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福田（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河池 547000）

在第八届广西剧展大型剧目展演中，广西河池市上演的由常剑钧、邓锐斌等人编导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剧《铜鼓》，受到人们的称道。该剧以美伦美奂的舞台背景、悠扬粗旷的音乐旋律、婀娜多姿的舞蹈表演、饱含深情的诗歌朗诵，构成一条悲怆与欢乐、凝重与轻快、羽扇纶巾与风情万种、金戈铁马与十里稻香交融在一起的民族艺术之流。河池铜鼓因此得到了华丽的转身，河池文化因此又一次得到了形象的演绎。

一、建构河池民族的集体记忆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剧《铜鼓》作为一种舞台戏剧，以史诗般的结构，向我们讲述河池民族从远古走到现代的宏大故事，建构了河池民族的集体记忆。全剧由序《鼓祭》和上篇《鼓源》、中篇《鼓魂》、下篇《鼓韵》以及尾声《鼓鸣》五个部分组成。

上篇《鼓源》叙述铜鼓诞生的经过，包括《神器》《铸造》《战神》三个章节。远古时代，先民们在河池这一片肥沃的土地上生息着。突然，电闪雷鸣、山洪暴发，成群的野兽向先民们冲来，先民们奋力反抗。就在人性要被兽性吞噬的时候，一只悬挂着的大鼎锅落地破碎，化成万道光芒，赶走了野兽。为了修复被视为神器的鼎锅，先民们把鼎锅放入炉火中锻造，经过七七四九天的锻炼，铜鼓诞生了。在抵御外来侵略、保卫家园的战争中，战士们的确鲜血染红了铜鼓，铜鼓幻化为英雄的战神。中篇《鼓魂》叙述铜鼓的蕴意和人们在铜鼓的庇护下过着的田园生活，包括《纹饰》《祈雨》《丰收》三个章节。铜鼓给人们带来了安全与和平，人们对铜鼓顶礼膜拜，把自己的希冀和幻想、自己对宇宙和生命的感悟都倾注到铜鼓之中，铜鼓变成了生命的图腾和文化的符号。在干旱的时候，人们敲起铜鼓，跳起蚂拐舞，铜鼓声声化为倾盆大雨，大地一片生机勃勃。在丰收时节，稻浪千里，谷楼座座。人们敲起铜鼓，跳起扁担舞，壮乡瑶寨一派富足祥和。下篇《鼓韵》叙述人们举办铜鼓歌会，进行铜鼓婚娶，繁衍传承铜鼓文化的后代，包括《歌会》《大婚》《同醉》三个章节。当人类文明踏进河池这一片古老的土地时，高贵而又神圣的河池铜鼓开始走下神坛，它不再承担驱逐野兽、抵御外侵、抗灾祈福的重任，它走进民间，走遍了河池的村村寨寨，变成了人们的一个个歌会，一声声祝福，一道道文化景观。全剧最后定格在一位老者与两位孩童站在大铜鼓上，意味深长地告诉人们：铜鼓是伟大和美好的，然而人类更伟大，人性更美好。

集体记忆是一个具有自己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己过去的记忆。显然，从上文所叙述的内容来看，《铜鼓》的创作意图是想在长度100分钟的演出中，形象概括出河池民族的发展历程，展示以铜鼓文化为代表的河池文化形成的经过，建构起河池民族的集体记忆。因此《铜鼓》在故事情节发展上，采用“散文化”的结构方式，即是以“铜鼓”为线索，安排了《神器》《铸造》《战神》《纹饰》《祈雨》《丰收》《歌会》《大婚》《同醉》等九个大场面。从纵的方面看：《铜鼓》体现人类社会发展的特点和河池民族发展的历史，如果说，《神器》《铸造》《战神》与《纹饰》《祈雨》《丰收》分别象征着“远古文明”和“农耕文明”的话，那么，《歌会》《大婚》《同醉》就是寓意着“现代文明”。从横的方面看，《铜鼓》囊括了河池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以抗洪驱兽为标志的抵抗自然灾害的斗争到抵御外敌侵略的战争，从野外田间地头的农事劳作到家庭日常生活的生儿育女，从描云画凤、唱歌跳舞的民族文化创造到礼仪天下、耕读持家的民族精神传承。这一切都在《铜鼓》中得到了较为形象的诠释。

