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泽章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湖南 长沙 410004）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塑造合格的现代公民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我国不但没有西方社会深厚的公民文化传统，而且传统农业文明给转型期的中国留下了远比西方社会更为庞大的农民群体。如何把这些习惯了小农生活方式的农民塑造为现代公民，直接关系到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顺利与否。而且，在市场经济中，如果只有市场中交易的市民，而没有政治空间中的公民，这样的社会是私人利益的卑微集合体，是自身的利益、需要与满足都无法在公共领域获得最终保障的社会。只有当人们成为公民，在共同的参与中做出决定以保护自己的利益，才能退而做市民。因此，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使中国面临一个传统社会所没有遭遇过的公民问题。

那么，中国公民生成的目标是什么？它的动力是什么？它得以生成的条件和途径是什么？又有哪些思想支撑和社会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基础之一的广大农民，在被广泛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又如何成为合格的现代公民？在笔者看来，托克维尔作为一个身处传统与现代“狭缝”中的思想家，他的公民思想值得引起我们关注。这不仅表现在托克维尔是近现代思想史上最早直接面对农民公民身份问题的思想家，而且还突出表现在他的公民教育观独树一帜。因此，笔者试图对托克维尔的公民思想展开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托克维尔的公民思想对当代社会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一、谁成为公民：市民或农民？

回顾西方现代性的起源，英法两国的启蒙运动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由苏格兰启蒙运动孕育的现代性着意于工商业的大发展、最大限度地追逐个人利益和私人领域的发展，塑造的是一个商业社会模型。而由法国启蒙运动孕育的现代性着意于民主制取代贵族制，构造的是一个平等的民主社会模型。在英美传统那里，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城市最先摆脱封建束缚发展了现代工商业，早先的市民阶层日益成长并发展成为后来的资产阶级，最终孕育了西方现代性的起源，城市市民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现代公民的原型和主体，最终为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奠定了基础。而在法国的思想传统里，当人们回到17、18世纪的法国，回到法国大革命，就会发现情况大不一样。

17、18世纪的法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起先是君主与农民的联合使法国贵族阶层走向衰落，广大农民成为拥有土地的自由民；尔后是君主和贵族特权阶层的联合又使农民处于永久被宰制的地位，17、18 世纪的法国完全处在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之下。在托克维尔看来，大革命前夕的法国农民不堪忍受君主专制的压迫以及对贵族特权等级的憎恨直接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从而表现出与英国的革命由新兴的资产阶级与贵族保守力量最终达成妥协完全不同的历程和结果。

法国大革命以后，“条件的平等”（l’égalité des conditions）是法国最为基本的社会状况；法国大革命虽然使法国快速向民主社会过渡，但是法国并没有建立起比较稳定的民主秩序，仍然处在民主革命的不断反复中。托克维尔认为，在一个民主即将普遍到来的时代，如何把法国的广大民众培养成为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主体，以便为法国的民主政治奠定稳定的社会基础，是法兰西民族面临的历史任务。因此，托克维尔立足于民主的社会状况，即每个人都要被当作平等的个体来对待，直接面向了现代法国的公民问题，正如托克维尔所言：“让大多数公民有资格进行统治，并使他们有能力进行统治。在忠实于他们的原则的同时，并不强迫人民以他们认为的最合适的方式变得幸福，但他们希望让人民去鉴别这种方式；当人民能够鉴别时，也就会采纳之。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是个民主派。我认为，把现代社会逐步引向这个境界，是使其摆脱野蛮和奴役的唯一方法。我全部的力量和意志，都将一直为这样的事业服务……。”［1］

如果说，托克维尔的政治关怀着意于现代法国的公民，那么，在坚持平等原则的法国，如何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在现代法国的革命与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农民成为既有资格又有能力的公民主体，以便为法国的民主政治奠定一个比较稳固的社会基础，必然是托克维尔公民思想绕不开的问题。可以说，在民主的思想史上，最早直接面对农民的公民问题的思想家正是托克维尔。

正如人们所知，英国的圈地运动致使大量的传统农民遭到毁灭，兴起的市民阶层最早打破封建桎梏，逐步发展成为后来的资产阶级并取得了政治地位，而美国受英国清教徒移民传统的影响，是一个没有传统农民的国家，英美两国公民生成的经验是建立在一个商业社会的基础上，走的是一条从市民到公民的生成路径。而法国的历史与现实则表现出了不一样的社会状况。法国在大革命前后的历史与现实表明，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存在着严重的农民问题，特别是农民在大革命后的政治人格逐渐由革命变得保守，甚至成为了法国民主秩序建立的障碍，这突出地表现在广大农民通过投票选举把路易·波拿巴推上法国总统宝座，最终为其帝国政权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所以，与英美传统中从市民到公民的公民生成机制不同，在法国传统里，还包括一个从农民到公民的公民生成过程。

