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飞

中国历史上减税一般从汉代说起。

西汉立国之初，久经战乱，穷得宰相坐牛车，皇帝找不到纯色的四匹马驾车。刘邦及后来的吕后、惠帝、文帝、景帝，基本实行十五税一的田租率，税负较轻。尤其是汉文帝，他两次下诏“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实际税率减为三十税一。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汉文帝又免除了百姓一年的田租。汉文帝还将每个成年人每年负担120钱算赋的人头税，减为40钱。景帝即位后，继续实行“三十税一”的税率，从此成为定制。三十税一就是3.3%的税率，属于轻税。西汉早期实行的轻徭薄赋减税政策，体现了与民休息藏富于民的治理原则，带来了“文景之治”。据史记载，那时候，粮食多得没地方堆放，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国库里铜钱积累得太多，连串钱的绳子都朽坏了；“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

隋文帝的减税也值得一说。以隋文帝杨坚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面对历经360年分裂割据，经济遭到严重摧残和毁灭性打击的重重政治、经济危机，励精图治，除旧布新，成效斐然。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减税。隋文帝征服南方后，免除江南10年的田租徭役；开皇十二年，免除河北河东三分之一的田租。隋文帝还取消了“入市之税”，提高了丁男丁女服役的年龄，缩短了户调的额度，户调绢一匹减为二丈，户调布为五丈减为二丈五尺。其赋税收入仅以租调徭役为主，基本废除了专卖、工商税、杂税以及各种各样的杂征。

随之而来的是隋代开皇中期的小康局面，社会经济之发展和繁荣达到极盛。粮食储备之多，史无前例，古今中外难及，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粮食储备可供应五、六十年。百姓承平日久，虽遭水旱，而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尽夜不绝者数月”，仓库储积的绸绢布匹，直到唐代建立20年后还没用完。国库所藏货币盈积充实，隋之富，超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文献通考·国用考》历数中国古代数千年的皇权专制社会，没有哪个朝代，像隋代那样富足强盛。

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也与大规模减税分不开。康熙四十九年，康熙皇帝谕告户部，从第二年开始，在三年时间内普免全国一年钱粮，其减免力度是，将应征地亩银722万余两，应征人丁银115万余两，历年积欠银118万余两，全部免除。康熙皇帝还于康熙五十一年发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诏令，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亦使州县官压力减轻，不致通过苛派完成增税。乾隆皇帝则是中国历史上向老百姓蠲免钱粮最多的一位皇帝，他在位60余年，不仅多次大规模地按地区蠲免各处正额租赋，而且还五次下达普免全国一年钱粮的谕旨。乾隆十年，普免天下钱粮2794万余两；乾隆三十五与四十二年，各免天下钱粮2759万余两；乾隆五十年，普免天下钱粮2770万余两；乾隆六十年，普免天下2764万余两。乾隆还通过对垦荒政策的调整和对新增土地摊征丁银处理的措施，较彻底的落实了不加赋政策。

在中国历史上加税的普遍趋势下，上述减税皇帝之可贵在于他们不是在遇到灾情、新皇登极、庆贺武功等大喜之日下“恩诏”的蠲租减税，也不是在压力和反抗下的被迫减税，而是有能力征收更多税收的主动减税，因而更显示出他们“明君圣主”的仁慈和明智。

其实，这些“明君圣主”的主动减税，受惠的主要对象不是权贵阶层，而是广大百姓。如果受惠的对象主要是权贵阶层，或者是有如现今的享有权力垄断行业的“央企”，广大民众只能喝一些汤，甚至连汤也喝不上，也就不可能带来民富国强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