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华

2007年4月，笔者在《收藏》总第172期发表文童《一幅叶昌炽的书法》，介绍自己收藏的一幅叶昌炽（1849～1917年）书法作品。这是一幅小中堂，长98厘米，宽45厘米，内容是宋人晁补之（1053～1110年）的一首七言题画诗：

惨淡天云欲雨低，秋山人静鸟声稀。

似闻谷响飞黄叶，恐有孙登半岭归。

原装旧裱，可能是因为画面太小的缘故，装裱过程中在其上端配上一个精致的山水扇面，格调统一、和谐，相得益彰，平添诗情画意。此后我欲寻找一幅与之相配的叶昌炽书法对联。为此朝思暮想，直到2010年，总算在兰州一古玩城实现了这一夙愿。

这副对联长137厘米，宽33厘米。上联是“竹屋三椽春听雨”，下联是“山楼一角夜眠云”。虽然不清楚联句的出处，但意趣、境界俱佳，能将诗意和心境有机融合，一气呵成，使人感受到作者淡泊自守，不为世俗名利所困的境界。中堂对联同挂庭堂，真有“珠联璧合”之惬意。

叶昌炽（字兰裳，又字鞠裳、鞠常，晚号缘督庐主人，祖籍浙江绍兴）学识渊博，尤擅金石、版本及方志之学。他是清末民初著名的藏书家和金石学家，也是最早著录并认识到敦煌写经价值的学者，可称得上敦煌学的创始人。他著述甚丰，其中《藏书纪事诗》和《语石》为人称道。前者以诗的形式为藏书家立传，是关于私家藏书的开山之作。后者则为金石牌版之论著。《启功论书绝句百首》中评道：“若叶鞠裳先生撰《语石》，自石刻之渊源、形制、文体、书风，以至论人、佚事、余闻，莫不爬罗搜剔，细大无遗，乐石之学，至此可谓独群鸿蒙，兼包并孕者矣。”

叶昌炽先生的金石学和诗文名冠一时，他的书名也因此被掩盖。另外，叶昌炽先生从未经意于书，罕为人作，遗世墨宝仅尺牍、题跋而已。片纸只字亦为识者珍若拱璧，秘不示人，故而流传极少，鲜为人知。吴湖帆先生曾在叶昌炽书赠的一副书房联上这样题道：“吾郡叶鞠裳太史等身著作，为清季金石之学一代大家。生平不以书名，故不轻为人书联语。”我们在深感叶昌炽先生书法之作甚少流传的同时，更为其谦和的人品所感动。

叶昌炽先生的书法追本溯源，广收博取，从其手迹中可以看出他对二王、杨凝式、陆柬之乃至唐太宗、褚遂良等下过相当的功夫。从行笔中来看，受《兰亭序》《韭花帖》《陆柬之书文赋》《张黑女墓志》的影响极为明显。纵观其书法，风姿独秀，书卷气浓。其用笔，提按顿挫，纵横开阔，无不如意，故线条刚健绰约，节奏强烈。其布白，一气贯通，不显刻意经营之迹。

叶昌炽是光绪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国史馆协修、纂修、总纂官，参与撰《清史》，后入会典馆，修《武备图说》，迁国子监司业，加侍讲衔。1902年2月被任命为甘肃学政，其职责主要是按试诸生，考核教官。在任4年中他巡行了甘肃省的各府州县，大概只差敦煌县没有涉足。叶昌炽来甘肃前，刚完成《语石》一书的初稿，所以他一到兰州便开始收集河陇石刻资料作为补充，敦煌县令汪宗翰就是他托付寻找资料者之一。不久他就接到汪宗翰关于莫高窟藏经洞情况的报告，遂托汪宗翰代求些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碑刻资料，先后得到《大中五年（851年）洪辩告身牒碑》拓片、《宋乾德六年（968年）给水月观音像》、绢本《水陆道场图》《大般涅盘经》四卷、梵文写经31页等。然后他向甘肃藩台建议将所有这些古代文献和文物运到省城兰州保存。然而，敦煌离兰州路途遥远，叶昌炽估算这些东西光运费就要五六千两银子，一时经费无处落实，于是就让汪宗翰责令王道士暂将发现的文物和文献放回洞中封存起来，等候处理。

叶昌炽青年时就喜欢收集碑刻拓片，《语石》的自序中说他“访求逾二十年，藏碑至八千余通”。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他51岁时开始写作《语石》，第二年完成初稿，以后又陆续增改，到宣统元年（1909年）在苏州府城刊刻问世，前后历经10年。这部《语石》不同于此前的碑刻书，它不是简单地编个碑刻目录或抄录碑刻文字的汇编，而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大量的碑刻作详尽的讲述。全书共写了474则，分成10卷，第一卷按顺序讲各个朝代的碑刻，第二卷按地域讲各省以及五岳等的碑刻，第三、四、五卷讲碑刻的种类和形制，并分述其著名的实物，第六卷讲碑刻文字的体例和有关刻石等事项，第七卷按时代讲碑刻的书写者，第八卷按身份分别讲各类书写者以及书写的各种字体，第九卷讲碑刻文字的各种情况和格式，第十卷讲拓本、装潢、收藏，最后还附几则石刻以外的铭刻。这种既分类又系统的讲述，即使今天来看也是颇为科学的。尽管《语石》问世后碑刻又陆续被大量发现，后人也撰写了各种相关书籍，但都没有能脱离《语石》建立的框架。《语石》至今仍是研究我国碑刻的最基本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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