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珺

（广东商学院 华商学院，广东 增城 51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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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的女权思想萌芽

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1929～2012）是美国当代著名的诗人与女性主义代言人。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里奇就倾向于在其诗歌中表现政治思想。政治性“是指我们把社会生活组织起来的方式，以及由此涉及的权利关系”［1］（P169）。文学理论和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想和社会权利紧密相关。我们应该“把言语和写作不仅仅看作是加以审美沉思或无限解构的文本对象，而是视为与作者与读者、演讲者与听众间更广阔社会关系密不可分的行动的形式”［1］（P178～179）。在里奇的诗歌中，她的政治思想主要是女权思想，主要反映为五六十年代的女权思想萌芽、七八十年代的激进女权思想和八九十年代对位置政治的思考。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无论是批评质疑，还是描绘现实，她在诗歌中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

20世纪50年代，里奇凭诗集《世事一沧桑》（A Change of World）获得耶鲁年轻诗人奖。里奇的诗中透露着形式上的平静疏远和内容上的不安压抑。“詹妮弗姨妈的老虎”（Aunt Jennifer’s Tigers）反映了女性压抑的情感与内心的愤怒。“詹妮弗姨妈的手指在毛线间摸索／甚至那象牙色钩针也难以穿梭／姨父硕大的婚戒沉甸甸地缠绕／将詹妮弗姨妈的手指紧紧套牢／姨妈亡故，她惊颤的双手终于放松／但主宰终生的磨难依然是她的指环／她编织的装饰图案中，那些老虎／继续蹿腾，一如既往，傲岸且无惧。”［2］（P4）女性从事着传统的手工工作，扮演着传统的女性角色，婚姻捆绑了女性的心灵。诗人逼真地描绘了女主人公被男权社会压迫的命运，与威风凛凛的老虎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老虎象征着内心的愤怒以及不满。在60年代，里奇出版了诗集《儿媳妇的快照》（Snapshots of a Daughter－in－Law）。诗人不仅发展了诗歌形式，而且将女人的经验和感觉作为诗歌的中心主题。在“儿媳妇的快照”（Snapshots of a Daughter－in－Law）一诗中，作者描写了婆婆与儿媳妇的处境。婆婆曾是“什里夫波特市的美女”，然而，现在她的思想“衰腐犹如她残留的婚礼蛋糕／沉重地背负着无用的经验，满是／疑心、传闻、幻想／在纯粹的现实的刀刃下／破碎成片”［2］（P9）。婆婆是丈夫眼中贤良淑德的好妻子，她的生活由家务事构成，父权文化和社会剥夺了她的独立身份。儿媳妇“有时让龙头流水烫伤她的手臂／用火柴烧伤她的拇指甲／把她的手放在水壶嘴上迷茫的蒸汽里”［2］（P9），以自残的形式来发泄压抑的情绪。诗人指出“时间是男性的”，而“当科琳娜抚琴歌唱时／无论是歌词还是音乐都不是她自己的／唯有长长的头发／垂在她的脸颊旁，只有轻柔的歌／靠在她的膝／而这些／在一种目光的非议中调整。”［2］（P12）女人只能做传统的家务，不能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妇女在男性制定的传统中感到压抑不安，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识、感情。里奇认识到女性应该追求家庭平等，主张妇女突破家务限制，平等地享有进行创造性工作的权利。但在这些诗歌中，里奇都是以第三人称来描述女性的处境，几乎没有出现第一人称，这表明女性主体意识还处在萌芽状态。

