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阎 真

我是一个大学教授，又写过几部长篇小说，多年来给本科生研究生开“小说艺术”、“小说理论”课程。近30年的教学生涯，使我形成了成熟、稳定、执着的审美标准和批评观念。我的艺术理念，说得温和一点是“艺术本位”，说得绝对一点是“艺术至上”。对于任何作品，我首先关注的不是它是否触及了敏感而重大的社会问题，是否有精神创意性和思想深刻性，而是它是否具有较高的艺术品位。因为，我分析的对象是文学，既然是文学，我的第一眼光、第一标准必须是从文学本身派生出来的，即艺术性的眼光和标准。偏离了文学的眼光，直接面对作品的社会性、思想性、时代性，那不是文学批评。有些作品由于时代的社会的原因，在非文学的意义上获得成功，获得读者，获得市场，我也承认它的成功。但对这种成功我会保持冷静，保持距离，坚信艺术的力量将在时间之中选择自己的经典。在我看来，社会历史意义上的成功，只有建构在艺术性的基础之上，才是真实可靠的；否则，就会像沙滩上的高楼，不论又多宏伟巍峨，终究难以长久。我们看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看唐诗宋词，那些口口相传的精品，都是艺术的极致。靠没有艺术的支撑，靠一种概念表达而获得了长久生命的，不能说没有，但极少极少。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基本上是一部艺术史、审美史，而不是社会史，意识形态史。可以说所有的名家、大家，从屈原到曹雪芹，都经得起严酷的艺术检验。我的批评观的核心理念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达：艺术标准是前提性的标准。也就是说，我对作品的思想性、时代性的肯定，是在艺术前提之下的肯定。我不能脱离文学的标准谈文学，因为对象是文学作品，而不是社会学、历史学著作。一部作品，无论它怎么轰动，怎么好评如潮，如果它不具备艺术的标高，我宁愿保持沉默，也不会加入歌颂的大合唱。对我而言，艺术的标高是经典性的标高，这是一种很高的甚至可以说超高的标准，同时也是一种不可超越的没有例外的标准。

这种标准有时也会遭遇挑战，让我对它有所怀疑，甚至感到沮丧。我也要反问自己：艺术标准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那么不可移易？是不是在特别的情况下有所例外？

我说几个例子。

二十年前有一部作品《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又是“曼哈顿”，又是“中国女人”，关键词都踩在时代热点上，作品风靡一时，发行量巨大，上百万册，大有“开谈不讲曼哈顿，纵使读书也落伍”之势。读了这部作品，我无论如何地兴奋不起来。原因很简单：艺术品味缺乏。艺术品味缺乏而获得这么多读者，让我对自己艺术本位的文学观产生了犹疑：艺术性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不可移易？事情后来的情况还是让我坚定了对艺术性的信念。没有艺术性的支撑，不论一时多么风靡，终究是过眼烟云。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而今安在哉？后来当代文坛又发生过多次类似的情况，而我再也没有产生过动摇与犹豫。

艺术标准是前提性标准，这一观念的形成，与读一些经典作品也很有关系。比如读《红楼梦》，我思考它获得成功的原因，首先是创造了许多鲜活的人物形象，如小姐系列的黛玉、宝钗、湘云、探春等，太太系列的王熙凤、贾母、王夫人、赵姨娘等，丫环系列的袭人、晴雯、鸳鸯、平儿、傻大姐等等。同是小姐，同是太太丫环，各有各的个性。几百个人物，大都面目鲜明，也不雷同、重复。这种人物塑造的能力，古今中外，绝无仅有。这是《红楼梦》处于巅峰地位的最基本原因。至于色空观念的表达，对女性的尊重，虽然也很重要，但相对于人物群像的鲜活，终究是第二位的。这也是说，对小说创作而言，形象的鲜活比思想的寄托更为重要。王熙风是一个文学典形，给每个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但谁又能从她身上概括出什么社会历史意义呢？没有多少社会历史内涵，也可以成为文学经典形象，这是艺术性是前提性标准的证明。反之，一个形象可以分析出诸多社会意义历史意义，却没有感性的鲜活与生动，那能够成为文学典型吗？能够在时间之中站住吗？

