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ce L.P.Gore［著］邱学谦 ［译］

过去30年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Market－oriented reforms）在促使政府退出商业和重塑国家的规制者角色这两个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市场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却没有这么大。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政党，也是执政时期最长的政党之一，它在能够涉足的任何领域坚持支配政策。通过逐步退出微观经济管理和强化自身的规制者角色，中国政府似乎已经 “走上新古典主义之路”（gone neoclassical），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没有顺应这一趋势。在中国社会中具有政治意义的一切领域——包括企业——都设有党组织。党在社会中遍设组织引出下述问题：市场驱动的（market－driven）社会经济转型如何影响执政党。中国的市场化以及中国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趋势在2001年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达到顶峰，它们几乎改变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它们对共产党的影响却不那么明显，且并未得到充分理解。

在计划经济阶段，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调节作为国家计划的竞争机制通常受到抑制。一旦党接受“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①中国共产党1992年的文件《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用语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它也必须面对经济市场化与相应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政治后果。本研究关注中国共产党的社会转型，分析党的社会、阶级基础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还要分析不断变化的党员社会成分。本文要解决一对相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已经变成什么样，以及它将朝什么方向演进。

一、现今的中国共产党

不论以哪种标准来看，中国共产党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政党。在2011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略微超过8260万②新华网2012年6月30日报道。，与1978年改革开始时的3700万相比增加1倍有余。它的成员数量相当于某些大国的人口数量。如果它是一个国家，中国共产党的“人口”将超过世界上的196个国家而排名第17。党员占人口的比例也从1949年建国时不足0.9%上升到2011年的将近6%。

从党员整体来看，现今的共产党基本上是改革时代的产物，如图1显示。党员数量的增长率最近几年维持在年均2.7%左右。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惊人发展势头在可预见的未来将持续下去。在2011年底，中国共产党拥有402.7万个基层组织（grass－roots organizations），比上年增加3.5%。党章规定，这些基层组织定期吸纳新党员；即使每个基层组织每年只吸纳1名党员，在扣除逝世的、开除的、脱离的党员之后，党员每年的净增长也将超过200万。

党组织就像一个张大的渔网，覆盖整个中国社会。表1显示中国共产党在基层对中国各类组织渗透的程度。从表面上看，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党国一体的国家；但深层次上，市场驱动的社会经济转型已从根本上侵蚀了党的组织结构，并且改变了基层党组织的性质。这一转型正在重组党的社会基础和党员的社会成分，并且正在重新确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意义所在。中国共产党［高层］业已敏锐察觉到上述影响。2012年7月23日胡锦涛在一个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指出：“新形势下，党所处历史方位和执政条件、党员队伍组成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理解中国共产党正在经历的转变，我们首先需要考察传统形式的共产党执政的基本特征。

图1 党员的入党时间（2008）

表1 党组织在基层的覆盖率

二、共产党执政的基本特征

至今中国共产党仍然保留着列宁主义政党的基本结构。它的组织结构犹如多层金字塔，在政府内外设置委员会、分部、党组以及其他类型的党组织。图2展示了党的这种组织结构。基层以上，党的整体结构（乡镇级别之上，右边）与政府结构（乡镇级别之上，左边）一一对应，党组织嵌入政府官僚机构之中。一般说来，共产党（地方各级党委）做出重大的决策，政府执行这些决策。嵌入政府官僚机构的党组织确保党的政策得到执行。在基层，党组织几乎渗入社会上具有一定规模或重要性的所有组织。

传统共产主义的特点是“微观统治”（micro－rule）——中国共产党可谓是一个“微观统治党”。党组织不仅控制国家机器，还通过基层组织领导社会上几乎所有的其他组织，例如工厂、学校、医院、研究所、乡村、城市社区、军事单元等等。这些组织通常被称为单位。单位中的党组织曾经是（在很多情况下现在依然是）“领导中心”，它们代表党进行领导。党组织的权力和威望源于它们在国家、地方和基层等层面对公共领域的、企业领域的或其他类型的行政管理的领导。

