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

《邓小平时代》

2013年1月18日，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的著作《邓小平时代》由三联书店引进，在国内正式发行。这本书是对邓小平一生的完整回顾，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全景式描述。自2011年发行英文版后，它便获奖不断，好评颇多。现在它终于回到了故事的发生地，与“邓小平时代”的亿万亲历者会面。

速度源于开放

最了解中国的美国人——亨利·基辛格博士，在他的《论中国》中说：“只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才能充分体会邓小平给中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种变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经济长期高速增长。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时间里，中国GDP的增长率一直在10%左右。中国只用了32年时间就超越了日本、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邓小平时代首先是一个高速增长的时代。

世界上有13个国家在连续25年或更长的时间里保持了7%以上的GDP增长率。这种高速增长是十分罕见的。如果以7%的速度增长，GDP每十年翻一番，以10%的速度增长，GDP每七年翻一番。中国的增长率意味着在20～30年的时间里，收入水平提高了8倍。

发展速度，是邓小平最为关心的问题，是他衡量改革开放的主要指标。邓小平认识到，只有稳定快速的增长才能增强国力，大幅度削减贫困，增进社会的活力，并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开放策略，使中国沉睡中的各种优势被陆续唤醒。尽管廉价的劳动力被认为是中国崛起的重要因素，但更深入的分析表明，由开放带来的知识扩展才是中国经济成就的基础。开放带来了各种经验、技术与知识，同时降低了中国人的学习成本。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优势、显著降低的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

邓小平的反思

在中国领导人中，邓小平的最大特点就是“眼睛向外”，思想开放，有着强烈的国家竞争意识，强烈的发展差距感。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重大问题：中国为什么会落后？如何认识落后的原因？如何改变这一落后就要被动挨打的局面？

这些思考伴随了他晚期的政治生涯，当他在1977年复出后，便开始按照自己的方法不断尝试，寻找破解难题的方法。

邓小平与毛泽东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在西方生活和学习过。他更了解西方，这使他比毛泽东更清楚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发展差距。年轻时他曾在法国学习工作5年，“文革”期间他是唯一出访过美国和西欧的中国领导人。1974年，邓小平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出席了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回国时经过法国，再次体验了西方国家的发展。他比任何同时代的中国领导人都更了解西方世界。在当时的中国高层中，邓小平是最为敏锐、清醒，也最为强烈、务实的，因而他也是最为开放的领导人。毛泽东晚年，中国对外交往的战略窗口逐渐打开。中美、中日关系相继正常化，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中美两国在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国际有利条件逐渐增多。

邓小平主管外交事务后，重新认识了国际形势的特点和趋势。他改变了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天下大乱”的基本看法，敏锐地感觉到世界已经进入了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时代。邓小平提出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长期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的战略构想。他提出，希望至少20年不打仗，也就是到20世纪末，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国内建设。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邓小平开始了一系列的出国访问。他开始恢复自己的历史记忆，亲自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认真反思反省。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仅在1978年，前后共12位副总理及副委员长以上的中央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0多个国家。邓小平先后4次出访，到过8个国家。

邓小平说，关起门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这是中国长期落后的根本内因。但邓小平的开放并不是照搬西方或东亚模式。他提出了既不同于苏联现代化模式，又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目标。

建设开放的社会

1978年底，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口号。与毛泽东对生活中几乎所有问题都提供答案不同，邓小平强调的则是需要放松意识形态禁锢，鼓励独立思考。

邓小平努力破除偶像崇拜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他打破了毛泽东的先例，没有自认是哪一方面的天才，反而谦称自己没有专长。他让下属去创新，只要行之有效就予以坚决支持。他曾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过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就懂得不多了。”

邓小平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农民从僵化的生产队、工分体系中解放，让他们的劳动得到回报。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发明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也证明了这套办法能够有效地增加产量、抵御饥荒，但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并不能决定包产到户能否得到合法的承认。在当时的中国，从“三条驴腿的合作社”到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组成的超级人民公社，从要不要办集体食堂到可不可以由社员私养集体的母猪，一切皆由中央和中央主席定夺。邓小平的贡献，是通过国家政策为这种自发合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供了合法承认与保护。

在城市里，邓小平不允许把重新冒头的民营企业一棍子打下去。他坚持多试试、多看看，意在探索把复杂问题分开来处理的路径。邓小平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他执掌中央后，就高度肯定了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荣毅仁，并大胆决策划出一笔国有资本交付荣先生全权打理——这开启了“国有资本+企业家”的新经济模式。邓小平还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威，多次对“傻子瓜子”表态，不准再动用国家机器鲁莽地扼杀民营企业家。他一次次耐心地问：允许这些企业家的存在，难道真的就危害了社会主义吗？

即使在艺术文化领域，邓小平也持较大的开放态度，尊重艺术家的创造力。1979年10月30日，他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讲话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这一切都源于他对世界的根本认识——“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涌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不行。”他的办法就是采取开放的态度，允许实践，从实践中找出最佳方案，通过立法和政策加以保护。

邓小平时代，同样是中国一个伟大的建设时代。与历史不同的是，它还标志着中国的开放时代的到来，既包括国家的对外开放，也包括社会内部的开放。而这种不断开放的态度，和在开放中解决问题的观念，也同样适用于今天和未来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