总之，《铜鼓》试图以史诗式的结构，把散落在民间的文明碎片和文化碎片汇集到“铜鼓”这一器物之中，精心梳理，并运用现代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使《铜鼓》成为一部形象化的民族文化史乃至民族文明史，从而建构起河池民族的集体记忆。

二、诠释河池民族的精神内核

《易经》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河池铜鼓是一种“形而下”的器物，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承载着河池人的多少梦想与期盼，包含着河池人的多少情感与性格，因此如何把“器”升华为“道”，从河池铜鼓中提炼出河池的民族精神，这才是河池铜鼓文化的最高境界。有人说，河池铜鼓是财富与权力的符号，也有人说河池铜鼓是力量与智慧的象征。那么，大型音乐舞蹈史诗《铜鼓》向人们表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河池民族的精神内核呢？

由壮、汉、瑶、仫佬、毛南、苗、侗、水八个世居民族构成的河池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河池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大文化中的一支独具风采的区域文化，它成长于珠江流域上游的桂西北大地，糅合了中原文化与骆越文化的芳馨神韵。铜鼓文化是河池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和重要代表。铜鼓文化中“和谐、富足、兴旺”的河池民族理想和“团结、坚韧、奋进”的河池民族性格体现了河池民族的精神内核。《铜鼓》用艺术的形式，诠释了河池民族这一精神内核。

人类与其他动物不一样就是有美好理想。华夏先民们把自己的美好理想寄托在仰韶的彩陶上，那些鱼纹、鸟纹、蛙纹、鹿纹等吉祥图案就是先民们希望渔猎丰收的一个个美好愿望。河池的先民们也把自己的美好理想寄寓在铜鼓上。《铜鼓》用艺术手段把这一美好理想演绎出来。就背景而言，除了极少个场次出于主题需要之外，整个舞台从始至终被设计成一个象征和谐的大铜鼓，特别是《纹饰》的背景更体现了和谐的神韵，通过演员的表演和灯光的修饰，向观众呈现了一幅太阳、云彩、羽人、飞鸟、青蛙共存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图画，《歌会》中，也通过舞蹈和对歌营造出一幅幅和谐的日常生活图；而《丰收》中的稻浪滚滚的梯田、欢快典雅的扁担舞和《同醉》中的坛坛老酒以及老人们的寿步舞蹈，造成了一幅富足的乡村生活图景。特别是《祈雨》中那生机盎然的背景、《大婚》中那洞房花烛的舞姿、《同醉》中那四世同堂、儿孙满场的场面，更是呈现出一幅幅兴旺发达的景象。

民族性格是一个族群由于其生存环境形成的比较稳定、具有核心意义的个性心理特征。民族性格是推动一个民族进步的动力。《铜鼓》形象地反映了河池民族凝聚在铜鼓文化中“团结、坚韧、奋进”的民族性格。“团结”一直是《铜鼓》的主题，无论是《神器》中与山兽的生死搏斗、《铸造》中的万众铸铜鼓、《战神》中众志成城的保家卫国，还是中篇《鼓魂》中“祈雨”与“丰收”，都是一曲曲团结的战歌与欢歌。下篇《鼓韵》更是一首首民族团结的赞歌与颂歌。河池的喀斯特地貌塑造了河池民族像铜鼓那样坚韧的性格，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在洪水破坏家园的情况下，不气馁，不离弃，而是坚韧不拔（《神器》），终于把河池建设一个“蛙声一片”（《祈雨》）、“稻香千里”（《丰收》）、“歌声飞扬”（《歌会》）、“情意绵绵”（《大婚》）、“人丁兴旺”（《同醉》）的美丽富饶的家园。鼓，在古代是进攻的号角，有“一鼓作气”的说法。就是在现代，鼓也是与“冲锋”“前进”相关。在《铜鼓》中，奋进的铜鼓声一直贯穿全剧的始终，在野兽横行人性被蹂躏的时候，河池人民是那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神器》），在强敌压境的危急关头，河池人民还是那样前赴后继奋勇前行（《战神》）。从《祈雨》《丰收》里的劳动鼓点，到《歌会》《大婚》《同醉》中的生活鼓声，都萦绕着河池铜鼓之魂——奋进。