改革开放前，大多数的单位由党国（party－state）创建或组合而成，这使得党国对单位享有不受挑战的权威。嵌入式的党组织代表党国的利益、目标和政策，它们使得党组织的权威从顶层政府延伸到工厂车间。

个人曾经完全依赖其工作单位。由于毛派抑制市场，中国的工作单位承担一系列广泛的社会功能，并对成员生活的关键方面负责。它努力为成员提供下述全部或部分服务设施：工作岗位、职工子弟就学的学校、医疗保健设施、住房、杂货店、理发店、体育和娱乐设施、公共浴室、交通设施、安全设施、食堂，甚至单位成员后代的就业岗位，上述服务要么由单位补贴，要么是［单位提供的］职工专享福利。改革开放前个人在单位间的流动相当困难，因此中国的工作单位逐渐变成自成一体的小型社会。

换句话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围绕党国等级制度来组建。社会中的个人被党组织原子化，从而依赖于党创建并领导的单位。这种个人对单位以及通过单位对整个体制的“组织依赖”（Walder，1986）是党支配全民的一种有效手段。除了党的政策所创造的那些阶级外，没有自发形成的社会阶级。就中国而论，在改革开放前夕，人们仅有社会属性的区别——工人、农民和干部①当时“干部”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官员，还包括工厂管理者、军官以及所有专业人士（如教师、医生、工程师和吃财政饭的其他专业人士）。。

这样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推行计划经济。单位嵌入党国体制的结构之中，作为党国计划机关所发布计划指令的执行者，单位调配资源，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进行生产和发挥其他功能。党组织对计划体制下的资源进行控制，对意识形态实施操控，确保社会的原子化和个人对于党国体制的依赖。

中国共产党“微观统治”的另一面是党组织为了寻求权力与威望而对单位具有依赖性。一个党组织只有在掌控一个职能组织（单位）时才“掌权”。这些组织反过来是党组织的“载体”。正是单位在改革之前的持续性或耐久性加强了基层党组织的稳定性。改革时期市场力量对单位的侵蚀打破了这些组织的平衡，并且催生将个人重组为新阶级的新型社会过程。

图2 党组织的结构

三、市场的政治影响

党组织规模如此庞大，且如此广泛地嵌入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仅基层党组织就超过400万个），对这样的政党而言，它自然会受到市场驱动的社会经济转型的巨大影响。市场化引发诸多变革，它们冲击党的基层组织，改变党员和党组织的关系，使得党员的社会成分与党的社会基础均发生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领域的改革首先是去除组织依赖。共产党的权力建基于通过单位体制对资源和机会的垄断。市场是资源配置的竞争机制，其兴起打破了这种垄断。市场化使资源脱离党的控制，市场化还开发出新的资源供给基地，并且在党组织的掌控之外开创新的机会。个人现在能够在党国的控制之外创业与生活；他或她不再需要依靠党国体制去找工作，寻觅住所，或寻求诸如食物、衣服、医疗保健、教育设施之类的必需品——他或她能够轻易迅捷地实现这些需求的满足且不会遭受来自市场的困扰。市场化把单位扮演的许多角色转交给市场，并且导致资源从单位体制内部到开放的市场的相应转移。

一个为市场而生产的国有企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位”，它转化成一个根据市场状况定期雇佣或解雇工人的公司。它脱离党国体制下的供给网络，在竞争的市场上谋求生存。尽管被国家权力扭曲和干预，市场还是取代了计划机构，成为社会中主要的资源配置机制，从而改变游戏规则。结果，单位要么分解，要么转变成以市场为基础的组织，这反过来导致了计划机构的消逝。

上述现象导致了共产党“微观统治”的制度基础的变化，使数百万基层党组织失去了平衡，上亿人因此脱离单位和农村组织的掌控而进入劳动力市场。新型市场组织和新型社会空间在党的组织网络之外创建。伴随着［市场的］影响深远的政治后果，一套全新的游戏规则已经开始出现。

