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亚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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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墨文化”点击

文/曾亚波

上篇：官场腐败“心声”

许多腐败官员落网后，反思自己走向腐败的历程，深究内心动因，其中不乏发人深省的“贪墨心态”，而这些“贪墨心态”都有着浓厚的传统“贪墨文化”的印记。这些心态概括起来，无非涉及当官的价值取向、对腐败行为的自我开脱以及官场潜规则。在这里，我们罗列一二：

（图/东方IC）

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贪官的价值取向

中国是个官本位的国度。一般来说，当官总是人们首选的人生目标，而且，权与势相关，权与利相连。当官就有势，有势就有利。当官的目的是"利"。

在旧中国，当了官，就有了一切。升官总是与发财紧密相连，因为利用官位来谋取私利是人所皆知并且默认的官场图景。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贪官们追求财富，以权谋利，将人的趋利本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恰恰丢掉了为官本应恪尽的职责操守。这就是腐败的本质。

【现实案例】

丁仰宁，福建省政和县原县委书记，2000年因买官卖官、收受贿赂及非法所得100余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他有句座右铭叫“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休没本钱”。

2003年11月，因受贿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3年的重庆市巫山县原副县长刘敬安，也有一段发自内心深处的话：“升官发财历来是一些人追求的目标，是成功的标志，也是人生价值的最终归宿。而升官与发财本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只升官而不发财的人生是不完整的。”

1993年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原副委员长，曾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成克杰，也认为当官不发财太不合算，他与情妇李平商议各自离婚后结婚，并商定先赚钱后结婚。从1994年初至1997年底，短短四年间，成克杰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私利，单独或伙同李平收受贿赂款物合计人民币高达4109万余元。成克杰于2000年9月被判处死刑。

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贪官的自我开脱

如果一个人长期从事某项活动，那就比较容易出现与此相关的问题。民间形象地称为“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

不过，贪官有自己的逻辑：经常接触大量金钱容易走上贪污的道路；手中握有权力容易收受贿赂。由此，派生了另一个语汇——“高危行业”，比如交通行业、金融行业等。

行业之所以高危，是因为缺乏有效的监督。但贪官们将腐败原因归咎于自己所处的职位，则是无力的辩解。用“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来安慰自己，真正是丢失了官员的自律精神。

【现实案例】

从四川省交通厅长刘中山、贵州省交通厅长卢万里开始，先后有广东、广西、湖南、河南等多省交通厅长犯下经济大案，厅以下干部落马的则不计其数。交通这一行业因“高危”而受到广泛关注。河南更是创下了几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的犯罪记录。

河南交通厅原厅长曾锦成在任时，曾向省委写血书表白：“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我绝不收人家的一分钱，绝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一件事。”然而七年间，他先后收受他人贿赂40多次30多万元。张昆桐接任伊始，即向省委立誓铭志，表示一定要吸取前任厅长的教训，并提出一个极富感染力的口号：“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然而在任建设厅副厅长和交通厅厅长期间，他先后受贿21起100多万元。石发亮接任后，也提出了一个口号：“一个‘廉’字值千金。”但他的胆子比前两任更大，为了让关系单位中标，他敢于将业已进行的招标推倒重来。

法不责众——贪官的是非判断

“法不责众”的观念，在中国社会流传很广，它的逻辑是，对个别人违法容易追究，若违法的人多起来，就难以追究以致不再追究，放任自流了。

在贪官们看来，个体腐败势必会成为众矢之的，受到惩处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然而你腐败，他腐败，我也腐败，大家都腐败，也就无所谓腐败了。大家一起错，也就不是错了。

于是乎，在一个个群体内部，轻则形成各行其是、心照不宣、互不拆台的松散关系，重则形成互相关照、互相利用、互相掩护、分享腐败所得的生存机制，腐败案件呈现窝案串案增多的趋势。

【现实案例】

投资巨大的铁路建设项目——粤海铁路原计划三年建成，但拖了两年尚未竣工，负责建设这项工程的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原领导班子五名主要成员，因集体私分657万元建设资金而锒铛入狱。集体瓜分、人人均沾是粤海公司领导班子集体腐败的一大特征。他们在切分这块属于国有的“唐僧肉”时，表现得那么“团结”。五名领导班子以工效工资、技术咨询奖、设计招标奖、房改工作奖、技协一次性奖、50年大庆奖、澳门回归奖等几十种名目疯狂私分国家财产。人人皆大欢喜，自然抱成一团。