总之，《铜鼓》形象地展示了河池人民的美好理想和河池民族的性格特征，诠释河池民族的精神内核。这种精神内核正如《铜鼓》主题所歌唱那样：“歌声阵阵惊天动地，山歌如潮回荡天际；鼓点醉心心宽广，鼓韵动人人自励；生命的毅力自强不息，生活的伴侣幸福欢娱；丰收的希冀足食丰衣，和谐的颂歌万世传奇。铜鼓啊铜鼓，你把明天的太阳高高托起。”

三、呈现河池民族的艺术元素

以铜鼓为主题的舞台艺术，在河池并不少见，从上世纪末开始，河池地区（市）就开始举办“河池铜鼓山歌艺术节”，至今已经举办了13届，而且也产生许多优秀的作品，如歌曲《美丽神奇的地方》、戏剧《遥远的百褶裙》、舞蹈《心鼓》等。但是像大型音乐舞蹈史诗《铜鼓》不仅运用舞台艺术的形式，通过着铜鼓这一器物的艺术演绎来建构河池民族的集体记忆，演绎河池民族的精神内核，而且以在“建构民族记忆、演绎民族精神”的框架内，把极具河池民族特色的各种艺术元素，诸如文学、舞蹈、音乐等，组成一条独具河池民族特色的艺术长廊，这还是第一次。这也是使它成为是近年来一部较为优秀的舞台艺术作品的主要原因。

民族文学元素。《铜鼓》的故事情节或者说它的剧情发展是根据多个河池民间传说改编而成的，这是《铜鼓》具有浓郁的河池民族风格的首要元素。上篇《鼓源·神器》中就有流行在河池关于铜鼓诞生的壮族民间传说和瑶族长篇创世史诗《密洛陀》的素材。壮族民间传说为：古时候龙潭的图额把到龙潭放鸭的一个青年人吃了，青年的父亲就去与图额打仗。图额打不过这位父亲，就从龙潭挖一条通到父亲床下的通道，想在父亲睡熟以后淹死他，但水流到洞口时，被一口铜锅挡住。父亲见铜锅可以降服图额，便造很多铜锅，用来驱邪避祸，后来人们又把铜锅改为铜鼓。《密洛陀》记载：为驱赶盗食的鸟兽，山民们铸造了铜鼓。《鼓源·战神》也是根据明代东兰韦虎臣祖孙四代抗倭卫国事迹及其他民间传说的基础上改编形成的。在中篇《鼓魂》和下篇《鼓韵》中同样看到壮族叙事诗《蚂拐歌》和壮族歌仙刘三姐传说的内容。这些故事传说构成了《铜鼓》的故事情节。《铜鼓》的故事情节虽然被淡化为“散文式”的结构，但是发展线索还是十分的明晰。上篇、中篇、下篇三大部分，既能独立成篇，又浑然一体。就情节发展而言，上篇反映远古文明时代的生活，铜鼓作为生命图腾（护身符）诞生了，这是“铜鼓故事”的开端。中篇反映的农耕文明时代的生活，铜鼓作为生产图腾，被赋予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内涵，这是“铜鼓故事”的发展。下篇反映的现代文明时代的生活，铜鼓作为生活图腾，表现出更多的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文化内涵，这是“铜鼓故事”的高潮与结局。