第一，对“载体”组织的行政和资源的失控意味着 ［党］对普通公民乃至党员影响力的减弱。党的基层组织吸引新成员变得越来越困难，它们也很难维持列宁主义政党所特有的严格的组织等级与组织纪律。这对于当今中国共产党来说确是实情，因为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人们达成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共识的难度空前加剧。党组织再也不能指望党员的忠诚，而这种忠诚对于党组织的健全却必不可少。

第二，在社会构建过程中，基于市场的社会分层逐渐成为与党国体制相竞争的主要机制。社会分化成不同的阶级（class）与身份群体（status groups），党员个体也是如此。一位商业大亨党员几乎与一名农民工党员没有什么相同之处；雇员党员与雇主党员之间几乎没有亲和力；私有企业的工人党员的境遇与国有垄断企业的员工党员差异甚大；一名蓝领党员与一位白领党员之间的等级差别甚于同志情谊；权力精英圈子内的党员与农民党员的生活完全不同。

在市场的诸多影响中，我们还可以拈出第三方面的影响。具体言之，专业主义日益提升的重要性、技术与技术专家的技能以及创业精神——它们是现代化的根本要素——将不可避免地削弱党员身份在大多数党员事业生涯中的重要性。就业市场的发展逐渐削弱了中国共产党对人力资源的控制。对于不准备在党国体制内开创事业的个体而言，市场需要的技能与专业知识比党员身份更为可靠。党员身份提升个体的竞争优势，给予个人一定的政治资本，就这个意义而论，党员身份自有其价值。

简而言之，［党］丧失对社会中资源和奖赏的垄断导致党组织与党员关系发生微妙和根本性的变化。具有全球维度的市场已经成为社会构建过程的主导力量，党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从哪些新兴社会群体吸纳新成员，哪些阶层应当成为它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在党建方面已经做出一些痛苦且尴尬的抉择，例如，允许资本家入党，大大减少它所吸纳的产业工人和农民的数量，优先把社会经济精英作为吸纳目标。图3a和图3b分别揭示了2011年与1978年改革伊始党员的社会构成。

图3a 2011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社会构成（单位：万）

图3b 1978年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社会构成

关于市场驱动的社会经济变迁在不同社会领域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以下四节提供更为详尽的考察。

（一）对农村地区党组织的影响

市场驱动的社会经济转型后果之一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30年来，年轻一代受过良好教育的村民成群结队地前往城市和沿海地带。农村人力资源的大量外流对农村党组织造成严重影响。

在主要的劳动力输出省份（例如江西、四川、湖南、安徽、河南）的多数地区，农村实际上要么被遗弃给老弱妇孺，要么因为劳动力短缺而荒芜。人力资源大量外流还导致新党员后备人选的减少，以及在村级党组织中任职的年轻党员干部的短缺。此外，中国农村的一种“老书记综合症”（old party secretary syndrome）被广泛报道。它指的是一人担任村支书数十载的现象（例如广东乌坎村的老书记，那里前两年发生的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抗议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这些老书记担心被排挤，因此试图阻止有才华的年轻人入党。他们通常不具备适应市场的技能或经营才能，以至于不得不维护职位所带来的任何蝇头小利。

农村党组织还面临着来自复兴的宗族、宗教甚至犯罪组织的激烈竞争。部分村党支部已经屈从于这些组织及其利益和目标。村干部选举在乡村政治中引入一种新活力，这种活力将损害村级党组织的权威与正当性。诸要素的组合效应体现为村级党组织逐渐被“淘空”（“hollowing out”）。

（二）对企业中党组织的影响

企业要实现自身利润率的最大化，这是老生常谈。即使它们不这么做，它们也必须削减成本以保持竞争力。党组织在企业里扮演的角色非常不明确（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政治核心”），它们可能会造成企业成本的增加。因此，企业内部党建呈现精简的特征。

