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_陶永莉

中国现代文学史在谈到文学革命的发生时，一般会从1917年1月《新青年》（二卷五号）上的《文学改良刍议》开始。①事实上，1917年除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外，胡适在美国主编的《留美学生季报》（以下简称为《季报》）也举起了这面旗帜；无独有偶，二者在1917年的发行情况都不理想。《新青年》在本年8月出齐三卷后就停刊了，直到次年1月15日才复刊，参考鲁迅在1918年1月4日写给许寿裳的信“《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②，可知《新青年》1917年的发行情况实在令人堪忧③。《季报》191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一千册，其中五百册由商务印书馆直接寄给美国订阅者，其余五百册在国内发行，发行量很小。④虽然，从文学革命的发生来看，二者有上述种种相似之处，然而由于它们各自在以后的发展情况不同，以致在后来的关于文学革命发生的历史叙述中《季报》常常被遮蔽了。即使胡适本人在《逼上梁山》中将文学革命开始的时间追溯到留美期间与朋友讨论白话文学时，也未提及《季报》。如果以胡适任《季报》总编辑为分界线来考察文学革命的发生，我们便可以发现，在分界线前，胡适和朋友的白话文学讨论还属于私人性质，发生在私人圈子里；而在此之后，胡适则有意识地将具有私人性质的讨论推向公共空间，公开化，与《新青年》相呼应，形成一种文学革命的运动。所以，这个分界线不应被忽略、遮蔽，而应仔细辨析。

留美中国学生在1909年创办了《美国留学报告》；次年6月改为《留美学生年报》，每年一期，出版了1911年6月、1913年1月、1914年1月三期；1914年3月再次改为《留美学生季报》，卷期重起，每年一卷，每卷四期，在美国编辑，上海出版，1928年停刊。《季报》的编辑工作由编辑部负责。编辑部设总编辑一名和编辑员数名，任期为一年，从1月1日至次年1月1日。次年总编辑由本届编辑互举产生，编辑员由东美、中美、西美三地中国学生会按会员人数比例选举产生，在每年夏季年会上进行，当选者有半年时间准备次年任内的事务。胡适在1915年被选举为1916年的编辑员，在1916年被推举为1917年的总编辑。由于1917年6月回国，他实际上负责编辑了这一年即《季刊》第四卷的前三期，而第四期由张宏祥代理。《季报》“像一个每年改组一次的同人刊物，因为志愿的投稿者很少，谁当了总编辑，都得向自己的朋友和熟人拉稿”⑤。这尤其体现于1917年胡适任总编辑时，《季报》已经在文学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开始了“文学革命”。这是如何开始的呢？

《季报》第四卷第一期（1917年3月）有插图、论著、谈丛、文苑（包括两个子栏目即诗选和词选）、杂著和附录六个栏目，除去插图与附录外，剩下的四个栏目都有与文学革命相关的文章。首先，第一篇是论著栏的《文学改良刍议》。《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1917年1月）上排在第四，本期排第一的是陈独秀的《再论孔教问题》，前两期排第一的还是陈独秀关于孔教的文章，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新青年》的焦点在孔教上；只有到了第二卷第六号的时候，焦点才从孔教转移到了文学革命，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排在了第一。而胡适首先就将《文学改良刍议》放在了《季报》第一篇的位置上，这其实就是在高调宣告开始“文学革命”；然而从内容上看，《文学改良刍议》却很低调，没有直接提到“文学革命”；但是，从1915年至1917年初胡适的日记和书信⑥来看，胡适与梅觐庄、任鸿隽等人已在激烈地讨论着文学革命的问题，尤其在白话能不能作诗的问题上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由此可见胡适在把私底下的讨论推向公共空间时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他肯定自己的史识与胆识，认识到了“文学革命”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学者的严谨与实证的态度，使他谦虚谨慎，不做贸然的行动。

进一步将这三期《季报》与1915年至1917年初胡适的日记、书信对比，便会发现胡适是如何采用“报刊编辑式”的叙述方式把私人性质的讨论推到了公众视野中。

第一，打破讨论的物理时间顺序，缺席关键性的讨论阶段。根据此时胡适的日记和书信，可以将讨论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15年夏关于中国文字的问题；第二阶段，1915年秋关于“文学革命”口号的提出；第三阶段，1916年春关于文学革命的方向即白话文的问题；第四阶段，1916年夏关于白话诗的讨论与创作；第五阶段，1916年冬关于《文学改良刍议》的写成。《季报》把《文学改良刍议》编排于首位，然后把白话诗词、白话小说编排其后，同时缺席关键性的第二阶段，即创作于1915年9月21日的诗歌《依韵和叔永戏赠诗》“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以及由此引起与梅觐庄、任鸿隽等人关于“文之文字”与“诗之文字”的讨论。该阶段不仅使胡适在任鸿隽的“挖苦”下提出了以“文之文字”入诗的观点，还促使他从文学史的角度思考文学革命，发现了文学革命的方向即白话文替代文言文。这是一个具有转折性的阶段，然而《季报》却未涉及该阶段的内容。《季报》发表了一些白话诗，却只字未提以“文之文字”入诗。以白话写诗与以“文之文字”入诗是两个不同向度的问题，前者指向语言体系，后者指向诗学。胡适从后者出发思考文学革命的问题，却走向了前者，解决了语言问题，却未能解决诗学问题，直到今天仍是悬而未决。胡适回国后大谈以文为诗，而在《季报》上却对此缄口不语，这也许是因为留学期间胡适还未仔细思考过诗学问题，也许是他谨慎的态度使然。

