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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丰子恺的日记

2013-07-13陈建军

博览群书 2013年10期
关键词:都匀丰子恺饭店

○陈建军

据丰子恺自述,他原本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偶尔为之,也是“虎头蛇尾”。1937年冬,日寇突犯浙江石门湾,丰子恺辞别“缘缘堂”,率亲族十余人仓卒西行,过着颠沛流离的“不平凡”生活。他常常在舟车旅舍之中,抽闲记录沿途所见、所闻、所感,“日记之习惯盖自此养成”(《教师日记·原序》)。

到目前为止,已知丰子恺的日记主要有四种,即《教师日记》、“避寇日记”、“避难五记”和“黔桂流亡日记”。

1943年,时在桂林经营民友书店的黎丁(原名黄恢复)拟刊印“缘缘堂丛书”。丰子恺“恐此‘丛’不大”,遂于11月21日致信黎丁,计划在《艺术与人生》、《艺术学习法及其他》之外,再添加《艺术丛谈》和《教师日记》两种,并称《教师日记》“是向未出版的。一小部分曾登昔年《宇宙风》,大部分未发表。此书一出,预料读者必多。因近年相见的人,识与不识,皆言‘读过你的日记’。”但《教师日记》最终并未由民友书店印行,而是由崇德书店于1944年6月出版。崇德书店是丰子恺于1938年9月1日出资创办的,其目的是为了解决跟随他一起逃难至内地的表弟周丙潮、丰同裕染坊雇工章桂等乡亲的生活问题。同年12月28日,日军空袭桂林,崇德书店被毁。因此,不少人基于这一事实,在著录《教师日记》版本信息时,想当然地把“出版者”崇德书店替换为本属于“发行者”的重庆万光书局。

《教师日记》所收日记起于1938年10月24日,止于1939年6月24日,共161则。其中,已发表者111则,未发表者50则。可见,丰子恺所谓“大部分未发表”云云,并不符合事实。连载于《宇宙风乙刊》1939年11月16日第17期至1940年10月1日第30期上的《教师日记》,计有145则,中有34则未收入单行本。1990年9月至1992年6月,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七卷本《丰子恺文集》,以1946年6月沪再版《教师日记》为排印底本,首次将已发表而未收入单行本的日记悉数补编了进去。

《教师日记》是丰子恺任教桂林两江师范学校和宜山浙江大学期间所写的,虽名为“教师日记”,但不纯粹是教学日记。除教学活动外,其内容多涉及乡居生活、躲避空袭、辗转迁徙和其他日常人事往来等方面的情况。《教师日记》一经发表,就备受读者关注和好评。诚如丰子恺自己所说的,“计所遇十人中,约有八九人读过此日记。而未曾见面之读者,远道来函询问或谈论此日记者,尤为不可胜数”(《教师日记·付刊序》)。

“避寇日记”有两组:一组写于《教师日记》之前,包括《决心》、《还我缘缘堂》和《一饭之恩》等三篇,分别载《少年先锋》1938年4月5日第4期、《文艺阵地》1938年5月1日第1卷第2期和《少年先锋》1938年5月5日第6期,副题均为“避寇日记之一”。一组写于《教师日记》之后,是我新近发现的,《丰子恺文集》未收。这组日记共有36则,约两万字,发表在黄埔出版社编行的《黄埔》周刊上。具体如下:

1939年12月1日、2日等二则,载1940年4月28日第4卷第8期;

1939年12月3日、4日、5日(第一自然段)等三则日记,载1940年5月5日第4卷第9期;

1939年12月5日(包括第一自然段)、6日等二则,载1940年5月12日第4卷第10期;

1939年12月7日至11日等五则,载1940年5月19日第4卷第11期;

1939年12月12日至16日等五则,载1940年5月26日第4卷第12期;

1939年12月31日、1940年1月1日、3日、8日、10日、11日等六则,载1940年6月30日第4卷第16、17期合刊;

1940年1月13日至15日、17日至20日、25日至27日等十则,载1940年7月7日第4卷第18期;

