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春明

东西方文化不同，自然观也不一样。欧洲文化中的理想园林是《圣经》中的伊甸园。伊甸园是上帝创造的，也是人们心目中的天堂，所以，在西方园林中处处体现人的主宰地位。西方的园林以意大利园林为代表，几乎都是几何形的布局。而追求天人合一是中国人的自然观，中国园林追求的是自然形态，山石、树木、水域、建筑都呈自然的有机组合。中国园林步移景变，没有固定的观赏点，随着你脚步的前行你所看到的景物会变化。而西方园林中通常有固定的观赏点，道路笔直相交，树木的高低错落和形状也被修剪得十分规矩，连流水也在石渠里规规矩矩等差地落下，形成均匀的水帘。

自然风致式园林是西方园林中非常重要的派系，它产生于中国风盛行的18世纪的英国。当时，新贵族们反对体现专制政体的几何园林，主张顺应自然，亲自设计并动手建造自然园林。英国诗人麦森（williamMason）笔下的诗句：“诗人的感觉画家的眼，你在这儿隐居逍遥悠闲”，这种体悟已经非常接近中国园林的精髓了。而引发这种变革的一大载体，恰恰就是中国瓷器。

中国瓷器山水纹饰的变化与外销

在明嘉靖以前，中国陶瓷纹饰中还没有独立的山水纹饰，大部分山水纹饰都是在人物故事中当作配景而出现的，如成化年间的婴戏碗和正德年间仿洪武的碗。到了嘉靖晚期和万历早期，独立的风景画面多了起来。比如，万历早期的青花风景瓷盘，盘心的山水画面已经具备了以后山水纹饰中的主要元素——远近的山岭及其水中的倒影、亭台楼宇和宝塔、行人以及帆船和岸边的树木等。到万历晚期，青花瓷中的山水画渐趋成熟。如生产于万历年间的青花瓷盘，从近景中的山石、宝塔以及远景中树木的画法来看，已经把中国文人山水画中的技法运用到瓷器纹饰中来。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中国瓷器出现独立的山水画纹饰的同时，开始大量外销。

中国瓷器纹饰一般把动物放在自然环境里。如嘉靖年间外销到葡萄牙的瓷盘上绘画的兔子，小白兔处于草丛树木之中。如此而构成的美丽画面吸引了欧洲人的目光。

明朝推崇道教，瓷器中许多相关的象征性纹饰很受欢迎，一股画有5～7只鹿，鹿和松树通常画在一起，象征着健康长寿和官运亨通。也有画两只鹿在一起的纹饰，表示相亲相爱，这种成双成对的画面也许和外销有些关系。

从万历到康熙早期，即过渡期，外销瓷纹饰里的自然山水和庭院花鸟、动物等纹样更为丰富，刻划越来越细致。过渡期瓷器上的独立山水园林纹饰非常多，而且构图日趋成熟，大部分山水纹饰来自徽州版画的构图。

在明末清初，如陈洪绶等许多文人画家加入了刻制版画的行列。在他们的参与下，文人士大夫的雅文化和陶瓷的俗文化在这里得到很好的融合。

过渡期中，外销瓷自然山水庭院的纹饰中还加入了一些比较大的人物造型。在这些纹饰里人物不是一个点缀，而是画面主体。图10中官员和童子以及前面的小鹿走在一条蜿蜒的园林小道上，背后是湖面和楼阁。这个象征着官运亨通的寓意画面，同时与渔樵图案和郁金香等花卉的边饰结合在一起，融入了中西方文化的元素。过渡期的外销瓷中，自然山川的纹饰与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题材完美结合，成为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潮。

万历至雍正，西方的仿制

万历晚期，西方陶瓷业开始仿制中国山水园林纹饰。这一时期，西方人对中国园林和山水画面所传达的自然观也有了一些了解，西方人由追逐和仰慕转向模仿。图11、12分别是中国万历年间青花折沿山水人物大盘和德国仿制品，这两件瓷器的构图样式和绘画手法基本一致。图12显然是被动地模仿中国庭院画面，当时西方的透视技法和写实绘画已经非常成熟，但由于是模仿，左边的亭子栏杆以及栏杆里的花卉就画得比较奇怪。