朝中无人不做官——贪官的政治哲学

“裙带风”在中国官场由来已久，俗语说“官大奴也大，宰相家人七品官”、“店里有人好吃饭，朝里有人好做官”、“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朝不用那朝人”、“一人做官，福及三代”、“一人在朝，百人缓带”、“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都是说的一个道理。于是，“任人唯贤”变为“任人唯亲”，致使昏庸无耻、贪赃枉法之徒混迹官场，横行一时。

时代不一样，腐败官员的认识还停留在封建官场。既要攀龙附凤，寻求靠山，又要培植亲信，编织关系网。既求得在任时好办事，又图日后有个照应。政治与人情、亲情相纠缠，极大地毁坏了法制和国家及人民的利益。

【现实案例】

2004年2月，原江苏京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文锦被“双规”后，原江苏省交通厅长、江苏交通产业集团董事长章俊元立即也被“双规”。继而又牵出全国第一个落马的省级在任组织部长徐国健和江苏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副局长韩建林。

王文锦、章俊元、徐国健、韩建林等人构成了一张金字塔结构的关系网。王文锦2001年5月被调入江苏京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并被提拔为总经理、副董事长。章俊元则在2001年6月被任命为江苏省交通厅厅长。正是章俊元一手操作，王文锦才得以顺利提升。章早在2001年1月就得到了省委组织部长徐国健的大力支持，被委任为省交通厅党组书记，徐通过两种途径得到回报，一是现金受贿，二是长子徐扬在交通系统得到了肥差。而韩建林经常与章俊元、徐国健等人在一起，时常在关键时刻为他们“放消息”，他是仰仗徐国健的势力才由反贪局副局长擢升为副检察长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刘知炳，在柳州担任要职的32年间，苦心经营，通过“挤走一批，拉拢一批，提拔一批”的手腕，以其权力为中心编织了一张盘根错节、极难破除的权力关系网。在被刘知炳提拔者中，有八人被群众称为刘知炳的“铁杆部队”。另一方面，他不遗余力地寻找靠山，通过向成克杰行贿为自己的升迁铺路。

（图/东方IC）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贪官的权力认识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本是自然规律，但近年来，少数领导干部“退休前捞一把”现象似乎也成了不可抗拒的规律。

干部的权力是依法获得的，但归根到底是人民赋予的。“苦了一辈子，不为自己留点，也得为子女想一想”、“人一走，茶就凉”、“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抛弃的是原则、纪律、晚节、名誉，错位的是对权力来源的认识。

现实案例】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欧阳德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利益，从中收受财物及接受请托人为其无偿建造和装修房屋，受贿总额为人民币51.20万元，港币1.62万元，因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欧阳德自我解剖说：“从党政一把手的领导岗位上退出，意味着失权失势，抓紧多捞心理才能平衡。”

要想富，动干部——贪官的发财路径

“谋官如鼠，得官如虎”是古训，“跑跑送送，提拔重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动；不跑不送，降格使用”则是今天的官场训诫。

“吏治腐败、买官卖官”已成为当前中国最为严重的腐败现象。“亲不亲，钱上分”，调动干部成为部分官员发财致富的最快捷的途径。先是花钱买官，当官后再捞钱，再花钱买更大的官……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也就是腐败愈演愈烈的触目惊心的过程。

【现实案例】

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在其任职五年的时间里，利用干部职务晋升和调整工作之机，以钱封官定职，先后收取贿赂60多万元。他在法庭上说：“他们（行贿）的真正目的，是利用我的腐败，从中捞取他们自己的好处，同时再给别人谋取利益。”

2004年5月13日，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被开除党籍、行政开除。他花80万元从黑龙江省原省委组织部长、政协主席韩桂芝那里买到了市委书记的位子，然后又疯狂地卖官鬻爵。马德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牵涉韩桂芝和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等众多高官和绥化市一大批官员。共有265名官员涉案，其中包括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的众多处级以上干部，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余人。