二、如何成为公民：国民教育或公共生活？

1830年，托克维尔和博蒙在考察美国监狱制度的申请书中指出，法国“贫困阶级的无知”可能成为一个“犯罪的根源”，而通过适当的初等教育可以预防犯罪的大量增加。在美国的监狱和青少年收容所里，他建议考察如何“通过合理安排的培训和教育”使在押人员和失足青年获得新生。可见，在托克维尔看来，教育对人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美国考察中，托克维尔指出，“从根本上说，能够显示美国文明的最突出特点的，还是有关国民教育的法令”［2］46。1831年，托克维尔描述了他对美国国民教育的印象：“我至今所见到的属于若干社会阶层的所有人员，使我感觉到不应该怀疑的好处。每当告诉他们说在欧洲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非普遍一致时，他们从来不乏微笑。他们一致认为，对于一切人都有用的知识的传播，乃是像他们那样的自由的人民的一种绝对的必须，在他们那里，根本不存在取得选举权的纳税额或者获得当选资格的纳税额限制。这是我觉得在一切人的头脑中萌生的一个理念。……我还不了解在这里被认为是半教化的舞弊的东西，而在我们那里，这样的舞弊比比皆是。但是我觉得在欧洲用来反对知识过度传播的最重要的论据在这里不适用。因此：（1）宗教道德在这里比世界其它地方较少遭到排斥。这里不存在宗教与科学之间的任何敌对；（2）同世界其它地方相比，人们很少担心大量的人因教育超出了他们的机遇而给一个国家造成麻烦，或者他们的不安可能导致社会动荡。”［3］142从托克维尔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国民教育对人的塑造和对民情的培育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对此，托克维尔着重阐释了他对以学校作为中心的国民教育的看法。

首先，托克维尔倡导国民教育的自由，鼓励教育机构之间的竞争。托克维尔指出教育自由是社会承认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之一，是一切公民安然行使的权利之一。而且，教育自由的好处表现在：“即使不是就公民的个人权利而言，至少从公共利益的观点来说，教育自由的主要优点是在方法……教育目的方面推进某种运动，促使世纪精神……人类精神的普遍进步深入到青年的教育当中去。”［3］151

其次，托克维尔主张让每个公民都接受初等教育，让他（她）们从小就了解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习俗、法律、道德等方面的知识，这对于造就一个合格的公民来说是必要的：“我们并不认真看待这些少年公民。但我们认为应该分析一个具有独创性的值得质疑的制度。在同这个国家的体制如此密切吻合的诸如此类的政治游戏中，有着比人们所设想的更为深刻的含义。童年的这些印象和对于自由的这种早期的运用，也许往后将促进失足青年们更守法。我们无需担忧这种政治后果，一个这样的制度作为道德教育的手段至少是强有力的。”［3］145

再次，让大多数公民都能获得中等水平的教育，以让他们向科学索取能够赚钱的实用知识和向艺术索取使生活变得轻松的手段［2］58-59。因此，在民主社会，为了个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安全需要对大多数人首先进行科学、商业和工业教育，其次才进行文学教育：“在每个人都习惯于依靠暴力去增加或维护自己的财富的社会里，如果坚持只对人民进行纯文学的教育方针，则将造就出非常文雅但又非常危险的公民，因为社会和政治情况在使他们不断产生新的需要，而这些需要则是他们所受的教育无法满足的。于是，他们将以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名义扰乱国家，使国家不能在实业方面得到发展。”［2］584

对于高等教育，托克维尔指出高等教育并非人人都能享受，对于那些由于出身或命运而注定要研究比较高深学问的人，托克维尔认为应该让他们接受比较好的高等教育，“办几所好的大学胜于一大批坏的专科学校，因为在后者得到的质量不高的肤浅教育，反而会影响以后的必要深造。在民主国家里，凡想在文学方面有所成就的人，必须经常从古代作品中吸取营养。这是非常有益的办法”［2］584。

对于国民教育的效果，托克维尔指出：“当不再存在世袭的财产、阶级的特权、门第的优越感，而每个人只靠自己的努力前进时，则财富方面的高下之分，显然将取决于人的智力。……人们不会用贵族制国家采用的那种观点和方法去读书；但是，读书人的范围将不断扩大，最后扩及全体公民。”［2］557-558 对此，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着重强调了建立学校的必要性，但这种学校必须为一切人提供适合的教育，亦即提供进入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对于工作领域有用的基础知识，并通过宗教的介入来保障个人的道德修养［3］162。

