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化影

（信阳师范学院 马列部，河南 信阳 464000）

人类文明的存续和演进是其内部文化、经济、政治等各种因素不断积累和增益的历程，也是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开新的过程。“包容性增长”理论就是人类文明之不断进步在特定时点上特定的累积和显现。它是人们基于对既有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和挫折教训的批判与反思，是对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深入分析与系统总结，是对未来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方向、途径、方式的绸缪与规划。当“包容性增长”理论遭遇中国时，两者发生了碰撞、交流以及和谐共生。

一、“包容性增长”在中国的彰显

要言之，“包容性增长”理论之内核是，强调并谋求经济由“增长”向经济“发展”的转变。作为一种经济理论和发展理念，它旨在实现经济社会持续的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

“包容性增长”进入中国的视野可溯至2007年。但是，它普遍进入理论界、学界和政界的视野并进而成为一个极具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理论关注点、创新点和发展点，则与国家领导人对这一理念的肯定、重视和倡导直接“正相关”。国家最高领导人胡锦涛主席在国际舞台、国内事务中多次力倡“包容性增长”。2009年11月15日，他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发表的题为《合力应对挑战推动持续发展——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2010年9月16日，他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的开幕式上发表的题为《深化交流合作 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中又指出：“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这是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需要共同研究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包容性增长”的理念于2010年10月被纳入“十二五”规划，以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实现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这也表明“包容性增长”理念之于中国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高度和意义。“包容性增长”一经遭遇中国，就获得了广阔的存在和发展空间。

二、“包容性增长”中国实践的思想文化境遇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生长之根。尽管 “包容性增长”之理念是近年才于中国方兴未艾的，但是，这一理念在中国大地上的传播和接受并非无根之木、凭空而起，不是赶时髦的学术论道，也不是纯粹借鉴和引用的结果，而是基于其与中国内生之传统文化的深度契合。

中国传统文化内嵌的“包容性”思想为“包容性增长”在中国的境遇提供了现实的文化支点。中国自古有讲求 “和合”的思想传统，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合”是一种万物同源共生的思维方式，强调万物的普遍联系，并认为万物正是在这种因普遍联系而引生的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内在关系中获得永恒发展的。显然，其本质也正是事物间“包容性”的共生。中国古代的道家、儒家等学派都强调“和”的思想，虽各有侧重，但正因其不同，才产生了从天人关系、人伦关系、心身关系以及邦国关系等方面将“和合”的思想多方面绽开的文明奇葩和历史文化财富。

天、地、人关系的和合，即与自然和。比如道家非常强调“天”与“人”关系的“和”，主张“天人合一”，强调的就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道德经》中明确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思想；《庄子·齐物论》中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汉代的董仲舒则把天、地、人视为有机整体：“天生人，地养人，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互为手足，合成一体，不可一无也。”而宋明时代，张载更是直接提出“民胞物与”的思想，及其后者陆九渊也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而王阳明沿乘国故，提出了“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的主张。

社会人伦关系的和合，即与人和。《礼记·礼运篇》云：“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儒家非常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论语》中明确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主张“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邦国关系上的和合，即与国和。《尚书·尧典》中就言：“百姓昭苏，协和万邦。”《周易·乾卦》曰：“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亦是主张万邦团结，和睦共处。孔子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就是主张以文德感化外邦，反对轻率地诉诸武力，等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鲜明地表达了邦国与邦国之间“和合”的思想和主张。

总之，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多样性是事物之间“和”存的基础，没有多样性的存在就遑论事物之间“和”存。只有在多样性的存在、发展中，才能实现某一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如果只单纯追求某一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而无视甚至是剥夺其他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那么，所求不仅不可获得，并且一定会走向灭亡。这正是“包容性”内涵之要义，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合”思想的要义，两者有内在的相通性。也正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深刻而博大的围绕生存、发展之智慧展开的“和合”思想为“包容性增长”在中国的认同、传播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深层的思想文化支点。

三、“包容性增长”中国实践的宏观现实境遇

“包容性增长”既是一个世界性课题，也是一个民族性课题。“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无论是作为世界性的课题，还是作为民族性课题，“包容性增长”都是对现实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反馈与破解。

1.基于全球问题而对未来的前瞻和考量。当今世界，全球范围内各国为了力促本国经济高速增长以形成比较优势，对资源环境几乎以竭泽而渔的方式进行着索取，由此引发的生态矛盾和环境冲突日益紧张。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在人类欲望不断以更加快速更加多样化地被诱发出来的“消费社会”，在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人定胜天”思维的冲动下，人类社会对于资源环境所进行的扩张和侵入呈现更加急遽和强势的势态，尽管全球范围内人类社会也在不断的反思并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解”、“人与自然的和谐”，但在实际上，对资源、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依然有增无减。此种情况如不加以改变，不仅会引发自然对人的 “报复”，长而久之，人类社会也会自将陷入困境乃至穷途。