民族舞蹈元素。舞蹈构成《铜鼓》舞台形象的主要部分，而这些舞蹈大多是极具河池民族特色的壮族舞蹈。壮族舞蹈源于对狩猎和巫师酬神的模仿，如拟兽舞、师公舞和铜鼓舞等。进入农耕文明时代以后，出现了更多的模仿农耕劳作的舞蹈以及生活舞蹈，如扁担舞、采茶舞、盘歌舞、绣球舞等。《铜鼓》的舞蹈主要是以铜鼓舞、拟兽舞、师公舞、扁担舞、绣球舞、盘歌舞等河池民间舞蹈为主体舞蹈，并吸收现代舞蹈的元素，从而形成了一个既有河池民族传统特色又符合现代观众审美情趣的舞蹈系列。铜鼓舞在《铜鼓》中，舞蹈动作精炼，舞蹈语汇不多，但贯穿于《铜鼓》始终。古朴粗犷的舞姿，激昂雄壮的鼓声，变化多端的鼓点，气势磅礴，气氛热烈，既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又有强烈的民族风格，使《铜鼓》呈现出一种河池民族特有的阳刚之美。中篇《鼓魂》是呈现河池民族舞蹈最多部分，拟兽舞、师公舞、扁担舞都在这里得到了比较完美的展示。在《鼓魂·纹饰》中，为展示铜鼓是河池民族的生命图腾这一原始蕴意，采用了拟兽舞。演员们穿着鸟兽服饰，跳起模拟鸟兽动作与形态的舞蹈。在表演中，无论是演员的动作还是演员的服饰，都吸收了现代服饰表演的因素，因此在现代灯光的配合下，《鼓魂·纹饰》构成了一幅幅古朴典雅而又现代华丽的舞台画面。《鼓魂·祈雨》综合运用师公舞和拟兽舞的蚂拐舞。师公舞中的神灵，戴着刻有脸谱的面具，在铜鼓音乐伴奏和众人簇拥下，气宇轩昂地走入舞台。表演中，“师公”的舞蹈动作刚强有力，舞蹈语汇比较丰富，人物性格比较突出，具有一股英雄豪气。而蚂拐舞却又是给《铜鼓》带来另外一种景象：动作轻巧灵活，具有勃勃的生命力。蚂拐舞既保留了原始壮族动作元素的“蛙型舞姿”，舞者双腿打开屈膝深蹲，双手打开小臂直立向上，形如立起来的蚂拐在跳跃，同时又加入了中国古典舞蹈的跳、转、翻技巧，蛙形动作配合轻盈翻转的动作，使原来看似平凡的壮族民间祭祀舞蹈即被“神奇”地展现了出来。

《铜鼓》不仅继承河池民族舞蹈的内容与风格，而且也或者在民族传统舞蹈中加入了现代舞蹈的元素，或者是采用具有现代元素的舞蹈创意与舞蹈构图。如通过独舞、双人舞、群舞构成的舞蹈系列。大型群舞，演员人数众多，动作划一整齐，舞蹈语言单纯，造型新颖多变。再配以色彩绚丽、富有河池民族特色的服饰，使《铜鼓》的舞台构图，富丽堂皇、变化多端。而独舞、双人舞，舞姿轻盈优美流畅，舞蹈意象鲜明易懂富有想象力。这些群舞、独舞和双人舞，在灯光、动画组成的舞台背景（舞美）以及数十首声乐所形成的音乐旋律的配合下，使《铜鼓》给人“恢弘”“优美”“华丽”的形象。有意思的是，《铜鼓》的大多舞蹈表演都安排在以多个巨形铜鼓重叠的舞台上，构成一个有厚度感与纵深感的舞台视觉，极大地拓展了观众的视觉视野，表现出铜鼓的悠久历史和深刻内涵。

民族音乐元素。音乐是《铜鼓》的灵魂，是《铜鼓》让人震撼的重要因素。为了展示河池民族音乐的魅力，也是为更好贴近《铜鼓》的主题思想，《铜鼓》编导主要是采用河池原汁原味的河池铜鼓音乐和河池山歌音乐。铜鼓原先是没有准确的音阶和音律，后经过河池民间艺人的努力，铸造出音阶准确、音律比较标准的铜鼓。《铜鼓》为了采集准确的铜鼓音阶，还特别制作了10面定音铜鼓。尽管如此，与其他器乐相比，铜鼓的音乐表现效果还是要借助于铜鼓的数量和敲打的力度。也正是如此，铜鼓音乐给《铜鼓》的剧情表现和主题表达留下了巨大的创造空间，为《鼓源》《鼓魂》《鼓韵》三大部分的不同的音乐格调打下基础。流行于红水河一带的民歌音乐，格调高亢婉转悠长，音色明亮优美抒情，既适合于抒发复杂绵长的思想感情，又富于歌唱轻松欢乐的生活场面。《铜鼓》把雄浑激越的铜鼓音乐和抒情流畅的山歌音乐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部内涵丰富、叙事宏大的音乐篇章。

