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雯雯

民国成立伊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时即在《宣言书》中即提到“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349明确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后来民国中央政府又通过如：成立专管蒙藏地方事物的机构、任命办事长官、颁布有关西藏各项发法规等一系列措施巩固对西藏的管理。然而，由于近代社会的动荡，以及中央对各地控制力度的减弱，使得一些别有用心者总以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大做文章，提出：“西藏1912年完全脱离中国而独立”“西藏在1950以前是完全独立的”等种种谬论。这种结论不仅歪曲了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而且严重违背了史实。因而本文重点以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发生的相关时间进行论述，通过史实的梳理，还原历史真相，以正视听。

对于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本文主要通过三个阶段展开分析。即：十三世达赖时期、热振活佛时期、达扎活佛时期和十四世达赖时期。

一、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

十三世达赖喇嘛早年由于出逃内地被晚清朝政府褫夺了称号，后又因川军入藏再次出逃，致使他与中央政府产生隔阂。1913年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后旋即展开一系列行动，这些事一直被别有用心者们津津乐道。

达赖喇嘛甲子年 《新年公告》：1913年2月13日，刚从印度返回拉萨不久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藏历新年之际，发布了《新年文告》其中他将元代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说成了 “供施关系”，又宣布“凡是汉人递到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从。”惩办了在藏汉冲突中“亲汉”的藏族人士，晋升，奖励了反汉驱汉有功人员。［2］858-8601913年 《蒙藏协定》：1913年1月11日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堪布阿旺罗桑在外蒙古，代表西藏地方与蒙古哲布尊丹巴签订该协定。声称“蒙古、西藏均已脱离满清之羁绊，与中国分离，自成两国”。西姆拉会议：1913年10月在西姆拉会议上，西藏地方代表夏扎。边觉多吉在英人唆使下企图制造西藏“独立”并提出损害中国主权的所谓“六点声明”。

不可否认，这些言论和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损害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但是事实是上述事件中《公告》中所提的“供施关系”严重违背史实，这种对元以来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描述是扭曲事实。其所宣布的内容如果加以仔细研究会发现更多的是对前清驻藏大臣联豫的陆军统领的钟颖的不满以及对川军入藏后种种恶性的不满，与民国中央实无多大瓜葛。而《蒙藏协定》在签订后不仅民国政府严词拒绝，连英俄等国也拒不承认，所谓的协定根本是一纸空谈。而且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得知此事后，也立即公开表示“未尝授德尔智以与蒙古订立任何条约之权”。［3］83至于西姆拉会议，在英人柏尔所著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提到“夏札回到拉萨后，他发现达赖喇嘛对他在谈判中的所作所为很不满意。”达赖喇嘛还问柏尔“为什么要在西姆拉会议上把西藏分为内藏、外藏两部分？”［4］后来民国政府派遣甘肃代表团朱绣、吕仲莲等出使西藏时十三世达赖喇嘛亲自接见并提到：“余亲英非出本心，因钦差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此次贵代表等来藏，余甚感激，惟望大总统从速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至西姆拉会议草案，亦可修改。”［5］明确表明了自己对西姆拉会议中所提内容的否定态度以及自己的“倾心内向”。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从这一层面上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事后的所作所为还是值得肯定的。

对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所作所为的原因笔者通过分析认为：（1）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出逃内地后，本以心中十分苦闷，再加上英人从旁的煽风点火自然是火上浇油，难免做出一些“出格”举动；（2）面对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民国中央政府尚且受制，十三世达赖喇嘛作为西藏地方的代表面对英人的压力，岂能不受影响？正如十三世达赖喇嘛对甘肃代表团所说：“余亲英非出本心”。而且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执政后期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立场。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对西藏问题高度重视，十三世达赖喇嘛也对新政府寄予厚望，先是派贡觉仲尼前往南京觐见蒋介石，表明无联英之事，无仇汉思想。后来，刘曼卿作为民国政府特使出使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亲自接见并对刘曼卿说道“过去中国均漠视西藏，弃如石田，今新政府成立，即派汝致意……尚望始终如一，继续不断，更进而为实际之互助……至于西藏事……都是中国领土，何分你我，倘无力相持，兄弟阋墙，甚为不值”又言，“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未尝予以分厘权利。［1］357-358再次申明自己的“内向”立场。