国有企业内部设置的党组织是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共产党“微观统治”的产物。然而，一旦实行市场经济，即使是国有企业也要遵循市场规则，采用市场实践与制度。这往往会削弱企业中的党组织。如果党组织不能彻底转变自身，并且找准角色来帮助企业生存下去，那么它们（特别是中间管理层级和基层车间层级的党组织）经常会被边缘化。在许多国有企业中减少政党组织及其人员的做法曾被广泛报道。

与事业单位不同，企业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它们永远处于流动状态并可能随时破产。它们的不稳定性导致嵌入其中的党组织的非持续性。私营企业如果需要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企业主经常会寻求兼任党委书记，并且与家人或朋友垄断党组织的职位。由于这些原因，正如表1所示，在私营企业中，党组织的渗透率最低。此外，党委书记以及党务人员追求自己事业时的取向是业务主管、工程师、技术人员，或有利于他们培养市场所需技能的其他专业岗位，他们这么做会忽视党组织的工作。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大大限制了党任命企业干部（经理）的做法，因为在党组织任命与提拔干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标准之外，市场竞争强调人力资源的市场标准。市场机会的存在还导致许多国有企业的干部脱离党的控制而进入人力资源市场——对共产党来说这意味着“人才流失”（brain drain）。

在国有企业中，通过“相互渗透与连锁任命”，企业高管成为党委会成员，党的主要干部加入管理团队或董事会。可想而知，党委书记和党务人员总是关注其职位的企业管理职能，从而忽视日常党务；党组织因此被有效地同化为企业管理部门，形成迄今所知的可能是最为复杂的公司治理结构——即所谓的“老三会与新三会”。国有企业的治理是三个旧式的共产主义性质的机构（党委会、工会、职工代表大会）与三个新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机构（董事会、监事会、股东会）相混合的治理。

（三）流动人口中的党组织

单位体制的瓦解造就了流动的社会。农民工构成流动社会的主要群体。根据中组部的调查，2011年中国有2.4亿农民工，其中大约有300万党员。中国流动人口不仅仅是农民工，其中拥有城镇户口的自由职业者和白领工人也在不断增加。据估算，拥有城镇户口的流动人口中党员的比率远高于流动的农民工中党员的比率。在两种情况下，流动党员均呈现出远离党组织的倾向。

流动人口聚集的社区是市场所催生的新型社会空间的组成部分。社区外来人员的匿名性和流动性是社区党建工作的最大挑战。地方党组织常常不知道居住在这些社区的党员有多少，也不知道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层级结构中重组社区党员。对部分流动党员来说，他们通常没有意愿去与党组织重新建立联系——他们享受在陌生人群体中生活的自由，乐于摆脱党纪束缚，并且不用履行诸如参加党员大会与小组学习会之类的义务。当地党组织通常不得不依靠警方登记来确认相关社区的党员，或者通过提供就业推荐与咨询之类的免费服务来吸引党员——党组织对这些在市场上谋生的流动党员几乎没有影响。

在职业与日常生活迥异的陌生人群体中组建的党支部仅仅是稳定的单位中众多党支部的一个投影。社区党员的关系松散，彼此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社区还缺乏“单位”以往所提供的坚实的组织基础，这些因素不断消解当地党委会在社区党建中费心获取的任何成果。

（四）党和“新社会阶层”（“New Social Strata”）

针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及其对共产党的影响，近年来党内话语中出现“新社会阶层”。中国的私有制经济规模庞大，相关部门从业人员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上述术语是对这种社会事实的委婉说法。

根据江泽民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官方定义，“新社会阶层”包括以下六类：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如法律或会计公司、慈善机构、行业协会等）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据中共中央统战部的统计，到2007年这些群体的人口数量达5千万，而当时中国私营领域的人口总数将近1.5亿，占工业和服务业领域在岗职工（到2007年底约4.5546亿人）的34%（国家统计局，2008：表4－1）。部分人广泛地分布在“新经济组织”（即私人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如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等）中，他们控制着10万亿元资本资产（中国2007年的GDP为25万亿元），并且享有的专利超过全国各项专利的一半；他们直接或间接地缴纳了大约1/3的国家税收，并且每年提供半数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①记者叶晓楠对统战部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喜庆的采访，见《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2月13日。。