然而，托克维尔强调，尽管国民教育在公民的培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要塑造一个真正的公民，仅有国民教育还远远不够。对此，托克维尔指出：“没有疑问，美国的国民教育对维护民主制度是有大帮助的。而且我相信，在启迪人智的教育和匡正人心的教育不相分离的地方，情况更会如此。但是，我不想夸大这个优点，而且我也远远不像大多数欧洲人那样，以为只要教会人们读书写字，人们就可立刻成为公民。真正的知识，主要来自经验。假如美国人不是逐渐地习惯于自己治理自己，他们学到的书本知识今天也不会为他们的成功提供太大的帮助。”［2］353

也就是说，在托克维尔看来，在民主社会，国民教育可以传授给公民相关知识，但公民教育不是在学校完成的，而是必须要到政治实践中才能完成。譬如，美国人是通过参加立法活动而学会法律，通过参加管理工作而掌握政府的组织形式的；社会的主要工作，每天都是在他们的监视之下，甚至可以说是通过他们的手来完成的；在美国，对人们所进行的一切教育，都以政治为目的；美国人差不多总是把公共生活的习惯带回到私人生活中去；在美国人那里，陪审制度的思想，在学生的游戏当中就有所反映；而代议制的方法，甚至被用去组织宴会［2］353-354。

对此，托克维尔对法国重商主义或经济学派的公共教育提出了批评。托克维尔首先指出了经济学派公民教育的源起。经济学派认为正是因为国民没有教养，所以专制制度才能存在，而对付政府滥施权力的唯一保证就是有关基本司法和自然秩序的普遍、持续不断的公共教育［4］195。其次，经济学派公共教育的主要观点认为国家不仅要号令国民，而且要以某种方式培育国民：国家应依照某种预先树立的楷模来培养公民精神；国家的义务是用某些它认为必要的思想充实公民的头脑，向公民心中灌输某些它认为必需的情感［4］197。而在托克维尔看来，经济学派的国民教育突出了国家的无限权力，国家可以随心所欲造就人们，其结果是使每个人的权利服从于全体意志，既是对教育自由的遮蔽，也是对公共生活的遮蔽，“是想借助于这些文学性的胡言碎语，来代替所有政治保障”［4］195，这种公共教育培养的不会是公民，而是顺民。

当然，托克维尔并没有完全否定学校在对一国的公民培养中的作用，托克维尔希望学校灌输公民责任感的基本知识。但是，托克维尔强调：只有通过参与公共事务，只有在公共生活当中，才能获得真正的公民教育，才能真正培养合格的现代公民。对此，有学者指出，托克维尔本人就出身于政治介入在传统上被看作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的那个社会环境，他指责自己的一些朋友表现出“政治无神论”和对“能够振奋社会的一切观念”的漠不关心，而强调没有任何东西比公共生活所作的选择更能影响私生活……一切事务中的重中之重可能就是给予公众事务的关注［3］170。这样人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托克维尔如此重视政治，并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到政治事务当中：“我喜爱鲜活的情感，但是我是在现实生活中，在社会中，在游历中，在事务中，首先是在政治事务中寻求它们。没有什么快乐可以和政治的成就相比。”［5］

三、托克维尔公民思想的当代意义

首先，托克维尔公民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塑造合格的公民具有方法论层面的意义。正如托克维尔讨论法国的公民生成，只能在法国的历史、现实与思想传统中讨论一样；中国的公民生成，也只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中国的历史、现实与思想传统里讨论，对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做出中国自己的回答。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公民生成只能在社会主义制度环境中孕育和发展；中国有着悠久的政治文化传统，这些政治文化传统既有可能成为中国公民生成的有益资源，又有可能成为中国公民生成的障碍因素，需要人们认真加以甄别，而不是回避。此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身处前现代的、现代的、后现代的独特的时空定位，更加剧了中国公民生成的复杂性与特殊性。这些复杂性与特殊性的存在，使得中国的公民生成不能直接套用西方或其他国家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的公民生成问题。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真正有了讨论中国公民生成的前提。

其次，托克维尔公民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的公民培养具有重要的现实启发意义。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话，那么公共生活也是检验一个国家的公民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托克维尔就突出强调了公共生活对于公民培养所具有的作用。把那些没有经过公共生活锻炼的广大民众纳入公共生活当中，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对此，托克维尔公民思想的现实意义突出表现在：通过各种途径在社会各领域内广泛拓展公共生活的空间，把我国深受传统思想浸淫的广大民众纳入到公共生活当中，使他们从狭隘的私人生活中走出来，培养他们的公共生活习性，不断提高他们的精神境界［6］，使他们成为合格的现代公民，从而不断提高我们整个民族的群体性政治素养，最终为我国民主政治的建立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1］托克维尔.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M］.黄艳红，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63.

［2］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3］雷蒙·阿隆.托克维尔与民主精神［M］.陆象淦，金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4］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Roger Boesche.The strange liberalism of Alexis de Tocqueville［M］.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246.

［6］杨泽章.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及其理论价值［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