崇祯时期，瓷器上类似于“丙吉问牛喘”和“文王问贤”这样的中国历史人物故事的画面比较多，西方瓷器中也有许多模仿的纹饰。大约制作于1640～1650年间的荷兰代尔夫特大盘即仿崇祯人物山水纹饰，从画面用笔和地面上表示花草、石子的小三角点的画法能看出鲜明的崇祯风格。在这一阶段，西方各地的瓷器纷纷仿制中国瓷器纹饰，无论是山水、花鸟还是人物、动物都是如此。

1662～1683年，康熙实行了20年的海禁，外销瓷贸易一度中断。在海禁解除以后，西方对外销瓷的进口又从日本转到景德镇。这时，中国青花纹饰更加丰富。西方一方面延续着仿制克拉克纹饰，另一方面，依然快速地仿制中国解禁以后的山水、花鸟纹饰。

1690年左右，有一种青花边饰就是这一时期的流行样式一在锦地纹饰中有4个小开光，而中心则是一个大的画面或人物或风景建筑等。这样的纹饰在西方瓷器中很快被模仿，如产于1700年的荷兰代尔夫特青花盘。

1683～1722年间，中国民窑纹饰中出现了大量的生动活泼的山水风景建筑纹样。这些纹样不仅用于外销瓷，也被大量用在中国民间百姓生活中使用的瓷器上。这些生动活泼的纹样几乎在数年内就被西方瓷器所仿效并投入生产。图15是产于荷兰代尔夫特的瓷盘，几乎就是完全仿效康熙时期民窑的青花纹饰。

康熙五彩瓷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西方各瓷厂纷纷加以仿效。如产于荷兰代尔夫特的18世纪早期的大罐，从中可以看出其模仿康熙五彩瓷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麒麟与凤凰是中国文化里的吉祥动物，在这个产于1710年的荷兰大盘中，仿制的水平已相当高。康熙五彩瓷中，完全采用中国传统绘画手法的山水画比较多，这一类的画面西方仿制有一定的难度，所以仿制较少。

康熙晚期，外销瓷流行了一段时间的伊万里风格。对此，西方造瓷业也进行了相同手法的仿制。如图19，在这件瓷器中大丽菊和鸟比较图案化，其中大丽菊的造型在中国外销伊万里风格瓷中经常出现，而这种图案化小鸟的画法在中国瓷器中较为少见。

雍正早期，五彩和粉彩并行约有10年时间。在康熙晚期和雍正早期的五彩山水纹饰中，绝大部分采取中国传统的绘画手法。雍正中期以后，出现了类似西湖风景的山水画面。对这些完全中国绘画技法的瓷器纹样，西方人特别喜欢，但他们难以模仿，所以，这类瓷器被大量进口到欧洲，并且在许多定制的瓷器上选用了这些纹饰。

在雍正以前，中国陶瓷中很少出现黑色的画面。由于西方纹章瓷订单中黑色的出现，加上18世纪中期大量的西方版画被拿到中国瓷器上仿制，所以雍正时期山水瓷画还有一个贡献——出现了黑白山水画面，如图21。绘制这些完全中国式的纹饰正如制作雍正粉彩这类高端产品一样，仿制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完全一样的模仿很少在西方看到。

18世纪早期，西方仿制中国瓷器有的几乎是毫无选择，照搬过来。如这个生产于1710年的荷兰青花瓷仿制康熙时期的海屋添筹的纹饰，画面的福、禄、寿三星及许多象征性的纹样是完全中国特色的，在这件瓷器上，丝毫没有看见改变的痕迹。但几乎与此同时，西方开始大量出现将中国纹饰加以改造并与西方纹饰相结合的现象。如这件产于1720年的荷兰代尔夫特瓷盘，中间是加以改造过的中国花瓶、杂宝纹样，其余都是西方纹饰。中心图样中最明显的是中间花瓶上面长出的两朵心状的花卉，便是荷兰艺术家加以改造的纹饰。这件产于18世纪早期的荷兰陶砖，虽然画的是西方的海景、城堡、渔船等，但是绘画的手法则基本上是中国式的。1730年意大利生产的这件陶盘，完全是西方的风景画面，但从其构图到绘画手法明显都是中国式的。这件西洋花园纹饰的瓷盘十分有趣，作者显然是移植一张西方绘画，然而采用的又是中国的手法——将方形的画面绘在圆形的盘子上，在画面两边各画了一根竖线。这件荷兰生产的风景画瓷盘则是用中国的画法表现西方风景的透视法的效果，而不是像早期的模仿，完全学中国手法。在这段时间里，西方人开始对中国瓷器的纹饰不满足，于是往往对销往西方的中国瓷画进行加彩，尤其是对青花瓷的填彩。乾隆时期，西方的改造