1940年1月30日、31日、2月1日、2日等四则,载1940年7月14日第4卷第19期。

这组日记以“避寇日记”为题在《黄埔》周刊连载五期之后,突然中断了。编者在第13期特登出一则启事,称“‘避寇日记’续稿未到,暂停一期”,但直到第16、17期合刊才见续载,且题名改为“避寇日记选”。关于改题的原因,丰子恺在致《黄埔》周刊编者信中是这样解释的:“避寇日记,二三日内续奉。今复加一‘选’字,因见有许多篇,与贵刊不甚宜,故挑选其适于军界读者,以付贵刊,或较相宜也。”(《附丰先生来信》,《黄埔》周刊第16、17期合刊)查看续载的日记,确有好几则写到“军界”的事情。从信中可知,丰子恺所写的“避寇日记”,还有相当一部分不曾发表。已发表的36则,现全部收入我所主编的“缘缘堂书丛”之一《子恺日记》(海豚出版社2013年8月版)。

丰子恺在逃难途中,写过五篇避难记,“曰《辞缘缘堂》,曰《桐庐负暄》,曰《萍乡闻耗》,曰《汉口庆捷》,曰《桂林讲学》”(《教师日记·原序》)。《辞缘缘堂》作于1939年9月6日,载《文学集林》1940年1月第3辑“创作特辑”,副题为“避难五记之一”。《桐庐负暄》作于1939年12月3日,载《文学集林》1940年4月第4辑“译文特辑”,副题为“避难日记之二”。严格来讲,这两篇避难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日记,而是一种追述或依据有关日记改写而成的散文。关于这两篇避难记的写作或发表情况,丰子恺在1940年1月3日的日记中谈到过。至于后三篇,《丰子恺文集》编者推测说:“或题目改变,或以其他形式写出。”我倒认为后三篇很可能已发表,只不过尚未发现而已。

抗战胜利后,丰子恺曾公开发表了其1939年所写的11则日记:

《绘事后素》,6月30日作,载1947年11月25日《天津民国日报》;

《看凤凰城》,7月9日作,载1947年10月27日《天津民国日报》;

《逃难板》,7月16日作,载1947年12月1日《天津民国日报》;

《宜山遇炸》,7月21日作,载1947年11月3日《天津民国日报》;

《荒冢避警》,7月28日作,载1947年12月1日《天津民国日报》;

《病中日记》,9月8日、9日、11日、12日、13日、14日作,载《论语》1947年11月16日第141期。

前五则日记的副题均为“黔桂流亡日记之一”,《病中日记》的副题为“选自黔桂流亡日记”。未收入《丰子恺文集》中的《绘事后素》、《看凤凰城》和《宜山遇炸》,眉睫在《丰子恺的〈黔桂流亡日记〉》中已全文披露(见《博览群书》2013年第4期)。眉睫认为,从时间的连贯性来看,《教师日记》应为“黔桂流亡日记”的一部分。这一判断,大体不错。但我觉得,既然属于两种不同名目的日记,还是要区别对待才好。如果单凭所谓时间的连贯性来衡量,那“黔桂流亡日记”也可以说是“避寇日记”的一部分呢!

读丰子恺的日记,印象至深的有两点:其一,丰子恺所作散文几乎都是浅近的白话文,而他的日记则多属于文言之作。这一有趣的现象,值得深入探究。其二,丰子恺遗留下来的两百多则日记,是后人了解其抗战期间一段时间内真实生存状况的第一手资料,也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是日寇侵略中国、逼迫我民众背井离乡、四处逃难的有力见证。

附:避寇日记(节选)

十二月五日(星期二)