1930年3月十三世达赖喇嘛派贡觉仲尼为西藏地方总代表赴南京成立了西藏驻京办事处。从此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之间的往来有了正式的办事机构。办事处受蒙藏委员会的监督指导，对于加强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次年11月，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驻京办事处主要负责人贡觉仲尼、阿旺坚赞等出席了会议。会后，他们还联合在京藏族爱国人士组织了“康藏旅京抗日同乡会”，用自己的行动支持抗日救亡，表达西藏人民的一片赤诚爱国之心。

正当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之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却不幸积劳成疾过早圆寂，享年58岁。十三世达赖喇嘛复杂的一生就此完结。在特殊的时期，十三世达赖喇嘛面对纷繁复杂的政局其所作所为有功亦有失。但在抵制帝国主义分裂西藏，密切同中央的关系方面，十三世达赖喇嘛所起作用是不可小觑的。

二、热振摄政时期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热振活佛被选为执政，在此期间，热振继承了十三世达赖喇嘛晚期的“内向”政策，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取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依循清代以来历代达赖圆寂后，噶厦均需及时向朝廷禀报之定制，噶厦立即电告驻京办事处：“达赖佛座于藏历亥月三十日（即国历十二月十七日）下午七时半圆寂，藏中事务暂由司伦及噶厦负责处理。希安心供职，并呈报中央。”［6］31934年1月8日，贡觉仲尼呈文蒙藏委员会称：“拟请速派大员入藏吊唁，借谋中央与西藏一切问题之解决”，“以慰远人而利边局。 ”［7］127此时政府也意识到这是解决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分歧的良好机遇。因此于1月12日，民国政府下令派参谋本部次长兼边务组主任黄慕松为入藏致祭达赖喇嘛的专使，黄慕松入藏，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是民国政府自1912年成立以来，政府代表团的首次入藏。黄慕松入藏肩负重大历史使命，受到了各方关注。

黄慕松入藏后首先前去朝拜了大昭寺及其他著名寺庙，并走访了热振摄政、司伦朗顿、噶伦及其其他重要官员，最后又到拉萨周围各大寺去发放布施。这一切都为之后的会谈做了一个良好的铺垫。

1934年9月23日、11月1日分部举行了册封、致祭典礼。黄慕松率领随行人员与西藏地方僧俗官员齐聚布达拉宫，按照清例举行典礼。而且经过噶厦同意，在致祭当他专使行署大门上悬挂着中华民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还将国旗和党旗抬至布达拉宫祭堂。典礼的顺利举行，表明噶厦对国民政府追封十三世达赖喇嘛“护国宏化普慈园觉大师”的封号是拥护的，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对民国中央政府的承认。

期间黄慕松就改善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同噶厦代表进行了洽谈。提出了两个问题，即：（一）五族共和建设中华民国，西藏是否诚意合作？（二）西藏对于中央之政治关系如何？”藏方的回答则分别是：“若满蒙藏各族加入，西藏亦可加入”“对外可用整个力量，但内部则藏人甚愿继续檀越关系，而不愿内地人侵夺藏人之权。［9］”何谓檀越关系，即施主关系。后经过西藏“民众大会”的讨论得出四点意见其态度与之前回答并无多大改变。在离藏前夕，黄慕松再次重申中央立场。噶厦并未正面回答而是另外提出“十项要求”。其中指出：（一）对外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须答应不降西藏改为行省（二）西藏内外之大小权力暨法规等，无违害政教者，可依存中国政府之谕。［2］1075相较于一开始的檀越关系，西藏地方的态度有了明显的缓和，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表明了对中央政府的认同。后来噶厦还同意民国政府向西藏派驻代表，这也是民国政府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向西藏派驻代表，对于中央及时掌握西藏地方的动向，密切与西藏联系具有重大作用。

