚配。作者还提倡考试科目的多样化，让在各个方面有专长的人，都有出人头地的机会。这种考核方式，是对束缚人类发展的封建人才选拔制度的否定，有利于从各个方面来开发人的潜力，促进人的发展。

（二）有益人类发展的婚姻

婚姻也是人类生活的决定因素之一。两位作者在书中都推崇一种为了子孙后代的优秀传承而结合的优质婚姻模式。《格列佛游记》中，慧骃的理性，使他们的爱不再局限于某个人，而是对所有同类的博爱。夫妻俩对待彼此像对待所有同类一样，相互关爱及忠诚，为了防止血统的混乱，他们非常注重毛色的选择。而为了防止种族退化，衡量男方主要看力气，女方则看外表。夫妇有了一对子女后就不再同居，除非其中的一个孩子夭折，这样就可以防止人口过剩。《镜花缘》中，男女双方婚配的标准则是品行纯正，年貌相当，门第相对，这样的标准，也是为了防止血统的错误混杂，让有相似才学地位的人得以相配，培养出更为优质的子孙后代。

四、结论

在斯威夫特和李汝珍创造的理想王国中，人们享受一种简单的生活，社会秩序井然，有利个人发展。有着较高道德标准的人类由理性和文明支配，思想简明，追求个人道德的完美，过着一种简朴有序，健康向上的生活。青年男女们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学习科目广泛，甚至连婚姻都重点考虑子孙后代种族传承的优良性。

斯威夫特从宏观政治的角度批判了英国政治民主制度的虚伪性，他的民主思想在布罗卜丁奈格及慧骃国得到更大的展示，但他仍无法超越自身所处时代的局限，他的理想王国因此存在着难以忽视的瑕疵。在他的书中，斯威夫特流露出对老人的冷漠，他允许甚至支持等级制度的存在。过着单纯枯燥生活的慧骃，其实把格列佛变成了一个一心想爬行的傻子［7］。而这个人们自己协调解决问题，一切都按照规矩运行的社会，从本质上看，只能算是人类社会最初级阶段的影射。斯威夫特无法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可行方法，只能从传说的美好过去中寻找社会问题的答案。

李汝珍的讽刺批评则是基于微观社会现象，指向人们道德的滑坡，腐朽的社会风气及清王朝的残酷统治。李汝珍一方面呼吁两性的平等，另一方面则固守传统观念中的男女之别及女人的贞洁问题。在君子国中，为了彻底表现儒家思想中的谦逊有礼、正直无欺，人们之间的谦恭退让几乎到了虚假的地步。与斯威夫特一样，李汝珍所处的清王朝也无法提供先进的生产力来指导理想王国的构建。李汝珍作为一名儒家信徒，只能从儒家思想中汲取理想王国的灵感。而作为寄予其儒家道德理想的乌托邦，君子国在任何开明盛世都只能是种理想［8］。

两部作品在社会构建诸多方面的相似性展示了人类对追求理想社会的共同诉求。由于作者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书中的理想国都有其无法避免的缺陷，但乌托邦正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完善起来的。

［1］胡适.《镜花缘》的引论［C］／／黄保定，季维龙.胡适书评序跋集［M］.湖南：岳麓书社，1987：61.

［2］Mckillop，Alan Dugald.English Literature from Dryden to Burns［M］.New York：Apppleton-Century-Crofts，Inc.，1948：145.

［3］Doren，Carl Van.The Portable Swift［M］.New York：The Viking Press，Inc.，1948：31.

［4］Swift，Jonathon.Gulliver’s Travels［M］.New York：Airmont Publishing Co.，Inc.，1963.

［5］孙颖，田岩稳，马秀丽.《镜花缘》所建构的理想世界［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9（6）：990.

［6］李汝珍.镜花缘［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7］吴景荣，刘意青.英国十八世纪文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132.

［8］刘骥，杨雅瓅，郭锐.《格列佛游记》与《镜花缘》中的乌托邦文学现象解读［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7（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