统战部还提出新社会阶层的八项特征：（1）新社会阶层中大多数人出身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家庭；（2）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3）主要集中在非公有制（即私营）领域；（4）包括大部分高收入者；（5）职业与身份不稳定；（6）政治参与逐渐活跃；（7）其中绝大多数不是共产党员；（8）规模不断扩大。根据2008年中组部的党内统计公报，中国的私营部门中有358.2万名党员，其中普通雇员163.5万人，194.7万人占据管理或技术岗位。从上面的数据来看，党员仅占私营部门人员的2.39%，而占全国人口的5.72%。在2008年，126 000名新党员来自私营部门，仅占当年入党者的4.49%②由于复杂的原因，“新社会阶层”的人不愿意或不乐意入党。例如参见张力娜：《新社会阶层入党意愿问题之浅见》，载《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3期。作者来自浙江省宁波北仑党校。。

一般说来，与经济发展相伴生的主要社会变迁是中产阶级（the middle class）崛起。与产业工人和农民不同（中产阶级与农民的差别不像与产业工人的差别那么大），中产阶级从事各行各业，享有更强的个人自主性。在民主国家，中产阶级通常只有在街区投票时才聚合成一股政治力量。在中国，中产阶级的多样性、自主性以及分散性给党组织的运转带来了困难。服务于党的研究者也惯于使用“中产阶级”一词，尽管如此，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词典里从前不存在、现在也不存在“中产阶级”这个词。

当代中国实际上有两类中产阶级。旧有的中产阶级集中在国有部门：党国的官僚机构、教育和研究机构、国有企业等，他们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物。新兴中产阶级——或者用中国共产党的首选术语“新中产阶层”——是现代化和市场化的产物。他们由自由职业者、律师、会计师、顾问、私营企业主等不同群体所组成。就新兴的与旧有的中产阶级而言，受教育程度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是二者的重要标志。受过大学教育或许是中产阶级身份的最恰当标志。

一般而言，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党员时向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倾斜，在党内，文化程度是晋升的一项重要标准。中国共产党本身迅速“知识分子化”（intellectualized）——到2011年底，38.6%的党员至少受过3年的大专教育，并且县级以上的领导人几乎都受过大学教育（college educated）［译者注：在中国，col－lege educated通常涵盖技校、中专、大专和大学本科等层次的教育，这里笼统译为“大学教育”。］。省级以及省级以上的领导普遍拥有研究生学历，如习近平和李克强均获得博士学位。受过大学教育的党员的比重迅速上升。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时受过大学教育的党员的比例为24.2%，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时上升到31.1%。党的十八大前夕此比例进一步增加到38.6%。在1978年，只有2.89%的党员受过大学教育。

就像西方国家一样，中国的中产阶级是居于社会中层的数量众多、有时差别很大的人群。共产党是名义上在全国范围内使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唯一政治组织。受过大学教育是中产阶级的重要标志。

根据统战部的调查，中国60%的专业技术人才受雇于国有非营利组织（事业单位）③中共中央统战部：《新时期知识分子的发展变化趋势》，见统战部网站“党外知识分子”专栏。根据统战部说法，发达国家70%的专业技术人才分布在企业。。不过很多人都离开国有部门去寻找其他的创业机会。例如，1991到1998年间，中国的科研工作者的总数从341934下降到了290537；其中一些人出国深造或就业，但大多数人要么开始自主经商，要么去他们曾经供职的研究机构或大学的附属企业任职，要么受雇于外企或者国内的私营企业（李作鹏，2002：第4章）。

“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趋势呈现多种状态。统战部的一项研究发现，一方面，“新社会阶层对国家的政治生活越来越关心也越来越感兴趣”；另一方面，研究还发现，“其中一部分人信奉拜金主义、追求生活安逸和个人成功、认同利己主义，展露各种各样的价值取向与价值观的混乱……此外，一些知识分子对政治失去兴趣，认为意识形态问题与他们无关；有的甚至不能明辨是非”［译者注：原文未注明出处，意译］。2011年中国共产党仅从“新社会阶层”中吸纳16000名新党员。