十三世达赖喇嘛致祭一事告一段落，十四世达赖坐床典礼提上日程。民国政府派大员吴忠信入藏主持坐床典礼一事。期间英国人又跳出来企图破坏中央政府的威信。英国派驻锡金的行政人员古德以“观礼”为名来到拉萨，挑唆部分噶厦官员将吴忠信在大典上的座位设在热振对面，且高低与司伦相同，并且将英方人员座位与吴忠信排在一起，企图将英方与中央政府的权限置于一地。对此，吴忠信代表中央政府提出了明确意见，坚持按照清朝驻藏大臣之例，在十四世达赖的平行左方设面南之座。最终经过交涉，并且在热振的帮助下，噶厦予以应允。由于古德的阴谋破产，并没有参加典礼。热振及噶厦政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了中央政府的权益。

抗日战争期间，面对国内如火如荼的局面，热振及西藏僧俗多次诵经祈祷中国军队抗战胜利。热振和彭康都曾致电蒋介石表达自己支持国内抗战之心。西藏各界僧俗的拳拳爱国之心同全国上下期盼抗战胜利的心愿完全一致，不知不觉中，西藏各界人民早已将自己看作是祖国的一份子。

三、达扎和十四世达赖喇嘛当政时期

具有爱国、反英思想，与中央密切联系的热振，在英帝国主义及亲英分子看来犹如眼中钉肉中刺，吴忠信离藏后，便开始撒布谣言，诽谤他与弟媳有染，西藏将逢大难。面对这样的局面热振被迫下台，选定达扎代为执政。在达扎上台后并未按热振时期的亲中路线走下去。先是阻挠修筑穿越西藏的中英公路，非法设立所谓“外交局”后又背地里与英美等国交往，在与热振约满后并未将权力交还回去，野心膨胀的达扎制造了“热振事件”将热振置之死地而后快。西藏噶厦当局中亲英势力再一次开始活跃开来。这一时期西藏的天空满布阴霾，以达扎为代表的亲英分子的倒行逆施受到了西藏民众的强烈谴责，“反叛”的种子已经埋下，“西藏革命党”应时而生。

邦达绕干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一位虔诚信仰者，他曾将孙中山的一些较为重要的著作译为藏文。他希望对西藏进行变革，使其赶上清朝被推翻之后的中华民国而且他还确信，目前的西藏政府完全不能适应现代世界的发展形势。他把国民党的思想和理论奉为西藏变革的楷模，寻求得到国民党的帮助，建立在中华民国全面控制之下的西藏自治共和国［8］374。从其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邦达绕干是一位具有民族意识的爱国主义者。

1945年根敦群培奉绕干的指派，化装为朝圣的僧人乞丐，经不丹、达旺返藏，勘探绘制藏印边境的地图，并加以图解说明。［7］209但是因其发送材料经过英人在江孜开办的邮局，拆信后发现其资料，于是便通知印度警方予以监控。次年2月噶伦堡警方查获邦达绕干准备的“西藏革命党”的相关资料。6月19日又查抄了其他核心人物的住处，搜出了由绕干、江洛金、土登贡培签署的藏文本《西藏革命党协定》复印件好和绕干致国民党的几封信，从这些信中我们可以窥探出一些信息。

《协定》中写道“我们必须首先把三民主义”和蒋介石总统的命令付诸行动。我们必须在一切言论和行动方面她难过“三民主义”和“中央政府”保持一致。“我们必须尽自己最大努力使西藏从现存的专制制度中解放出来”“我们还必须遵循世界上其他进步和民主的民族和国家，特别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方法行事。”［8］381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出“西藏革命党”是亲中的，在亲英势力重新掌权的西藏，西藏人民还在坚持不懈的与其做斗争，密切着与中央的联系。另一方面，民国中央也在尽自己所为对他们进行帮助，“西藏革命党”的活动经费是由民国政府提供的，在其被查抄时民国政府驻新德里官员也曾事先通告过。在绕干被要求引渡回国时，民国政府曾试图说服印度政府收回成命。民国政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西藏革命党”的付出，虽然最后“西藏革命党”被查获，但虽败犹荣。“西藏革命党”这一昙花一现的政党虽未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他们的出现已震慑到噶厦政府中那些亲英分子，让西藏广大民众明白虽然天空遍布阴霾，但是最黑暗之地也是最渴望光明之地。