二、中期的激进女权思想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里奇出版了诗集《潜入沉船》（Diving into the Wreck）和《共同语言的梦想》（The Dream of a Common Language）。这一时期，她的女权思想日趋激进。在她的诗歌中，开始出现第一人称，女性主体意识开始苏醒，走向自主和独立。在“潜入沉船”（Diving into the Wreck）一诗中，“我来这里探险沉船／言语是目的／言语是地图／我来观看那已经发生的毁坏／以及尽人皆知的财宝。”［2］（P54）可以看出，这里的“言语”成为目的，旨在呼唤女性从男性主导的社会体制中解放出来，用女性的语言来寻找和书写女性自己的历史。“这就是那个地方／这里有我，有美人鱼，深色的头发／像一股股黑色的泉流，有披着铠甲的美男鱼／我们静静盘旋／在沉船的四周／我们潜入船舱／我是她，我是他。”［2］（P55）诗人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建立雌雄同体的男女平等共处的理想世界。而在《二十一首情诗》中，诗人写道：“在这个城市的每个地方，银屏都闪烁着／色欲淫情，闪动着科幻小说里的吸血鬼／被当作牺牲品的雇工在皮鞭下弯腰。”［2］（P77）这首诗是她从女性主义诗人转向女同性恋诗人的标界碑。这个世界仍然被男权所控制，“我们仍得注视着空荡的空白／男人不在，是他们不愿意。女人也不在那里，是她们不能／对我们的生活说话——这个仍未被挖掘的深洞／这个翻译的行为，这半个世界／叫做文明”［2］（P79）。女人的声音和历史 被扼杀 和埋没，必须重新建立女性的历史。“整个世界都在滋养，度量着我的伤口／好，结束了。那个珍惜她的痛苦的女人／已经死了。而我是她的后代／我热爱她传给我的，伤痕犹存的伤疤／但我愿与你一起，从那里继续往前。”［2］（P81）女性的历史是受伤的被埋没的历史，她渴望建立女性自己的历史，她愿意为了女性的权利继续奋斗下去。“往昔回荡在我们的血流里／我们的血液充满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意义——／虽然我们的历史编年纪／可以写出新的意义／我们是同性的恋人／我们是同一代人的两个女人。”［2］（P82）她认为，处于屈从、压迫地位的女性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投入到推翻男权社会的战斗中。

三、位置政治

里奇在八九十年代开始对位置政治进行思考，她试图从民族、阶层、族群、性优势等角度来理解主体，而不仅仅是从性别角度。在“追忆”（For Memory）中，“我不可能知道你所知道的／除非你告诉我／我们相聚在一起／来自于一个共同的／愤怒的方向／却很少提及不同”［2］（P94），承认自身身份的局限，发现自己与第三世界有色妇女、同性恋妇女和职业妇女的异同，尊重不同。“那些被平常的尘埃所记录的原子／我们每个人和所有人偏离正常的轨道的平凡生活／对着这些，我们应该回归，简单地说出／这就是我来自的地方／这是我知道的事情。”［2］（P94）她认为自己的白种美国人和犹太人身份是生而有之的，应该接受和承认自己的身份。同时，她提出，自由“不是一次在银河系下／出走，感受光亮的／河流，黑暗的田野”［2］（P94～95）。也就是说，要追求女性的权利，必须从日常的、平凡的家庭事务开始，用不同的方式来面对家庭事务，这才是力量的来源。在“追随家庭”一诗中，“如果我告诉过你你的家／是被贩卖的孩子们／无家可归的大陆，被外力／驱赶出他们的故土／被他们的母亲为免于俘获而杀害／……／如果我告诉你你的家／是饱受战难的孩子们的星球／女人和孩子排队而立或围成圆圈／无休止地互相呼叫姓名。”［2］（P122）家庭是发言之地，是分享语言和意义之地，是为没有家庭或声音的人发现一个代言之地，里奇使家庭成为一个置于政治定位之中的争议性场所。

艾德里安娜·里奇的诗歌中展示了诗歌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其政治思想在不同阶段表现为不同内容。总的来说，无论是早期的女权意识萌芽，还是中期的激进女权主义思想，抑或是八九十年代的位置政治，都能反映诗人对于女性的地位和处境的关心和思考。

［1］Terry Eagleton.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

［2］Barbara Charlesworth Gelpi，Albert Gelpi.Adrienne Rich’s Poetry and Prose：Poems，Prose，Reviews and Criticism［M］.New York：W.W.Norton，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