因为新中产阶级具备专业自主性和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他们知识丰富、见多识广、独具个性、思想独立，所以不易被宣传所左右。共产党无法期望用过去“忆苦思甜”①江泽民在20世纪90年代末曾尝试再次动用这种策略，他告诫富人要“富而思源”，但收效微。随后，这种“忆苦思甜”策略被抛弃。的策略来获得他们的巩固，从而培育他们“对党的热爱与忠诚”。共产党即使获得他们的支持，这种支持也是出于他们自身利益的考量而不是对党的感激。换句话说，共产党必须把自身的利益与中产阶级的利益整合为一（这么做并不容易），党的政策必须为他们提供切实可见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的策略以及干部晋升的标准导致党内受过良好教育者密集，这推动中国共产党走向精英主义的道路。

图4 2008年新入党员的社会构成

中国中产阶级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入党机会并不平等，反之亦然，共产党并不向中产阶级的各个组成部分平等开放。在过去20年间巨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党的基础组织设施（the organizational infrastructure of the Party）在一些地区得以更好地保留，同时在党所控制的传统领域之外，新的社会空间已经出现。对党来说，幸运的是旧有中产阶级（仍然占中产阶级的大多数）高度集中的地方也是党的组织要塞——高职院校和大学、国有企业、政府官僚机构和各种事业单位。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完善的基础组织设施控制旧有中产阶级并从中吸纳党员。据图4可知，最近似于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员排在大学生之后，成为2008年入党者的第二大来源。然而，图5清楚地显示了2010年入党者中仅有很少一部分来自中国共产党所谓的“新社会阶层”。相反，共产党不得不从国营部门的中产阶级中吸纳大多数党员。

新中产阶级出现于市场力量所创造的新型空间，党在新中产阶级中遇到相当大的组织困难。［从常理或逻辑来看，结社过程中的］逻辑困难暂且勿论，中产阶级专业人员倾向于围绕诸如环境和公共健康之类的新议题，在共产党传统的指挥—控制结构之外，自发地形成一系列复杂的公民社团、非政府组织、业余爱好组织。这些组织具有共产党认为——特别是1999年法轮功事件之后——不容忽略的政治意义。尽管如此，不加区分地随时遏制它们对共产党而言既不可能，也不明智。党的基层组织如何处理与它们的关系成为党建的一个真正挑战。共产党是目标无所不包的政治组织，共产党或它的基层组织在争取成员自主的关注与忠诚方面难以同这些目标或任务明确的团体竞争。竞选是政党的赛场，但在中国城市地区，真正的竞争性选举还不存在。对于政务官没有实行定期的、制度化的自由选举，基层政党因此成了无任务的组织而容易萎缩②从这个角度看，党的基层组织可能在民主化过程中获得生机，从而被激活。。

新社会阶层人士即使被吸纳入党，中国共产党仍然面临艰巨的挑战：怎样教导和管理他们，换句话说，怎样使他们入党之后为共产党——及其理想、政策与权威——着想，而非为自己着想。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因为事关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的团结与身份。中国共产党从各阶层和各行各业吸纳党员的同时，增强党员的“党性”成为一项越来越难以完成的任务。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里，如果共产党对来自所有阶级的党员无力推行一些统一的基本行为标准与规范，强大的利益集团将会在党内形成，这才是真正的危险之所在。

（五）党员年轻化的挑战

最近10年，党组织在发展大学生党员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大学生构成了新发展党员中比例最大的一块（图4和图5）。例如，2011年大学录取的新生只占全国人口的1.7%，其中的新党员却占了所有新党员的40.2%。与此相比，农民占全国人口的49%，农民新党员却只占所有新党员的19.6%，而在2.5亿农民工中只有3.9万新党员。换句话说，一个大学生加入共产党的机会是一个农民的67倍。大学生也属于中国社会中最希望入党的人。