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全国一片欢腾。次年西藏当局也组织相关人员进京祝贺，在得知西藏方面这一举动之后，英印政府深感不满。在代表团成员抵达印度之后，施展各种手段伎俩妄图使代表团一行成员不能顺利抵达南京，代表团一行人员最后在民国中央政府的帮助下识破他们诡计，冲破重重阻碍顺利抵京。

“慰问同盟国代表团”进京祝贺，反应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的回暖，表明了西藏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深切关注。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攻陷南京，统治了中国22年的南京国民政府结束了统治。在南京国民政府垮台后西藏发生了“驱汉事件”将西藏的汉人全部遣送回内地。西藏当局继续执迷不悟幻想着通过借助英美等国帮助得以独立，然而七百多年的传统岂容更改，西藏自元代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事实谁也不能变更。西藏与中央这种关系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深入骨髓”，形成了一种“内向惯性”。不可能因为一时政治局势的变化发生改变或者消失。这种牢不可破的关系经过岁月沉淀的有着深厚的底蕴。1951年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历史又一次步入它的正轨，一切尘埃落定。

四、结论

历史事实是无情的，也是最有力的。纵观整个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有过低潮，有过曲折并且西藏地方当局有过一些“独立”倾向，而且直到民国垮台西藏问题也没能彻底解决。但是民国中央政府一直坚持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并通过种种努力使西藏能够有效的在中央的控制之下。这样看起来似乎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二者的行为是矛盾的，但是历史发展的结局是西藏虽然与民国中央有种种“摩擦”种种“不和”但最终的结局是承认中国的主权。西藏并未独立，并且与中央政府一直保持着联系。这看似不合乎情理，实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一切原因可归咎于西藏地方对中央政府的政治认同。

黄慕松入藏主持致祭之时，西藏“民众大会”讨论黄慕松所提问题之时，仁刚（龙厦陪伴下去英国学习的西藏四学童之一）提出，通过寻求别国的援助来抵抗中华民国并从中受益这样的建议时，并未引起噶厦政府的重视，甚至“民众大会”的大多数成员只是觉得这是在开玩笑。［8］177英国人柏尔在《西藏之过去与现在》中写道：“西藏之官吏僧侣人民中，有左袒中国党，自无容讳”盖自然之亲近，及两国联合之久，有以致耳……在农民中，吾等亦时时闻其盼望中国复来。为什么会觉得依靠国外对抗民国政府是“开玩笑”？为什么会盼望中国复来？那是因为西藏地方与中国内地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血肉相连，这种认同已经牢牢的扎根在每个西藏人的心中。祖国内地就是他们的根。这可以说是一种惯性，一种本能，一种经过岁月积累起来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贡觉仲尼向蒋介石在面陈十三世达赖喇嘛渴望输诚的原因之时说道：“一、藏人吃茶全用中国品，中藏绝交，茶价贵至二十倍；二、藏边驻兵不能购用中粮，边境困苦，时生怨言；三、藏币重三钱余，惟藏币十四万元方能兑得英币一元，出口必用英币，经济损失太太”。［10］以上三条充分说明了西藏地方离开中央政府的支持，所面临的经济困境。抗战时期，西藏各界僧俗用诵经祈祷这种特殊的方式支持中国抗战取得最后的胜利。这又是为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国哪有家”西藏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利益认同不再仅仅局限于物质方面的小利小益，而是上升到国家高度，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

民国时期西藏没有“独立”，并且与中央政府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许广智，达瓦.西藏地方近代史资料选辑[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7.

[2]邓锐玲，陈庆英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

[3]喜饶尼玛.民国藏事研究[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4]喜饶尼玛.刍议民国时期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的关系[J].西藏研究，1993（1）.

[5]许广智，达瓦.西藏地方近代史资料选辑[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7.

[6]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十三世达赖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档案选编[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

[7]郭卿友.民国藏事通鉴[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

[8]梅·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M].杜永彬，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

[9]刘国武.论黄慕松使藏[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

[10]邓锐玲，陈庆英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