2.基于国际社会和谐共生之存在方式的认同和回应。不断扩大化、“社会化”、“全球化”的物质生产方式使世界更为密切地联结在一起，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蝴蝶效应”起作用的领域和范围也随之频繁和展阔，以至牵一发而动全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繁荣诚然是人类所追求的，但是，衰败也是附着于繁荣之身的痼疾。毋庸讳言，21世纪的政治国家相较于20世纪都有着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同样毋庸置疑的是，长期以来因为历史的、现实的原因，因为内外因素和条件所导致的南北问题与东西问题，在高速增长中不但没有缓解和减少，反而愈加呈扩大和加剧之势。正是基于化解所面临的深度危机，“亚行”才首倡“包容性增长”，以让穷国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和繁荣，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为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提供更加广泛更加深厚的支撑。[3]

3.基于当前金融危机的反思和建构。当今的世界，是一个“资本”占压倒性优势的世界。固然“资本”的力量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有积极推动的“善”的一面；同样的，资本也具有不断加深人的“异化”状态的“恶”性的那一面。资本的扩张本性和增殖本性使得富国在世界范围以更加积极和更加狂热的心态追逐超额利润，金融衍生品、虚拟经济的恶性投机和泛滥使得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局部性的经济危机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演变成世界性的危机。这启示中国要继续实现高速增长需要涵容更多的要素资源支撑，包容性增长就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战略和手段[4]。

四、“包容性增长”中国实践的伦理价值境遇

中国正在谋求建设一个民主、富强、文明、和谐的国家。从更为本质的层面考虑，只有公平理念得以生成、确立并被遵循，方能实现和促进更为有效和更加可持续的发展。“包容性增长”内含公平正义共享，与我国现阶段基本的政治社会伦理价值诉求相吻合。

“包容性增长”之政治社会伦理价值是我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民主政治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世人有目共睹。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微观层面出现的市场机制、公共政策与法律法规等的不完善及其不良后果决定和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导致各种社会问题层出，民生问题开始凸显，这亦是不容回避的。这些问题的客观存在要求新时期我国发展必须有新思路、新办法。所以，我国的发展谋求包容性增长之路乃是现阶段国情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在更为广大的范围内，我国倡导“包容性增长”也反映了我国政府一以贯之所倡导的维护世界和平、实现共同发展、构建和谐世界、构建和谐社会发展思路和执政理念。对于中国来说，“包容性增长”之路的抉择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政治社会价值性导向。

中国的发展正推动着对公平、正义、共享等政治、社会伦理的进一步发展。国际国内的种种现实启示，对于经济一体化的世界而言，当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处于一定的历史阶段之时，就必须进一步扩大经济增长的空间，对相对贫穷的国家和地区及其民众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尤其是他们对经济社会的进一步顺畅平稳的运行和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给予应有的充分考虑和估量。具体到某一个国家内部而言也是如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就是这样不断演进的。对于中国而言，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以及执政并将长期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其性质和宗旨都要求国家和政府代表并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就是要使民众平等享有实现富裕所要求的经济的、政治的、机会的等各项权利，并且平等地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最根本体现。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深水区和关键时期，在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国家财力愈益增强的同时，如何在最广泛的范围内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使其能够共建共享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成为首要问题。

总之，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互动、互生和统一、同构。“包容性增长”理论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到21世纪初这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外化和表现。经济的增长、社会的文明、历史的进步是人类内在的诉求，也是人类从未停息的追求，其路径的选择既不在于客观唯心主义所主张的某种客观精神的指引，也不仅仅取决于主观唯心主义所信奉的“英雄创造历史”，其唯一的路径只能抉择于由各种因素所形成的“历史合力”之客观规定中。当然，人不仅受限于客观的条件——社会历史的和自在自然的，而且能够认识所置身其中的环境并且通过自己的有意识、有目的实践活动使环境发生“为我”的变化，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5]“包容性增长”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当今时代所产生的客观必然，是解决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客观需要，它既是经济发展的战略，也是经济发展的一种路径选择。它一经遭遇中国就迅速得到社会各界的强烈共振和共鸣，这正是对社会发展诉求的准确映照和折射，是破解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上“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现实写照和科学抉择。

[1]胡锦涛.合力应对挑战推动持续发展——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9-11-15（1）.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余闻.实现包容性增长须去经济增长的 GDP化[N].学习时报，2010-10-04（4）.

[4]余洋.转变发展方式关键在实现包容性增长[N].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2010-10-18（A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