图5 2010年新入党员的行业分布情况

党组织吸纳［大学生］党员的结果令人印象深刻，但大学生入党的动机多种多样。对于那些未来充满了诸多可能性和偶然性的大学生，执政党的党员身份是规划毕业后职业生涯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党员身份或许会使他们在某些职业领域具有一些优势。如果想在党国体制内实现事业的成功——这仍然是大学生最为渴望的职业选择，党员身份是一个先决条件。

在中国的党务研究者的许多研究中可以发现“就业优势”（job advantage）是［大学生］加入共产党的动机之一。1997年紧随亚洲金融危机的大学急剧扩招在4年后造成就业市场的巨大压力。2010年620万应届大学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加上仍在就业市场徘徊的历届毕业生，目前活跃在就业市场上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多达1000万。大学毕业生如果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往往能更快地找到更好的工作。许多雇主——不仅包括国有企业和国有非营利组织，还包括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似乎偏爱党员毕业生。这种现象有一个简单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吸纳党员的精英路线。等到青年成长到大学毕业之时，其中大多数最为优秀与聪明的人已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被吸纳入党，这个过程始于小学——好学生获得奖励，这些奖励进而又吸引负责发展党员的人。结果，党员身份成为一项衡量个人素质的可靠指标——不一定是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方面的素质，可能是就知识、技能与领导能力而言的素质。

近10年来，党员中大学生与受过良好教育者所占的比例远远超过全体大学生与受过良好教育者占总人口的比例，这种不成比例地吸纳党员的做法有助于年轻党员的扩充。2002年，大约22.2%的党员在35岁以下；2007年，这个比例上升到23.7%，在2011年底进一步上升到25%①然而这还赶不上党员的老龄化速度。在多数地方，退休的党员增长得更快。。在一些地区，这一比率要高得多。比如说，在浙江省，300万党员中的78.5%（2010年底的统计）在35岁以下，他们的受教育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南方城市深圳，截止2010年底，77.7%的党员受过大学（或以上）教育，48.8%的党员在35岁以下。年轻党员一般更为自由且较少受党的传统和纪律约束。他们更加倾向于机会主义，可能不那么愿意献身于党的事业。另一方面，他们更有可能表达自己的观点，权利意识更强。他们更容易被时髦的新观念所吸引，同时不那么敬畏党的权威或者尊重党的传统。他们在自发且未经批准的政治参与中不那么拘束。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为了努力扩大它的社会基础，已经降低了入党的意识形态门槛。结果，机会主义者在党内呈上升趋势。

四、不确定的转型

市场驱动的社会转型对党组织和党员产生严重、普遍且具有长远意义的影响。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不仅打破了“铁饭碗”，而且还部分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微观统治”；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基层领域，“载体”再也没有稳固的基础来供这些基层党组织维系其传统的存在与运转模式。市场化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现状，对此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调整其策略，重新规划党员身份的社会构成，并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定位自身的身份。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和流动不居的社会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它的基层组织，必须应对重大的身份转变，并且在一个充满冲突的社会里维护其执政地位。

为了推行计划经济，扩张的组织基础设施必不可少，市场经济对于资源配置另有机制。共产党的各类组织接受一元化领导，受制于［自上而下的］一连串指令，至少从理论上看，它们能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履行整合国民经济与协调经济活动的职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共产党致力于重建和维持基层组织的庞大网络——这种网络渗入社会的每个角落，这么做成本甚大，并且在许多情况下预期很难实现。随着“组织依赖”的消除和党员动机的变化，再也不能期待这些组织像从前那样尽忠于和服务于共产党。

历史表明，［党员］规模庞大并不能确保共产党统治的存续。据表2，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前共产主义政权有更高的党员人口比率，但是它们后来都崩溃了。党员数量的扩张并不能平衡党员性质的变化和党组织的恶化。党员的意见、价值观、认同感和动机现在主要由市场而非共产党教化所形塑。中国共产党需要认真地重新审视其执政模式——不仅要更有效率地执政，而且要更有效能地执政。

