亓坤

曾几何时，灰色收入如同隐形雾霾一样伴随着我们的生活，并且存活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多年来，人们都在声讨灰色收入，但是它却不曾离开。

灰是介于白和黑之间的颜色。有学者表示，白色和黑色地带都不可怕，灰色地带最为危险。

灰色土壤

探讨“灰色收入”，首先要明确什么是灰色收入。灰色收入，是游离在公开透明的工资白色收入和贪污受贿黑色收入之间的收入，是介于合法和非法之间的收入。灰色收入作为中国特色的收入目前没有明确的定义，也因此有了生存的空间，并普遍渗透在我国各行各业当中。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每逢佳节中国人都互送礼品以表达对亲朋好友的美好祝福。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过年过节下级为上级送上厚礼以表“心意”的事情越来越多。举行婚礼，朋友送来礼物礼金，既是民风民俗，也是法律所允许的。即使对于有些官员借子女、亲属婚礼的名义收受重金，数十万、甚至数百万计的情况，在法律上也没有对其做出明确界定。这类收入只能以灰色收入来形容。与此同时，看到每天都有高官富商栽倒在灰色收入上，种种场景，正是今天中国的灰色收入走向兴旺发达的鼎盛时代。

拿红包、收贵礼使得人们普遍认为，灰色收入都是非法收入。其实，灰色收入并非都是非法收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贾康认为，灰色收入是中性的。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时代里，这种灰色不规范的东西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走向规范，一个是走向更加应该被打击和取缔的黑色。

由于灰色收入概念的模糊，导致了一些合理而不合法、但也不违规的收入。例如，请学者到外面讲课，给劳务费，学者劳有所得，这是合理的。所以，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一些灰色收入就会由灰色变成白色。

可以说，灰色收入应该分为两种，一种是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的收入，是间接或变相获得的某种贿赂，应予以杜绝；一种是合理但不规范的收入，应加以规范和管理。

但是，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合情合理而不合法的灰色收入在总量中占的比重不大，大量的灰色收入可能是另外的一种情况，即灰色收入是不合法收入。

那么，灰色收入到底在哪里？业内人士表示，灰色收入确实规模很大。由于灰色收入具有隐蔽性、多样性、普遍性等一般性特征，很难判断灰色收入从哪来。

另外，王小鲁表示，灰色收入还有“公款化”“集团化”“正当化”三大倾向。一是谋取对象“公款化”。“灰色收入”主要源头是公款，主要渠道则是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化公为私”；二是谋取方式“集团化”。单位巧立名目滥发奖金、补贴，一般经领导班子集体研究，人人有份；三是存在氛围“正当化”。一些公务人员以各种理由和借口，使自己心安理得地接受“灰色收入”。特别是部分公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各种渠道“化公为私”。

那么，灰色收入到底有多大？为了摸清“灰色收入”的真实情况，王小鲁对全国几十个市县中两千多名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进行家庭收支调查。结果发现，中国2008年隐形收入高达9.26万亿元，约占当年GDP的30%，其中5.4万亿元是灰色收入，约占国民总收入的15%。这个数字比2009年中央财政收入还要多。

社会“润滑剂”？

说起灰色收入，人们首先想到和自己密切相关的方面。比如生病看医生，普通人看病，特别是开刀手术，给医生送红包成为了公开的秘密。

对很多人来说，这种灰色收入既烦恼又依赖。对于灰色收入一方面感到抵触，灰色收入使人们处于危险的边缘。另一方面人们又依赖它，生怕“水至清则无鱼”而失去生存空间。一方面高喊清理灰色收入，要求黑白分明，另一方面自己又在制造灰色，以便从中渔利。