今日可谓平生最狼狈之一日,全日在焦灼,疲劳,饥渴,不快中度送。晨五时即起,一面属丙潮、钧亮等在家整装雇人速送车站外四里之公路旁大树下候车,一面与星贤携洋千元,于严霜残月中入城向饭店老板交车赁。至饭店,老板不在,于店头晨风中立等一小时,天大明,老板始至。引吾等往车上缴价。随之行,至站外三四里处,不见车。坐路旁等候约半小时。老板言欲去催,即起去。星贤亦返村催行李及家人。恐开车时刻延迟,将遇警报也。吾独坐久之,不见老板或车至。忽见吴志尧君在前相招。趋之,始知四家人物均已到齐,在大树下等候。吾嘱我赴大树下,而自去车站找老板及车。吾行至大树下见二王一周之家族及吾家四儿皆鹄立道旁引领望车,行李杂陈荒草地上,大小数十件,形如盗劫之物。群众见吾至,就问“车子”?吾支吾以对,但言留待。时已八点,警报时间已到。而骄阳灼灼,天无纤云,乃标准的空袭天气。候车之群众,目光时时集于北山之巅,常恐其有灯。来车甚多,而皆非所望。至九时,吴志尧君至,言车坏,正在修理;下午二时可开。诸人脸上皆现尴尬相。设吾有画兴,速写此时马路旁一群男女老幼之相,可得一幅出色之难民图。其中王羽仪夫人正在患病,不禁风吹日曝,今日破晓冒风霜而至,经三四小时之恭候,现已不能支持。令仆展帆布床而卧于一草屋之檐下。今闻下午二时可开,则尚有五小时之曝露也。至十时饭店老板同司机至,言修车今日难望完成。另有车藏在离此五里外飞机场畔,可载我等赴都匀。言已即偕司机沿公路去。但此一去,杳如黄鹤。吾等大小二十余人,忧心悄悄,饥肠辘辘,忽见山北挂一灯,则惊心动魄。此间东近车站,西近机场,北面阻江,南面炸弹坑到处皆是。设有空袭,我等向何处逃避?路旁行李数十件,如何办法?死守乎?丢弃乎?幸而十一时余灯即除去。但下午难免再挂。儿童呼饥,幸附近村中有米面,聊以充肠,吾但食橘子数枚,抽香烟无数。有人欲归去。但结果不行。因归去则车子绝望,况四家均是破釜沉舟而来,根本无家可归。于是再等。等至下午三时,饭店老板坐脚踏车而来。车后系一电器。言该车久不用,此器乏电,须入城冲电方可开驶。冲电须一夜,故明日可开。王羽仪君闻言,许以学校之电器借与。即派二工人入城去借。四时借到,五时该车开到。车甚小,以目视之,只能载道旁之行李。但司机索价二千三百元。吾等与饭店老板订约一千二百元,此司机全不认承。而饭店老板已于不知何时悄然逃脱,不知去向矣。时已昏黑,事已绝望,吾等决心就宿旅馆。行李挑夫无法雇请,犹幸司机允为装载,即纷纷搬运上车。搬毕,车中已无立锥之地。设照原价,吾等须包两辆,出二千四百元,方可人物俱载。若照二千三百元算,则须四千六百元方可抵都匀也。返城已上灯,就宜宾旅馆开房间,形似已抵都匀。诸人皆饥,入市求食。独吴君不食,约吾等向饭店老板交涉。吾与星贤兄准备放弃此金,不欲再见此棍。但吴君力邀;且吾欲一观流氓相,即随之去。吾日记时间有限,无暇描写此情景。但此确为吾生难得之经验。结果该流氓允还五十元,须于明日去领。吴君美意相劝,得此结果,诚为憾事!吾等除狼狈,劳倦与不快之外,又怀对吴君抱歉之忱。吾个人则又关念思恩之六人。彼等今日破晓动身,至德胜候吾等之车,日晚不至,必甚惊讶。今又无电话可通。只得置之不顾。黄昏后目暝意倦,无聊之极!宜宾旅店主人来谈。此主人甚殷勤,月余前吾自思恩来宜山,曾在此馆一宿,主人招待甚周。今日见之,吾心甚慰,方知人类社会中毕竟有爱之存在,尚可容吾等居。白昼所感之不快,至此稍稍消减。两夜少眠。今夜酣睡。

十二月十六日(星期六)