总而言之，在市场驱动的社会转型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同样在经历转型。它从一个不加掩饰的“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一个试图代表全社会的党，从一个抑制市场的党变成一个信奉市场的党，从一个推行计划经济的党变成一个利益深深根植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党，从一个意识形态至上的党变成一个标举实践或实用主义的党，从一个由最高领袖支配的党变成一个凸显制度化权力和政治过程的党，从一个宣扬革命的国际主义的党变成一个依靠民族主义来树立正当性的党，从一个基层组织寄生在单位的党变成一个社会基础多元化的党，从一个大讲阶级斗争的党变成一个试图“构建和谐社会”的党，这10个转变既非微不足道，亦非流于形式。正因为这些转变，“市场已经改变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得以成立。

表2 20世纪80年代中期执政的共产主义政党的规模比较

在东欧和前苏联政权崩溃20多年后，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已大幅度增加，党国体制仍然存续。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仍然在很多方面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和多元化的社会。由于中国共产党吸纳党员的策略以及权力的诱惑，中国的社会精英——甚至那些市场造就的精英——倾向于进入这一权力体系。政治权力与市场上产生的巨大财富日渐一日地结合。党的基础正在发生变化，但建基其上的权力结构却随着财富的大量注入而不断固化。

列宁主义权力结构的延续和固化迫使党以新颖方式与市场重新整合，从而创建历史上未曾见过的政治经济模式。就我们所见而论，若干矛盾与压力与这种模式相伴而生，因此它既不稳定，也不可预测。这些矛盾与压力不仅包括我们所熟悉的腐败——腐败总是以新颖而巧妙的方式不断出现，还包括阶级冲突，国家与社会的对抗，逐渐拉大的收入差距，结构性的经济问题，［上述新型政治经济模式］面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以及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容易引发诸多不可预测事件的不公平感。党的干预和党组织的渗透不利于市场和社会的成熟。

更为重要的是党国体制权力结构的持久性（以及在许多领域的不断强化）孕育了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集团进而又使今后的改革愈加困难，近年来上述现象变得越来越明显。如上文所述，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主要特点在于它们与党国体制的紧密结合。实质性政治改革的缺乏造成一种状态，此时以权力为基础的利益同以市场为基础的利益通过现有的政治结构交织在一起。在混合的政治经济模式中，政界、经济界和知识界精英联合起来，共生共存。这些精英在依赖现体制的同时又腐蚀它，在强化它的权力结构的同时又扭曲了它的机构的功能。既得利益集团业已延缓、误导和阻碍一些最为迫切的改革，这些改革涉及户籍制度、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国有企业垄断、国家结构的革新与国家角色的重新定位，以及最为重要的司法独立和党委书记权力过度集中等问题。

90年代末以来，大多数改革措施通常以牺牲大众利益为代价，并且过分偏向既得利益集团，例如住房、教育、医疗保健和国有企业改革——姑且罗列这几个方面，因此甚至改革的观念也逐渐失去民众支持。民众的不满导致新左派的崛起，新左派的崛起会对党的团结与政治稳定造成危害。

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要么在政治体制内大肆扩张，要么依附于政治体制，因此现体制内部的人几乎没有改革政治体制的动力。在一个越来越难以驾驭的社会里，由于没有推行大胆的改革，现政权将采用一种关键的生存策略：维稳。2010年维稳开支飙升、以至于超过国防预算支出。第五代领导人的上台为未来开启了机会，也面临诸多的挑战，政治保守主义和激进的社会经济转型的艰难共存使中国共产党的社会转型变得相当不确定①本文系作者2012年10月25日东亚研究所第十五届年会提交本文。感谢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陶建武同学在本文前期翻译中作出的贡献。另外，受版面限制，本文在发表时在原文基础上进行了部分删减。。

［1］Walder，Andrew（1986）.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国家统计局（2008）.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3］李作鹏（2002）.新时期的知识分子阶层.阎志民主编.中国现阶段阶级阶层研究.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