乾隆时期开始，外销瓷风景画面更加丰富多彩。在乾隆早期，描绘西湖风景和南昌城等地方风貌的画面在外销瓷中出现。在外销瓷风景画面中，青花占着一个主导地位。青花风景画都画得比较生动，构图也丰富多彩，许多画面参照了中国文人山水或建筑界画。

到乾隆中晚期，外销瓷的风景画面接近图案化。早期的图案化风景约在1740年左右出现，如这件据考证很有可能是苏格兰Proctor家族订制的纹童瓷就是这一时期生产的，其山水、建筑中的图案格式化的倾向十分明显。

这种越来越图案化的趋向，一是因为西方设计的介入，如菲次修边饰用在青花风景纹饰中；二是由于外销瓷数量过于庞大，对于绘画的规范性要求较高所致。这也是西方市场逐渐对中国外销瓷纹饰感到不满足，继而寻求改变的结果。

在粉彩风景画中，有一个比较典型的纹样，延续了几十年的时间。这个纹样的原形似乎来自杭州西湖，但早期的纹样并不规范。如图30中的粉彩风景，结构上延续了乾隆早期青花瓷中的样式，到了1780年左右，出现了规范性的构图。十几年后，边饰上又出现了八仙的纹样。再后来，在八仙边饰中加进了王母娘娘或麻姑的造型。

19世纪早期，西方成熟了

19世纪早期，从嘉庆一直到道光，风景画纹饰基本延续着乾隆晚期的样式，图案格式化，比较死板，缺少层次。然而，这种原大量用于外销上的纹饰及画法，随着外销数量的急剧减少而被转售于国内。

中国风景及建筑的瓷器画面，由于外销的刺激而产生，中间经过了一段由传统中国绘画手法向与西方纹饰结合进而趋向图案化的演变过程。到19世纪中期，这种图案化纹饰的瓷器被大量转销国内。这一转化在18世纪早期已初露端倪，到18世纪晚期，西方已经出现非常成熟的中西结合的瓷器纹饰。这种纹饰与同时期的中国瓷器的纹饰绘画水平已极为接近，甚至超越了中国景德镇的绘画水平。如图34，这些都是英国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的青花瓷，大约在1790～1810年。虽然我们能够从中看出哪些手法是中国的，哪些是西方的，但是，由于组合得完美，使得这些纹饰一直使用至今，当今的欧洲人已经完全把这些纹样当作他们自己的传统。

在19世纪，中国瓷器绘画开始出现了一些西方建筑的图案，这反映出随着中国国力的日趋衰弱，在瓷器绘画上也出现崇洋的趋向。如这件青花瓷盘上，山水园林的画面中有了西方建筑的身影。

火烧圆明园，西方崇拜中国的终结

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830年解体后，西方各国的瓷器贸易量急剧下降。由于没有了大宗的集团贸易行为，外销瓷纹饰也随之失去了一个主导方向。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瓷器的纹饰单一地流行模仿康熙时期的风格，基本没有了西方设计和图案化的倾向，瓷器纹饰又重新回归到中国本土样式中来。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以后，西方各国也基本上终结了对中国文化的学习与崇拜。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一直到20世纪初，欧洲人已经忘却了他们曾经崇拜和熟悉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象征纹饰的涵义，中国人也在忘却曾经有过的那么一段辉煌的中外交流的历史，留下的只有八国联军入侵的记忆及丧权辱国的耻辱。以至于在整个20世纪，国人几乎完全忘记了从1552年到1833年近300年的外销瓷贸易的历史。

中国人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目前已融入到西方文化的骨髓中，我们在欧美的许多公园或城市街道的一角，总是能看到一些熟悉的亭台楼阁或假山盆栽。而如今，国人自己却在经济发展的冲击下，肆虐地破坏大自然，环境被严重污染，城市里充塞着钢筋混凝土的团块，空气中满是污浊的尘埃。当我们看到18世纪山水园林瓷器纹饰时，仿佛置身那片人间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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