七时开车,十时入都匀,探首车外,远眺近瞩,冀于路上行人中发见吾之家族,收得平安消息。此时心情,有如古人所谓“近乡情更怯”者。车停,一浙大学生来招呼,助卸行李,并为我在附近第一招待所赁定房间。以四十金赠司机,车即向贵阳开去。吾目送之,此不啻一宝筏,渡我超登彼岸者也。入旅舍休息,腹甚饥。于是先赴附近天津饭店进膳,拟于吃饱后再访家族行踪。所以如此迟迟者,亦古人所谓“不敢问来人”之心情也。正在点菜,忽有人力我吾手。视之,王星贤也。彼先我而至,适才见该学生,知吾已至,且正吃饭,即遍访饭店,于此相见。自六日晨在宜山体育场畔握别至今,已足足十天。当时我因心情懊丧,临别曾谓“我等不知何时何地再见”!方十日耳,竟于预定之目的地欢然相见,此乐更乐于新相知。况因星贤兄,得知吾家族早已抵此,卜居维新街一百四十六号,惟林先及丙潮一家,至今未至。又言彼等自五日空等汽车一天后,六日仍返燕山村,二三日后,始与其某同事共包一车,但车资甚贵,每票派得七八十元,共费四五百元,始抵都匀云。语罢,即起去,并许代为通知我家族。不久二女二男奔腾而至。相见之欢,虽渊云之墨妙,难于摹写。争述来时一路情状,有如相骂,邻座诸客,为之停杯。于是共午餐。吾畅饮茅台酒,略过常度,辞出饭馆,见初面之都匀处处可爱,胜如故乡矣。

初访吾家,见仅有楼二间,并无隔壁,形成一大间,约宽丈五,深约三丈,犹如大轮船之统舱,木匠正在修门,满哥坐守其中。察其环境,楼前为猪棚,楼左为厕所,楼下为灶间。据诸儿言,都匀有炮校常驻,房屋难觅,此楼乃前日在德胜助满姊元草上车之浙大同学代为设法觅得者。每月出租金十五元,而得此屋,在今日犹为幸运云,房东允借床四具,已得其一,余三具尚未送来,故诸儿日来皆席地而卧。吾路途劳顿,需要休息,拟暂住旅馆,待设备周全后,或另得较好之屋后,再行迁住。

下午访王星贤,其家在下菜园,离城约一里。其室方丈而阴暗,晨昏不能读书。但窗外有绿竹,颇饶幽趣。楼上亦方丈,家人皆席地而卧。参观既毕,坐幽窗下互叙所经历,皆叹惋。辞出已四时。返旅馆,属诸儿今夜停炊,当共赴中华饭店聚餐。全家十一人,十人已安抵目的地,唯林先一人不至,音信全无,未免美中不足。今夜之聚餐,为此须少饮一杯,诚为憾事!正卧床中纳闷,窗外有人狂呼“先姊”。起视,见栏外马路上丙潮夫妇及林先三人满身黄尘,正在一面与楼上诸人对应,一面拉挑夫上楼。吾待诸儿狂欢既息,然后问其经历。据云彼等一队最不顺利:在宜山及六寨等车,均留滞三四日始得成行,以故到达独迟。盖自十二月五日速装启程,以至今日之团聚,已历十二天矣。今日回忆此十二天之离散,各有痛定思痛之感。是夜中华饭店之晚餐,遂成团圆夜饭。亦可谓之吾全家在都匀之“最初之晚餐”。餐后列一表,自十二月四日至十六日共十一格,各队于每格中填写其行踪,形似《史记》年表。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元旦(星期一)

抗战以来,三历元旦,今日印象特佳。破晓四时半,各处军号声如晨鸡,远近响应。随后唱歌声步伐声不绝于耳。军队皆赴早操或集会,吾亦不待鸡鸣而起。一年之计,在于此刻,不可以不敬也。早膳后入市,见各界庆祝元旦之大游行队。炮校,师范,小学,以及其他各机关,联成一大队,皆严装,佩廿九年新徽章,气象森然。四行并进,全队延绵至一二里之长。吾抱新枚立道左,手酸思归,为队所隔,不得穿过。待全队通过,始克穿道返寓,手臂酸痛不可当矣。此游行队约计有数万人之多。都匀区区一小县耳,且有此壮观。全国健儿,为数当不可胜计。以此制敌,何敌不克?以此图功,何功不成?吾参观游行会归来,沐手敬绘释迦牟尼佛像五帧。以其二寄赠弘一法师,其一寄赠李圆净居士,其一赠丙潮之父,其一归满哥供养。元旦画佛,最为恭敬。吾人年中不免罪过。今二十九年肇始仅数小时,吾于其间未犯何种罪过。至少在二十九年是清净之身。以此清净之身手,绘写佛像,乃最恭敬。所写之相,亦最近于十全也。愿藉佛之慈力,消彼暴寇,使最后胜利早归于我,宇内群生,咸享和平之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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