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萍萍 （贵州民族大学 贵州贵阳 550025）

以妓女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是屡见不鲜的，从唐代的《游仙窟》《李娃传》《霍小玉传》，至宋代《李师师外传》《谭意哥传》，明代《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清初《陈圆圆传》《柳夫人小传》等，此类小说可谓延续不断。近代还形成“稗官争说侠与妓”，狭邪小说空前繁盛的局面。

在反映文人意识而非市民意识的狭邪小说文本中，主人公多是文人与名妓，小说中的名妓大多拥有羞花闭月的美貌，且德才兼备，忠于爱情，在每天迎来送往的各色客人中，她们能够慧眼识才，对文人青眼另垂，成为文人的红颜知己。文人与名妓谈诗论画、饮酒赏月，十分浪漫。在这种关系中，文人在精神上拥有极强的优越感，在名妓们面前充当着护花使者、精神导师的角色，名妓们不会因为自己拥有众多的爱慕者而在文人面前表现出些许傲慢，相反，她们在文人面前常常表现出一种自甘居下的心理，如《李娃传》中李娃收留了沦落为乞丐的郑生，并激励他考取了功名，却不敢居功自傲，反而自知身份卑微，主动请求离开。此外还应注意，在这类反映文人意识的文本中，商人等其他社会群体是被排斥在外的，名妓们往往对商贾之流怀着鄙夷心理，如《李师师外传》中，宋徽宗初次拜访李师师时，假扮成一个大商人，师师听鸨母介绍来者是一个商人，故意让其久等，见面后还“似不屑，貌殊倨不为礼”，过后鸨母质问师师，师师气愤地回答：“彼贾奴耳，我何为者。”有些小说中商人往往还被塑造成贪婪卑鄙、无耻下流的负面形象，如《青楼梦》中三十六位名妓，凡嫁与文人的大多能够善终，而嫁为商人妇的大多命运凄惨。可以说在这类文本中文人与妓女建立了一种文人居上、妓女居下的“和谐”关系。

但是在近代后期反映上海风月场所的狭邪小说中，文人与妓女的关系不复“和谐”，文人不再是妓女们的座上贵宾，不再受妓女们追捧，小说中的妓女虽然颇有姿色，却不懂风雅，既无才艺，又无品德，浑身散发着铜臭味，她们虚情假意，使出各种狐媚手段，只为掏空客人的腰包。一些妓女还专择富贵之人而嫁，卷走其资财后又改名换姓重新开张，俗称“淴浴”。小说中不少文人都遭受过妓女的欺骗，成为人人嘲笑的“瘟生”。这写现象反映了当时上海妓女朝秦暮楚、惟利是图的一面，也折射出处于转型期的近代上海文人的尴尬地位及独特心理。

近代后期狭邪小说作者大多是在科举之路阻塞、传统谋生方式行不通后，到上海另谋生路的。19世纪末的上海已发展成为全国出版业的中心，新兴的出版业为这群文人提供了一份新的就业机会，使他们成为了较早一批依靠稿费度日的文人，然而这个新的职业也给他们的内心带来了巨大的矛盾和挫败感。作为濡染传统文化甚深的文人，他们一向自命清高，习惯于把自己和其他群体区别开来，不屑于卖文为生，如写下了描绘上海青楼冶游笔记——《海陬冶游录》的王韬，在1849年背井离乡来到上海墨海书馆译书，成为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近代报刊思想的奠基人，这个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在其日记中就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古之所谓名士者，怀抱经济以待时，植立型坊以励俗；世不我用，则食贫终老而无悔，人不我师，则返躬自修而益勉。岂有仆仆求人，孳孳牟利，刻数卷浮词以为乞钱利器，假当道柬札以为调金要符”，然而现实却是他们不得不操此“贱业”。作为转型期的文人，他们无法准确地在社会上定位自己，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矛盾使他们陷入到一个尴尬的境地，他们心理上的优势荡然无存。尤其是在上海，文人特权的失落和精神领袖地位的丧失更是激活了他们内心深处的自卑。

自古以来，“士”作为四民之首，在社会上一直处于精神领袖的地位，其地位是十分尊贵的，他们不仅受人尊敬，还拥有一定的特权。如在清代，读书人只要考中秀才，“就获得了正式的士人身份，可以穿儒服，免徭役，官吏以礼相待，不得刑责，还受到人们的尊敬，往往被推举参与地方公共管理事务。”然而在上海租界，传统士大夫却无法行使他们在其他地区所拥有的特权。这里实际上是由西方人管理的，一切都以西化的方式来处理。尤其上海被开辟成为通商口岸后，经济畸形繁荣，商人的地位呈现出迅速上升的趋势，士人的地位却急速滑坡，商人凭借其雄厚的资财可以办到许多士人仅仅凭借其身份无法办到的事情，这使得商人在妓院中的受欢迎程度远远胜过文人，昔日文人在青楼中的风光不再。经济的发展还对青楼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陶慕宁在其《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指出：“官妓既革，青楼逐渐不再承担为士大夫消愁遣兴的义务，妓女也不必再含英咀华、濡染翰墨去迎合士大夫的雅趣。妓家的一切均以迅速赢利为依归。”这也使得妓女对于失势的文人群体不再看重。尤其上海妓女一跃而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现代性的大都会新式人物，并且取代文人成为时尚的代言人，更是一次足以毁灭文人自信心和自尊心的打击。上海妓女是最早尝试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群体之一，她们引领着时尚潮流，她们开启了各种新式消费，她们的照片贴在照相馆橱窗的醒目位置，她们不再需要像传统名妓那样苦练才艺，学习吟诗作画迎合文人，凭借着名士的品题才能身价倍增，她们仅仅凭借着超前的打扮和姣好的容貌就可以成为时代明星，成为人们争相接近、追捧的对象，对此文人们深感痛心，然而他们却对这种改变无能为力。

