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琳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传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所带来的社会不公现象愈来愈严重，黑人女性作家对“黑人女性”这一双重身份给予了更多的关注。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将种族问题引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审视既是女人，又是黑人的黑人女性的双重边缘身份。这种身份批评跨越了地域的限制，在任何存在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地方都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并且，这种双重边缘身份，也是黑人女性反抗意识和自我意识形成的原因。

作为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品，《紫色》首次提出了新女性主义，小说描写了以西莉为代表的黑人女性追求平等权利和个人身份的斗争历程，扩大了女权主义的关注范围。在父权制家庭的压迫下，西莉顽强的生存意识和斗争精神体现了妇女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她宽容的精神和博爱的胸怀，正是作家所倡导的女性主义的灵魂所在。小说中的人物经历也是作家身为黑人女性，为广大同胞寻求自我解放之路的重要探索。而在《所罗门之歌》中，女性角色的光辉透过男性的视角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小说采用全聚焦模式作为主要叙事方式，深入每个人物的内心，剖析了父权制社会下女性压抑的心理和生活，让读者看到黑人妇女为争取个性解放而作的种种努力以及这些努力给妇女的生活和命运所带来的变化。

一、被束缚的女性

艾丽斯·沃克在《紫色》中塑造了众多黑人女性形象，其中，有一直以来受尽凌辱的传统型黑人女性：西莉的母亲、索菲娅的母亲和转变前的西莉，她们是长久以来处于屈从地位的“第二性”：没有价值，丧失自我，毫无尊严，甚至缺乏存在感。她们是男性的附属品，是男性随意使唤、打骂、侮辱、发泄性欲的工具。［1］（P55～90）

以白人为主导的种族主义思想和价值标准，作为一种强势文化，深刻影响甚至控制了黑人的精神和心灵，瓦解了黑人家庭和社区内部的和谐。这导致了黑人女性可悲的双重边缘身份：她们不但是性别歧视的牺牲品，也是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的间接受害者；既要承受来自黑人团体的性别歧视，还要背负来自白人的种族歧视。例如，“麦肯·戴德”这个姓氏的产生和麦肯父亲被白人杀害并被夺去财产，暗示了白人对黑人的轻率和不负责任，他们根本不把黑人当人看。［2］白人对黑人的压迫和歧视，不但使得黑人男性无法胜任男性性别赋予他们的对家庭的责任，并且黑人男性在承受白人施与的蔑视和欺压以后，只能转而将怒气发泄在自己的妻子、儿女身上。因此，黑人女性无论怎样都逃不出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的魔掌，她们无疑是社会的最大受害者，她们的可悲之处在于外界社会强加于她们的歧视，并且她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任何人格可言。

在这种糟糕的处境下，她们习惯了逆来顺受，丧失了自我，并且完全依照男人的眼光来规范自己，心甘情愿地依附男人。［3］（P129）和《所罗门之歌》中的露西及其两个女儿玛格达琳、科林西安丝一样，她们是父权制社会的牺牲者。麦肯不允许上过大学的女儿科林西安丝出去工作，更不允许其自由恋爱。而当科林西安丝准备把手中的冰块给旁边的黑人孩子的时候，麦肯却粗鲁地打掉了她手中的冰块，并将她推进车里。

二、挣脱枷锁

对于女性长久以来的“他者”地位，波伏娃指出，“不论她掌管支票簿，还是每月每周从丈夫那里取一次零用钱，只要她想有钱付给杂货商或买件新衣服，丈夫就必须去领取工薪或得到加薪……她在经济上的依附性使她任他处理；她在男性生活中只是一个因素，而男人却是她的整个生存。”［4］（P143）因此，稳定的经济来源是女性脱离依附关系、实现独立的重要因素。派拉特独自经营的小酒馆和西莉后来开设的裤子店都能够作为她们的经济保障，从而能够自己养活自己，而不必祈求男人的施舍。

派拉特无疑是莫里森想要创造的一个标杆，不仅是黑人的标杆，更是黑人女性的标杆，她是指路明灯和保护神。就是在派拉特的引领下，奶娃学会了宽恕、关心和帮助他人。派拉特被塑造成为一个神秘的人，出生便没有肚脐，她一次次因为没有肚脐而失去深爱的恋人，被黑人群体驱逐，被哥哥误解和唾弃，但她从未被困难吓倒，她对死亡毫不畏惧，她对困境中的人们的同情使得她的内心愈加成熟、强大，她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精神享受，对金钱毫不在乎。她自食其力，酿制果酒，贩卖私酒，和女儿、外孙女一起建立了一个和谐、温馨的女性之家。她独立自强、无私博爱，她的言传身教使奶娃逐渐理解了家人，也充分认识到互惠的爱才是最佳的境界，奶娃对甜姐的感情就是最好的例证。他带回了哈格尔的头发，也是他意识到女性的重要存在。派拉特临死前，仍然将她博爱的精神传达出来：“我真希望能结识更多的人，我会爱他们大家的。如果我知道的多些，我是会爱得更多些的。”［5］（P388）

无独有偶，在《紫色》中，亚伯特的情人秀格就是一位个性张扬、独立自主的新女性，她对于生活也有着自己的理解。西莉不仅不恨她，反而渐渐爱上了她。在亚伯特眼里，妻子西莉不过是一头能够干活的牛、一个能够发泄性欲的工具，不配得到任何尊重和关爱。善良宽厚的西莉在这种境况下卑微地活着，但是秀格却给了西莉不曾有过的关爱。她了解到西莉的过去，她让西莉勇敢地微笑，并爱上自己的微笑，认识到自己的美丽，又用实际行动使西莉认识到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爱自己和爱别人的真谛。在秀格的引导和鼓励下，西莉逐渐学会了在沉闷的生活中寻找乐趣，在自然界的和谐关系中寻找上帝。她渐渐摆脱了男性的控制，开始学会用新的眼光看问题，并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表达自己的愤怒，她从一个奴隶式的妻子变成了一位真正的散发着人格魅力的女性。

奶娃和亚伯特的转变，正是黑人男性在女性的影响下逐渐走向成熟的写照。他们也曾面对种族问题和心灵扭曲，但在周围女性的影响下经过痛苦的反省和挣扎，他们的思想觉悟得到了提高，精神境界得到了升华。

波伏娃说过：“女人，不是生而为女人的，是被变成女人的。”［4］（P259）作家在描写黑人女性成长历程的时候，意识到女性主义不是剑拔弩张、情绪化地挥舞大刀长矛，也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倡导男女平等，而是一种哲学思维方式，是一种多维的认知思想，具有理性的光辉。女性主义者不仅要挑战、批判、解构传统的男性中心文化，还要对女性自身被规范的社会性别、文化性别进行质疑、审视和反思，并构建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派拉特不被主流白人文化所侵蚀，也不惧怕黑人男性，自强自立，宽厚博爱，她身上散发的自然气息能给人以精神净化的力量。此外，黑人女性主义者还强调黑人男性共同成长、转变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正如沃克所强调的：致力于所有人即男人和女人的生存与完整。西莉勇敢地摆脱了束缚自己双翼的绳索，飞向天空，在更广阔的地方爱自己，爱他人。她不把男性视为一个对立面，而是在自己成长的同时帮助男性成长，达到了两性和谐的高度。

［1］Bell Hooks.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M］.晓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

［2］王成宇.紫色与妇女主义［J］.当代外国文学，2006（7）.

［3］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4］（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5］（美）托妮·莫里森.所罗门之歌［M］.胡允桓，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