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西真

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种地的当然是农民了。那么农民又是什么样的人呢？《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上说农民是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根据这个定义，不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就不应该是农民，这一点恰恰与西方一些国家对农民的界定类似，在那些国家，农民纯粹是一个职业概念，指的是经营农场、农业的人，一个人如果不再经营农场、农业了，哪他就不是农民了，他或者是工人、或者是教师。而在我们这里，这个词典定义并不完全准确，“农民”，它不仅仅是一个职业，还是一种身份。与户口有关，一个人只要有农村户口就是农民，即使这个人已经离开农村多年且在城市里干着和农业不沾边的工作。所以说中国有两个城市化率：一个是依照常住（在一个地方居住半年以上）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2012年是52.57%，有近7亿农民；另一个是依照户籍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2012大约为36%左右，中国有9亿多农民。按照《词典》上农民的定义，7亿也好、9亿也罢，这些都应该是在农村种地的，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其中有二、三亿的“农民”早已不种地了，真正种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比较特殊的一部分人。这部分人特殊在哪里呢？就让我从春节期间回家的见闻说起吧。

每年春节，我都要回老家陪父母过年，2013年春节在家里的几天除了陪父母说说话以外，我也间或和来家里拜年的老少爷们聊聊天，顺便了解了解农村的情况。我老家在山东省莒南县石莲子镇一个叫侯疃的普通而又贫瘠的村庄，离县城几十公里，离乡镇驻地也有4公里，可以说是“前不靠城、后不着镇”，全村有596个人，宜耕地（不包括宅基地、沟圈地、家庭菜地等）面积567亩，人均不到1亩，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2011年底的时候，全国有耕地面积18.2476亿亩，人均有1.35亩）。这567亩地按照用途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温室大棚用地。这是一种提高土地生产率、增加收入的设施农业。我见到的村上的塑料大棚都比较小 （有1亩的、2.5亩，最大的3亩）、比较矮（人在里面走路要弯着腰），也比较简陋（不像我在别的地方见到的成本很高的、钢架结构温室那么高大），主要种植草莓、西瓜和一些反季节蔬菜等经济作物。据我了解，行情比较好的年头，一个大棚一年（以1亩地大棚一年种植两季西瓜一季菜椒为例）纯收入在2万元左右，但是，照料大棚是非常辛苦的活计，一年当中从年头忙到年尾，从不得闲（大年初一那天，我还遇到几个到大棚里干活的村民），弯着腰，甚至跪在湿度很大的塑料棚里干活，这对人的关节损害很大。另一类是粮食用地，在我们那里，一年种两季粮食，一季以冬小麦为主，另一季以玉米为主，掺杂种一些黄豆、花生等作物，主要用于榨油吃。种粮食只能保证有饭吃，不能保证有钱花，除去种子、化肥、农药、浇水、机耕等费用，种一亩地的粮食还要倒贴（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讲过）。

温室大棚也罢，种粮食也罢，总得有人到地里干活。据我了解，在全村596个人中，除了在家上学的小孩和年老体病者外，种地的大都是妇女和50岁以上的老人，只有10多名大约30-50岁之间的中年人没出去打工，在家里专门照料塑料大棚，其余20多岁、30多岁和40多岁的青壮年常年在外打工，他们把拾掇地里的活留给了他们的父母。行文至此，我们知道了，目前在农村里种地的大半是老人和妇女，50岁的是壮劳力，60岁的是主力，70多岁的仍在下地干活。我问了居住在周围其他村子里的亲戚，他们村里也大致如此。

更大范围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农业大学课题组通过对山东、山西、河北、四川、重庆、陕西、黑龙江等10省市20个村的调查发现，农业劳动力中妇女（所占比例为57.2%）和老人是主体，课题组对山东省荣成市崂山镇神道村、湖南省醴陵市高桥乡马家垅村、河北兴隆县大水泉乡庆丰村、北京房山张坊镇的大峪沟村农业劳动力进行调查发现，这些村庄农业从业者的老龄化现象突出,50岁以下的农业劳动力平均不足10%,在地里干活者平均年龄达到67岁,更有84岁高龄的老人还在田间务农，如被调查的马家垅村140名劳动力中50岁以下的农业劳动力仅为12人；被调查的大峪沟村1007名农业劳动力中,留在农村的农业劳动力只有36人且无一人是80后年轻人。（朱启臻，杨汇泉，2011）如果需要，这样的调查我还可以列举出很多。跟我一样老家是农村且经常回老家的读者诸君稍加留心也不难发现这样的现象。

我写这些，无意贬低老人、妇女种地就种不好（实际上由于老人、妇女种地上的力不从心、技不从心的确也导致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难以实现、粗放经营、复种指数下降以至于撂荒等问题），我是想提醒那些主张通过职业教育服务“三农”的同志们，要多多关注和了解农村的变化、农民的分化和农业的弱化，这是农村职业教育依存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