可见，近代上海文人失去了传统文人的特权及精神领袖的地位，他们无法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无法担负起举足轻重的政治责任，甚至无力再充当妓女的保护伞。对于自己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文人们显得非常彷徨不安。

现实难以改变，调和矛盾的办法只有自我安慰，狭邪小说于是成了文人们发泄不满、寻求平衡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在近代后期狭邪小说中，我们就不难听到文人对妓女的苛责谩骂声。如《九尾狐》开篇就对上海妓女作了大批判——“试观今之娼妓，敲精吸髓，不顾人之死活，一味贪淫，甚至姘戏子，姘马夫，种种下贱，罄竹难书。虽有几分姿色，打扮得花枝招展，娇艳动人，但据在下看起来，分明是个玉面狐狸。”这便定下全书的基调，该书就是要揭露上海名妓胡宝玉的“秽史”。《九尾龟》中，妓女被称为“牛鬼蛇神”“通天魑魅”，作者张春帆不仅借助小说对上海妓女大肆鞭挞，还借男主人公章秋谷之手来惩罚妓女。章秋谷被塑造成为一个英俊潇洒，具有“万斛清才，一身侠骨”，能文能武，好打抱不平的贵介公子形象，他总能揭穿妓女们的阴谋诡计，永远不会上当受骗。章秋谷其实是作者理想的化身，这个形象集中表现了当时上海文人精神理想被瓦解后的发泄。

除了批判上海倌人，文人们还表现出对才艺卓绝、多情重义的传统名妓的追慕和对从前名士与名妓诗酒风流的浪漫生活的向往。如《九尾狐》中作者就借书中人物将古代色艺俱佳的名妓与上海贪淫逐财的妓女做了一番比较后发出这样的感慨，“古时名妓，不是色倾当世，定是才冠一时。非唯丝竹管丝，般般皆会，并且琴棋书画，件件都精，与一般学士大夫，骚人墨客，吟诗唱和，作对流连，所以……得能流传千古，永作美谈呢！”（第五十六回）《海上花列传》后半部分还描绘了一个专供文人雅士诗酒集会的私家园林“一笠园”，将商人等其他群体隔离在该园大门之外。“一笠园”其实成为这些身处新旧转折点的上海文人缅怀逝去的优游岁月，借以抵消人生价值的消殒所导致的内心失处的精神家园。此外像《九尾狐》中的“同靴团拜会”，《海上繁华梦》中谢幼安、杜少甫组织的“九秋诗社”等无不体现文人们对过去理想化的浪漫生活方式的追忆和怀念。

近代后期狭邪小说作家们往往还热衷于以一种过来人的心态来安慰自己。如《九尾龟》中，章秋谷就以一种看透妓院的内幕和本质口吻告诫众人——“那杜十娘，霍小玉的故事，非但眼中不曾看见，并连耳中也不曾听见过来……古人欲于青楼中觅情种，已是大谬不然，便是要在上海倌人中寻起情种来，岂非更是谬中之谬？”作者还多次隐藏在章秋谷身后为文人们总结嫖经，如“第一不发标，第二不吃醋，第三不认真。久而久之，那些倌人就自然而然的和你要好起来。再用些体贴的功夫，温存的伎俩，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怕他不一个个死心塌地。”（第三十一回）这些看似旷达或者看似颇工心计的言论，实际上是文人们情非得已的选择，他们走进妓院，何尝不是怀着寻求安慰并得到妓女赏识的目的？旷达和工于心计本身就是背道而驰的性格倾向，作者把这两种个性同时放置在一个角色身上，其实正好表现了作者自己不知所措的精神状态。

在近代后期狭邪小说中，文人居上、妓女居下的“和谐”关系被打破，妓女不再欣赏文人，也不愿再回到传统文人的价值观中，这引起文人们极大的不满，其实这正好反映出近代上海文人命运的衰败及其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坐标的尴尬状态和他们内心的焦灼。他们急于在对现实的咒骂和对往昔的追思中寻找一种历史的定位，从而达到精神上的自我认同，也使自己获得心灵的解脱，而事实上，追忆只能是追忆，它永远无法取代现实。因此，对于这群幻想得救的文人来说，他们的自我怀疑永远无法解除，这正是转型期上海文人们的处境。

注释

1.孙燕京.晚清社会风尚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6 .P241.

2.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8. P158.

3.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7 .P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