第二，向朋友约稿，组稿，修改讨论的内容或诗词。1916年夏，在与梅觐庄、任鸿隽等人激烈讨论白话能不能作诗之后，胡适决定自己开始做白话诗的试验，要用试验的结果来证明白话诗的主张。接下来，他集中创作了一系列白话诗，《窗上有所见口占》《赠朱经农》《〈尝试歌〉有序》《他》《中秋夜月》《写景一首》《纽约杂诗》《黄克强先生哀辞》等等。然而《季报》不可能只刊发胡适一个人的白话诗，同时他的朋友又反对用白话来写诗，那么胡适是怎么将他和朋友的稿件编辑在一起，而且还要表达出他的文学革命思想来呢？

首先，在文苑栏中，胡适采用了两种组稿方法，即将主题相近的诗词或倡和的诗词安排在同一期刊中。例如《季刊》第一期诗选栏，通过主题相近的方法将古典诗与白话诗同时刊出，古典诗有任鸿隽的《中秋纪事》，胡适的《秋柳》《秋声》，白话诗有胡适的《中秋》，组成一个秋天主题，同时胡适再将他的四首白话诗《江上》《黄克强先生哀辞》《〈孔丘〉有序》《他思祖国也》穿插其中；又如第三期诗选栏采用了倡和的方式，有任鸿隽的古典诗《柬胡适》与胡适的白话作答诗《赫贞旦答叔永》，以及唐钺的古典诗《答叔永》。

其次，开辟新栏目。胡适在《季刊》第二期开辟了“游戏诗”栏目，刊出了他的《新大陆之笔墨官司》。该诗在日记中叫“答梅觐庄——白话诗”，随后对“答觐庄白话诗之起因”进行了说明。这属于上文所说的第四阶段，主要讨论用白话写诗的问题，经过这次讨论后胡适开始了白话诗试验。这是一个重要阶段，胡适显然要将此刊发出来，而且还对它进行了修改。与《答梅觐庄——白话诗》相比，修改后的《新大陆之笔墨官司》内容简洁、精练，语言通俗，语气缓和而坚定。

最后，胡适还对朋友的稿件进行了修改。例如，1917年2月17日胡适有则日记题为“叔永柬胡适”，这是任鸿隽写给胡适的诗歌，然后胡适抄写在日记中。与日记中的这首诗相比，刊出在《季刊》第三期上的《柬胡适》被大量修改过，删去了六句诗，结构更加紧凑；还有把“矗”改为“连”，“聆”改为“听”，“观”改为“见”，“侵”改为“清”，“数日乃一见”改为“两三日一见”，“夜半喧雷声”改为“夜半作电声”，除了最后一句将雷声改为电车声属于内容上的修改外，其他地方都是将语言改得更加“白话”。从修改后的“白话”效果来看，这应该是总编辑胡适所为。

通过上述编辑方式，胡适将他和朋友的白话文学讨论推向了公共空间，在《季报》上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如果说《新青年》上的“文学革命”激进而热烈，那么《季报》则显得稳重而冷静，二者体现了陈独秀与胡适分别在中国与美国对文学革命的思考与探索的成绩。所以，在考察文学革命的发生时，除了《新青年》还应关注《季报》。

①如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参见该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

②《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7页。

③戈公振在《民国初期的重要报刊》中指出，《青年杂志》“销路甚少，连赠送交换在内，期印一千份；至民国六年销数渐增，最高额达一万五六千份”，转引自张静庐主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6页。事实上，《新青年》1917年的发行情况并不理想，之后才逐渐转好。

④《季报》的发行量该报未明确记载过，但其前身《留美学生年报》发行数量不大，1915年章士钊写道：“按胡君（指胡适）所写《非留学篇》，乃登诸去年《留美学生年报》者，其报仅数百份，流传甚少。”参见《甲寅杂志》1915年第一卷第十号通讯栏目，第21页。《季报》1914年由中华书局印刷发行，寄赠编辑部500册，1916年遂减为400册，国内发行情况不清楚；191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1000册，其中500册由商务印书馆直接寄给美国订阅者，其余500册在国内发行，参见侯德榜：《留美中国学生季报创办历史及其历来办理情形》：《留美学生季报》1918年第五卷第四期，第146—148页。

⑤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4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71页。

⑥本文引用的胡适日记均出于《胡适留学日记》（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书信出于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