还想说说张爱玲。张爱玲一生的艺术高峰，在她刚出道之时。《金锁记》、《倾城之恋》无疑是艺术精品，字字珠玑，很难想像这些作品出自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之手。确实是才女，说是天才也不过份。可这种势头根本没有得以持续，用“每况愈下”来描绘她的创作，是非常恰当的。后来的《十八春》等，韵味情致就差得很多，不敢恭维。前年看到她的封笔之作《小团圆》，要形象没形象，要语言没语言，结构混乱，情节模糊，当年才女的身影荡然无存。这样缺乏艺术品味的作品被大吹大擂，如果是出版商为了市场的人为安排，我还可以有着一种痛苦的理解；如果是一些人习惯性的崇拜，或者干脆就是在这个名字面前失去了审美判断，那我就只能“长叹息以掩涕兮”了。

当代批评中令人“长叹息”的批评不少，很多。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以“史诗”名之的作品，恐怕百分之九十以上出自当代，如果真的如此，中国当代文学那是群峰耸立，巍然如泰山、华山、嵩山、衡山。但我们知道，情况并非如此。没有原则的歌颂，在几千年的文学史上，以当代为最甚。古代批评家的那种充满人格自尊人格魅力的批评，在当代如果说不是很少，但也决不是很多。比较起来，失范的批评是浩如烟海。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又有个市场背景，要一个批评家坚守批评标准的确有些强人所难，甚至可以说不近人情。没有坚守批评中的标准，这样的事情我也做过，因为只有如此，才对得起朋友。既然自己也做过，就不能苛求他人。我想说的是，不论是面对人情的压力还是市场的压力，歌颂也还是要有个分寸。高帽子高得耸入云天，会压碎作家本人的心理承受极限。在这方面当代作家心理承受能力都还比较好，被戴了高帽而拍案而起的，似乎很少。其实，帽子戴得太高，是害了作者。典型的例子是余秋雨的散文。在我看来，在当代散文家中，余秋雨的学问是一流的，在当代学者中，他的文笔又是第一流的。有了这两个第一流，怎么说他也应该有无庸置疑的地位，何况他还是文化散文的开拓者。为什么他遭到的攻击最多？他自己的解释是别人对他全面成功的嫉妒，就像当年群小围攻苏东坡。但当代全面成功的作家不乏其人，难道偏偏是他遭到那么多人嫉妒？他自视太高，有人把他抬得太高，恐怕是最主要的原因。他被抬得那么高，那么对不起，别人就要用那么高的标准要求你，更不能原谅他散文中的史实性硬伤。如果他不被抬得那么高，他自己又能低调一点，如此有勇气承认自己作品中的那些知识性硬伤，并予以改正，而不是把所有批评一概拒之门外，他的朋友会更多，地位会更高。把他抬到云端的人，其实是害了他。

最后，我想谈谈审美倾向的民族性问题。在阅读上，我是一个民族性倾向非常强的作家。读唐诗宋词，审美的愉悦可以渗入全身每一个细胞，读外国著名诗人的作品无论如何也读不出这种感觉。读《红楼梦》，几百个人之间的人物关系基本是清楚的，说得上口的人名也有几十上百，读《水浒》也可说出几十个人名来。但看国外小说名著，看完了也就记得三几个人的名字，其它的人，对不起，合上书就不记得了。博尔赫斯，是我难以理解的，《追忆逝水年华》，第一部读了几个月也读不下去，只好不了了之。连最容易读的《呼啸山庄》，读了几遍，合上书人物关系就是一团浆糊。这种审美选择的民族性是不是具有普遍性，我不知道，但我本人肯定是这种状态。我因此认为，中国人心目中的伟大著作，还是得由中国人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