下篇：民间腐败认知

一种文化一旦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它对人的行为和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将是根本性、长期性、广泛性的。民间的一些认识，看似无关痛痒，实则却是大是大非的问题。而认识上的模糊，恰恰说明了贪墨文化的弥漫已到了相当泛滥的程度。肃清这些错误的认识，无疑是当今反腐败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

收点小礼算啥——礼尚往来

中国是一个极重“人情”的国度，即使是本来好办该办的事情，也要想方设法请人去办，办了就欠下“人情”，就要对办事人有所表示，特别是有点难度的事情，不意思一下常常是办不了的。

送礼时需要理由，“礼尚往来”就成了“顺理成章”的借口。而掌权者也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别人是否送礼甚至送礼多少作为是否替人办事的重要参考标准。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常常借口“礼尚往来”，或利用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或利用本人以及家人过生日、乔迁新居、子女升学、婚丧嫁娶，甚至生病住院之机大肆收受礼金礼品。

【现实案例】

吉林省白山市政协原副主任李铁成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这名曾经是国家级贫困县握有重权的“富”书记，通过“礼尚往来”，在10年的时间内，使自家的资产由3万元增加到270万元，增长了近九十倍。他所收受的赃款，大多是在担任靖宇县长和县委书记期间通过三个儿子结婚、自己生病住院、老母亲病逝以及逢年过节等机会以人情费一笔一笔聚敛起来的。

李铁成在反思自己所犯罪行时说：“我始终认为礼尚往来可以沟通人的思想感情，促进交流，能融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事实上，礼尚往来已成为少数人谋取利益的一种手段。我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是没有认识到礼尚往来的危害性。”

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在任职的四年中，有100多人以各种名义给他送钱送物多达600余万元。但他一直把这种送礼行为看做“人情往来”而坦然待之。他在忏悔录中说：“所谓‘人情往来’，多年来在这里已成为社会生活不正常的变异，成为政治生活中不正常的一种补充，成为重要投资之源或投资渠道。”在“人情往来”的名义下，沈阳市的一些干部中，送礼风不仅兴盛，而且金额越来越大。慕绥新在担任市长期间，共收受了133人的钱物，其中有沈阳市级领导干部六人，局级干部71人，县处级干部五人，国有企业经理20人，收受款物的数额，10万元以上的16人，5万元至10万元的16人，1万元至4万元的101人。这其中有相当一些属于权钱交易的行贿受贿性质。

行贿问题不大——官不打送礼的

中国民俗认为：“小财不出，大财不入”、“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佛见黄金把头低”。许多人对于行贿受贿等不正之风都是深恶痛绝的，但是一遇到具体问题，也就顾不得什么斯文了，认为只要能将事情办成，不问合理合法与否，凡事金钱开路，屡试不爽。

“官不打送礼的，狗不咬拉屎的”这一信条，从根本上打消了送礼者的顾虑。这种观念形成一种风气，使人人失去羞耻感，使得送礼、行贿成为一种自发而为的普遍现象，由此行贿受贿之风盛行。

【现实案例】

安徽省阜阳市曾出了王怀忠、肖作新等一批重量级贪官，地方大大小小的干部上行下效，腐败成风。由此，当地许多人笃信“只怕不会送，不怕没人收”的信条，请客送礼风气日盛，在1999年的春节前，到阜阳市委大院送礼的车都把交通给堵塞了，不得不出动交警来疏通。

以权谋私——有本事、有能力、有门路

“有权就有一切”、“腐败让我如此美丽”。“羡腐”心理成为一种社会心态，不少人认为，别人能够腐败、善于腐败才那样威风，才生活得那样的好，而自己想腐败也没有条件，有了搞腐败的条件也没有别人那样的本事。在一些人眼里，以权谋私没有了罪恶感，成了攀比、炫耀的资本，成了衡量一个人社会活动能力特别是政治能力的标志。

【现实案例】

2002年8月30日，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案做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贪污罪判处李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李真滥用职权，疯狂敛财，达到了胆大妄为、肆无忌惮的地步，表现出了极大的贪婪性。但在有些人眼里，李真的下场没有给他们太多的教训和警示，相反，他们认为李真是一个极其能干的人。他们羡慕李真在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情况下，年仅31岁就当上了河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和原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35岁就任省国税局局长；羡慕李真上下通天，能毫不费力地通过权力和影响达到谋取私利的目的；甚至羡慕他短短几年时间即积累一千多万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