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福荣

（甘肃省定西市教育局，甘肃 定西743000）

一、士人价值之肯定

孔子之时，礼崩乐坏，氏族统治体系和公社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在瓦解崩毁，许许多多氏族贵族保不住传统的世袭地位，或不断贫困，或降为皂隶，所以孔子的复礼，既是恢复周礼，也是恢复周礼中贵族的地位，同时也将自己的人生价值定格于这一事务之中。孔子之后，其思想中以仁释礼，将外在社会规范化为内在自觉意识这一主题，由孟子发扬推至极端。和孔子以及春秋战国之际的许多游说之士一样，孟子也首先满怀抱负和理想，周游列国，上说国君，提出自己的政治、经济主张，为此，孟子提出了“仁政王道”，而不是沿着孔子的复礼之路。之所以如此，现实原因在于，氏族制度在战国时期已彻底破坏，礼完全等同于仪而失去其重要性，所以孟子已经不必要像孔子那样以仁来释礼和维护礼，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仁政”说。

赤裸裸的压迫剥削和战争主张，早撕碎了温情脉脉的礼、德面纱，刀光剑影的死生之争，已将“仁之四端”消解于狼烟和血泊之中，儒家领袖构建的宏图伟业，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又一次流产了。他们的际遇，仿佛使后来者有了冷静的分析。到了荀子之时，由于时代的发展，政治需要士人更切实的帮助和合作，所以我们看到，荀子较孔孟的生活视野广阔了不少。他自觉地尽情折衷于原则和需要，甚至纳道义于历史现实，显示远超乎孔孟之上的更加明确具体的政治取向。相对于孔子的努力强调文化之礼，荀子却致力于在礼与现实政治之间构建起某种桥梁。他赋予礼以鲜明的工具性意义，这也显示出荀子使精神化与现实政治直接接轨的企图。为此，荀子进一步把礼推向了法。

在孔孟那里，法从来没有与礼结盟在一起，也从来没能成为孔孟公开强调的东西，然而儒家思想的一次次失落与现实政治的要求，似乎使荀子明白：理论的可能性未必能解决现实的必然，而要符合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必须对传统理论有所调整。与孔孟不同，荀子不仅公开倡法，而且伊始就把法和礼紧紧联系在一起。“法者，治之端也”，“隆礼至法则国有常”。［1］荀子由礼而推至法，大倡礼法并重，这是对孔孟思想开创性的改造，而这一改造，也同样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考虑。时代的需要是问题的一面，面对时代需要所做出的回应姿态和采取的回答方式，是问题的另一方面，也许正是后者，才更深沉更准确地显示出不同人物不同的价值立场。相对于孔子的“邦有道则居，无道则去”，孟子的为“王者师”，荀子则意在由通士、大儒、圣人而成为“辅佐”、“三公”、“贤相”，变“内圣”为“外王”，由“有道见，无道隐”转向积极在朝。这是他不同于孔孟之处，也是荀子在士人与政治关系处理上回应那个时代的姿态和方法。

荀子虽也强调秉持道义于士人的重要意义，“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士之为德之操。德操然后能定 能定然后能应 也不惜把其神圣性提高到 是故权力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1］的高度，但是他又得迎合现实历史的需要，于是我们看到，荀子在强调德操之后，又常常不免回过头来高呼“尊君”和“忠乎君”［1］。围绕“富国”、“强国”、“王制”、“君道”等时代政治需要，臣道的设计最终成为荀子对士人价值理想的主要肯定方式。

二、人格理想之变迁

在儒家看来，道德修养（内圣）与社会公用（外王）相辅相成，没有道德修养之成就，将难有社会上之功用，而无社会功用，则其道德修养也将大减其水准。孔孟之时，个体道德之自足（内圣）无法于现实中找到实现“王道”的支点（外王），儒家领袖在礼崩乐坏中随士阶层一同下滑，道德自足与之所衡量的王道已失去必然，齐桓、晋文的丰功伟绩，已使个体道德自足黯然失色，礼所框定的标准，将自己推向无上道德自足后，也将坏礼者推至对立的位置，“内圣”、“外王”支点便这样被消解。“邦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实践（外王）的失败可以于高扬道德自足中得以解决，以至于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自足（内圣）境地，然而，孔孟所极力推崇的道德自足，却始终无法解决其道路以目的尴尬，而在王道的劫难中有幸活下来的人们，似乎得到了启发。到荀子之时，现实历史需要和实现个人价值要求，已强行纳道义原则于其中，以牺牲自身为代价来换取时代的认可，已成为对士人价值理想的主要肯定方式。对于战国之际的士人来说，道德价值渐渐为现实功用价值所取代，从此，中国古代士人的荣耀和灾难，同时开始了新的萌动。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领袖积极处事的人格追求，并为此而做的努力奔波，是其同时代的各家所不及的。孔孟东奔西走，周游列国，荀子也曾三为祭酒。现实中的挫折，并不能消解“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责任感，反而使之更执着于王道的追求，以至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然现实并不会因某人的意志顽强而顺从，因此，何以解决“恢恢如丧家之犬”的失落，这似乎也成为一必须面对的问题，因为心理的失衡必将导致个体人格的分裂。儒家最终选择了“言听则仕，不用则去，保身全行，臣之节也”式的还归心理平衡的方式。［2］儒家领袖都无一例外地充分运用了思维自由的权利 聚徒以著述 以此延续自己的思想。随波逐流或执着于信念都是选择，前者他们不能接受，便只能以笔砚来表示其对理想的执着。

孔子的“邦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似乎也启发了部分士君子，使他们在庙堂与山野之间有较宽的选择空间，然天下无道时，君子何为？“心远地自偏”诚然能“保身全行”，但能保天下乎？孟子的高扬道德自足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能解决王道之欠然？荀子设计的臣道，使一部分人选择了以牺牲自身为代价来换取时代认可的道路，然而，这却使得一些通权变之士人同样纳道义于现实，少却了道义的责问，而多在现实中自得其乐，成为乡愿一族。［3］先秦儒家在与现实的碰撞中，不断丰富，为即将到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准备了充足的润滑剂，并培养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且基于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延续了两千年，时至今日，似乎还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流淌。在君主制和家长制的国家行政和社会管理中，以孝悌为中心的亲情关怀来消解历史王道的残暴，以忠的绝对来衡量臣之价值并遮挡君道的欠然，似乎也成了实践理性的一部分。

然而，中国近代的遭遇，使士阶层于惶恐中对传统失去了信心，在欧风美雨中高唱“打倒孔家店”，从而使传统的价值变得毫无意义，靠“拿来主义”来解决民族灵魂的空虚，如进化论、民主与科学，而最近几十年的发展，民族复兴的要求，使得已倒的牌位又重新扶起。［4］诚然，一个民族总无法割断传统的纽带，但我们也无义务为维护先哲的光环而徒劳。研究前人的思想，不是为了开办思想之博物馆，而是为当今以及将来的生活指点迷津，使人们不至于在价值多元的今天过分徘徊。既不惟命是从所谓之西方文明，也不以先哲的言论马首是瞻，而应站在广阔辽远的历史视野上对此做探讨，才有真正的意义。

［1］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刘小枫．拯救与逍遥［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4］王长华．诗论与子论［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