由于主题不同，《铜鼓》音乐呈现出三种不同的风格。上篇《鼓源》的格调是悲壮，例如“战神”一节：外敌入侵，族人迎敌奋战，铜鼓声声，旌旗飘飘。突然，头人不幸中箭倒下，旌旗顿时失色，鼓声瞬间喑哑，紧接着，悲壮而又抒情的女声领唱和合唱的民歌《夜了天》在舞台上响起。民歌声声哀伤，铜鼓声声雄壮，构成上篇悲壮的风格。中篇《鼓魂》的格调是庄重，主要由具有河池特色的师公舞、蚂拐舞、扁担舞三个舞蹈音乐构成主体旋律。师公舞、蚂拐舞、扁担舞音乐是一种十分有节奏感的音乐，《铜鼓》在“咚咚将/咚咚将”“咚将/咚将/咚咚将”“咚咚/咚咚/咚咚将”等铜鼓音乐节奏的不断变化下，形成肃穆凝重、清脆浑厚、抑扬顿挫、悦耳动听的音乐旋律。在表演过程中，编导有意去掉这三个舞蹈音乐中“诙谐”因素，使这一部分的音乐显得典雅端庄。下篇《鼓韵》的格调是欢快。例如第一节“歌会”为了描写“红水河畔搭歌台/各族儿女踏歌来/阿哥阿妹手牵手/牵着情意一路来”的歌会盛况，主要采用了盘歌音乐，使《铜鼓》也呈现出欢快活泼的旋律、高亢流畅的曲调，平缓舒坦的节奏，构成了明丽欢快的音乐风格。不过，这三大部分的音乐尽管风格各异，但都统一在主题框架之内，无论是上篇悲壮的音乐激情，或是中篇庄重的音乐格调，还是下篇欢快的音乐风格，都诠释着“和谐、富足、兴旺”和“团结、坚韧、奋进”的铜鼓文化内涵，深刻地表现了河池民族由悲壮到平和，再到欢乐的心路历程。

文学、音乐、舞蹈本为一体，为了适应表达日益丰富的人类情感的需要，这三者才逐渐的分离。《毛诗序》说，当人们内心有了情感，就要用语言说出来，当说得还不够尽情时，就用诗歌吟诵出来，当吟诵不足以表情时，就用音乐唱出来，当唱还不足以达意时，就用舞蹈反映出来。当铜鼓与河池人民的理想、河池民族的性格联系在一起的时候，铜鼓的蕴意就十分丰富了，因此需要综合运用多种艺术形式才足以完美表现。《铜鼓》在这方面作了大胆的探索与创新，把这些艺术元素较为完美地统一起来，构成了一部规模宏大、赏心悦目的舞台艺术作品，让我们在100分钟内充分享受到一场美轮美奂的视听盛宴。

当然，如果要把《铜鼓》打造成民族艺术的精品，还要不断努力。比如，在主题上如何处理好人与神的关系，让人的精神与力量更加突出，人性更加美好和灿烂，从而使铜鼓真正成为河池精神的象征与符号。又如，在舞蹈、音乐和服饰方面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做到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提高，形成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精神和符合现实社会大众审美情趣的民族舞蹈、民族音乐、民族服饰。这样，《铜鼓》才能够被大众文化时代的观众所接受，才能成为如鲁迅先生在《论睁了眼看》中所说的那样的作品：“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又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注释：

[1]黄小明，陈利敏.壮族民间舞蹈传承中的“原始遗存"及发展趋向[J].艺术探索，2008(6)：52—56；

[2]蒋雪林.壮族铜鼓“转世”成动听乐器[J]，中国新闻网，2011-3-30;

[3][4]王月华.《铜鼓》：浓缩千年骆越文化的民族史诗[J]，河池日报，2012-11-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