“有人好办事”使灰色成为一种和谐的色彩，它维系着社会的稳定。就好比每一个人都深陷一种醉酒之中，虽然不是很舒服，甚至随时可能进一步陷入危险，却又让人生出不愿摆脱的犹豫和迷茫。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认为，当给医生送红包成为普遍性行为时，这已经走向局部市场化。这个市场与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又不一样，它是一个内部人、少数人的市场，像黑市一样。但同时它遵循着自己的交易规则，送红包往往要通过熟人才能送到医生手里，这时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做着艰难的选择：是进入市场，还是不进入？不进入就意味着完全被排斥，不能获得相应的服务。

从现在的经济社会总体看，灰色收入勾画出一条纽带，如果没有纽带，人们反而没有安全感。同时这条纽带能够带动社会的其他部分，使之保持平衡。

中国人的“礼尚往来”是一种长期形成的社会习俗，基本上是相互平衡的状态。中国之所以会形成社会关系。李实介绍说，原来在农村公共服务缺失的情况下，村民之间往往要建立一种互助的信任关系，实际上，这种信任关系是为了防范风险，也可以说是社会保险。这种相互的信任关系，是维护一种社会保险网络。每家每户都存在风险，一旦出现风险，通过互相帮助最大程度的化解风险。这就需要平时的感情投资、社会资本投入建立信任关系。

但是一旦有权力的人进入这种关系当中，就变成了权钱交易。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网络关系，而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关系。

衍生机会主义

大家都在谈灰色收入，也都知道存在灰色收入，但是谁能获得灰色收入？细心观察，不难发现这些人都是手中掌握着稀有资源的人。真正能够享受到大量灰色收入的人毕竟是极少数。

灰色收入是一种地下经济，它没法被统计到GDP，也因而低调神秘地穿行在金钱和权力之间，可以说距离权力越近，灰色成分越大。灰色收入有将近2/3进入了10%的最高收入人群的腰包。同时，我们看到灰色收入的数量有扩张的趋势。

巨额灰色收入的存在，加剧了贫富差距，更重要的是滋生了恶劣的社会风气，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社会的公平。

审计署发布的中央单位2012年度的审计报告。曝出“45部门违规转移套取资金1.57亿元”。梳理过去5年年度审计报告，不难发现，违规转移套取资金、违规收费、违规招投标、私设“小金库”、“三公”超标等等，均系“老问题”，每一年度的报告中都会出现。灰色收入正在以可观的规模，无声无息地流向与权力有关的人群。

灰色收入衍生机会主义，很可能扼杀机会平等。李实表示，每个人都有对自己行为理性判断的能力，如果自己的行为要付出过大代价，人们会权衡利弊尽可能避免犯错，比如闯红灯，当交通法规严格、没有漏洞时，人们都不去冒险，因为犯错后要承担严重后果，所以闯红灯的人非常少。这也是制度标准的重要性，也正是灰色地带比黑色更危险的原因。灰色收入概念模糊，自然无法有配套规章制度，要么就屈服灰色、要么就排斥，后者可能被孤立，丧失机会。

这就是说，灰色收入没有按照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合理分配社会财富，这将扭曲正确的按劳分配和按其他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观念，不但扭曲了国民收入分配，更重要的是阻挠人们正确价值观。

被管出来的“灰色”

有人说哪有权力，哪就有灰色收入。有学者认为，中国人心中有一种奴性特征，中国人需要被管，这也是一种文化，几千年来的专制传统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严重的奴性。中国最早皇帝的命令是最高指示，因为皇帝掌控着最高的权力和资源，慢慢的演变为，谁掌握了权力和资源，便成为了统治者。这是多年来的传统文化形成的，奴性心理的一种延续。

经济学家吴敬琏提出，“中国的问题在于政府的权力过大，管得太多。”他表示，很多非正常收入是管出来的。想要解决灰色收入的问题，政府就要该管的管，不该管的放手。让一些权力回归市场，按照市场规则解决。

因此解决所谓“灰色收入”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是减少权力干扰，减少办事环节，让更多的权力回归市场，让人们远离权力干扰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