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 华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 100083）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通过顽强、艰苦和不懈的奋斗，一定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道路是检验理论的实践基础，道路是制度的重要载体，三个自信的基础和核心是道路自信。笔者认为，要想更好地坚持道路自信，有必要了解和掌握我们党夺取政权、建设国家的艰难曲折历程及其一脉相承的关系，从党的苦难辉煌历程中总结经验、得到启迪，以增强信心和自豪感，更好地为党的事业的发展壮大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一、夺取政权的艰难之路

党在成立之初，就明确规定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共产主义为实现目标。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为中国树立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榜样。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首先要推翻三座大山，取得执政地位。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为取得革命的成功，我党从1922年1月起，就领导了以罢工为主要形式的工人运动，先后发动了香港海员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省港大罢工。但这些罢工无一例外地被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镇压下去。可见，单靠工人运动是不能取得政权的。

处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自身力量的不足，开始寻求建立统一战线。1923年6月召开的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指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两党的合作，很快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北伐战争中取得显著成果。由于两党的阶级基础和奋斗目标不同，国民党从1927年4月12日开始，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使国共第一次合作彻底破裂。可见，靠寄人篱下是不能实现奋斗目标的。

国共合作的破裂，使共产党人认识到，要取得革命成功，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武装。于是在党的领导下，自1927年起相继举行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逐步建立了井冈山、赣南、闽西等革命根据地，标志着我党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坚信，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信只有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才能最终取得政权。

以瑞金为中心的苏区的建立，使红军队伍迅速壮大。但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干扰，使红军受到巨大损失，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遵义会议的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同志事实上的领导地位，这一历史的转折，挽救了党和红军，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这充分表明，只有有了正确的领导和理论，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我党识大体、顾大局，与国民党进行了第二次合作，在全国人民的参与下，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曾真心愿意和国民党组成联合政府，走国共联合治国的道路。但蒋介石自恃力量强大，不顾民族利益，悍然发动内战，我党不得不采取以牙还牙的策略。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革命的胜利，表明我党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能最后取得执政地位。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拥护，对革命战争的支持，是我党取得政权的最好选票。

二、建设国家的曲折之路

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就要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这一时期，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了家门口，我国被迫进行了抗美援朝。之后，经过剿匪反霸、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运动，于1956年完成了对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我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段道路并不平坦，但时间之短、阻力之小出乎大多数人意料。可见，这条道路顺应了历史潮流，符合人民的意愿。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顺理成章地沿用苏联模式来搞建设。苏联模式虽然在一段时间内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但其弊病很快也暴露了出来。我党及时作了适度调整，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自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我党在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上实行大跃进，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实践证明，即使有再良好的愿望，偏离了历史轨道，违反了经济规律，也要受到历史的无情惩罚。这一时期，有成功的经验，但更多的是失败的教训。

在这一时期，我党沿用战争时期的成功经验，发动群众参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坚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维护了国防安全，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尽管有大跃进造成的巨大损失和三年困难时期的惨痛代价，但毕竟我国还是走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大多数人民群众并不希望从根本上背离这条道路。“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政治运动要彻底否定，但它毕竟是在党领导下的失误，仍属于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的曲折。社会主义建设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壮举，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发现了错误就要及时改正。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在对外开放方面并没有彻底关闭国门。建国初期很快和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50年代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密切，虽没有解决香港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也留下了一个与西方国家联系的渠道。70年代初期，我国先后与美国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一时期可以称作局部的对外开放，为以后的全面开放奠定了基础。这段历史表明，我党执政后既有对外开放愿望，又有对外开放成果，搞社会主义建设，完全对外封闭是行不通的。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为我党纠正“左”的错误提供了历史机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全面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我党终于走上了通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康庄大道。

三、革命、建设年代的道路一脉相承

不管成功还是失败，无论曲折还是顺利，我党所走过的道路都是紧密连贯在一起的，既不能以建设和谐社会来否定武装斗争，也不能以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来否定前三十年，更不能以新中国成立前的近三十年来否定后六十多年。道路是历史的主线，否定道路就等于否定了历史。党的历史不能分割，党有勇气承认错误，有决心汲取教训，有能力开创未来。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是人民的选择。这条道路尽管有很多曲折，但大方向始终只有一个。在改革开放中，我们改变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用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部分，但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没有变。我们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坚持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我党九十多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在这个道路上有很多变化和数次转折，但主要方面没有变：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没有变，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依靠群众的工作方法没有变，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没有变。我党的道路既艰难曲折，又宽阔光明。正是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使我们党在曲折的道路上沿着一个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也使我们确立了道路自信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