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丽文

唐代是中国古代金银器制作的鼎盛时期，金银器是富丽堂皇的唐代宫廷艺术的标志之一。本刊于2013年2期杂志上刊登了《奢华的大唐风韵——镇江丁卯桥出土的唐代银器窑藏（上）》，介绍唐代银质茶器、熏炉和首饰，此次刊登下篇，呈现唐代银质酒具，餐具及药具的魅力。

银酒瓮 通高55厘米，口径26厘米，底径29.3厘米（图14）。

覆盆式盖，上置蘑菇状钮，盖边与瓮口有链环相连，锁失；瓮直口，广肩，鼓腹，平底。底中部刻楷书“酒瓮壹口并盖（suǒ，同“锁”）子等共重贰佰陆拾肆两柒钱”。“子”是指衔接盖之链。唐代每两合今37.3克，银酒瓮实重9873.31克。

此器自名为酒瓮，《安禄山事迹》载唐玄宗赐安禄山物品中也有“八斗金镀银酒瓮”，当为贮酒器。白居易《咏家酿十韵》曰：“瓮揭开时香酷烈，瓶封贮后味甘辛。”

银鎏金龟趺“论语玉烛”酒令筒、酒令筹、酒旗、酒纛（dào）

银鎏金龟趺“论语玉烛”酒令筒 高34.2厘米，龟长24.6厘米，筒深22厘米（图15）。由上下两部分组成。底座为鎏金银龟，托负圆形酒令筒，筒盖一圈以鱼子纹衬底，上刻鸿雁两对，间以卷草、流云纹，并有银链与盖相连。筒身以鱼子纹衬底，上刻一对龙凤，间以卷草纹，正面长方形框内双钩“论语玉烛”四字。

依唐人皇甫松《醉乡日月》之说，通常是把行令用具的筹、旗、纛置于一器，器以银制，名作“笼台”“凡笼台，以白金为之，其中实以二十筹、二十旗、二十纛”。“论语玉烛”当为笼台之属。

银鎏金酒令筹 50枚，筹长20.4厘米，宽1.4厘米，厚0.05厘米。出土时装置酒令筒内，大小基本相同。酒令筹正面刻有酒令文字，上半段选自《论语》语句，下半段为酒令内容，可归纳为6种饮酒方法：“自饮”“伴饮”“劝饮”“指定人饮”“放”“处”；6种饮酒数量：“五分”（半杯）“七分”“十分”“四十分”（四杯）“随意饮”“放”（图16）。

酒旗 共8支，长28厘米，宽2.3厘米。一支上端矛形，下为圆球，长柄圆杆细长，柄上刻“力士”二字。此外7支制成竹节形，其中一支上端接焊竹叶（图17）。

酒纛 长26.2厘米，顶端呈曲刃矛形，有缨饰，缨下设曲边旗，旗面上刻线环圈，柄为细长圆杆，柄上刻“力士”二字（图18）。

旗、纛为行令的“执法工具”。酒令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酒文化，此“论语玉烛”酒令筹中写有觥录事、律录事、录事和玉烛录事，这些当为酒宴上的执事人。酒宴席次坐定，众人公推觥录事，由觥录事决定抽筹次序，指定律录事、录事和玉烛录事共同担任酒宴的执事人。觥录事掌管酒令旗和纛，负责决定对违规者的惩戒。

这组宴集行令专用器具在出土唐代文物中尚属首次发现。唐代酒令制度记载不详，宋人洪迈《容斋随笔》中就有“今人不复晓其法矣”的感慨。

银高足杯 素面，高14.8厘米，口径14.5厘米，圈足8.6厘米。五曲形，深腹，圈足，足内刻有“力士”二字。腹外饰突棱一周。据有关专家考证，此杯是酒器中与酒筹配合使用的“觥盏”，其形制独特，迄今为止仍属孤例（图19）。

银盆 3件，一件鎏金，高7.3厘米，口径34.5厘米，底径24厘米（图20）。两件素面，其一高7.5厘米，另一件高6.8厘米。鎏金摩羯戏珠纹银盆，腹部五曲。底面为小波纹地，錾刻一对翘尾展翅、睁目张口的摩羯，嘴前各有一颗火焰宝珠，衬以莲花、荷叶和游鱼。底腹及腹沿之间，饰破式草叶纹与卷草纹带，腹内五曲区间内刻珍禽，衬以涡轮状卷草纹和鱼子纹。外底镌刻有“力士”二字。刻花处皆鎏金。素面银盆，敞口，平底，口沿内刻“力士”二字，出土时覆于银酒瓮之上。

3件银盆当为酒樽，是筵席盛酒之器的古称。唐代筵席上的盛酒之器多为盆，口径一般在30厘米以上。

鎏金鹦鹉衔枝纹五曲银碗 碗为海棠形，内底刻一对鹦鹉，间以缠枝莲花和鱼子纹，圈足边缘饰连珠纹一周，圈足内刻“力士”二字，刻花处鎏金（图21）。

此器大于酒碗，当为酒海，白居易有诗句“就花枝，移酒海，今朝不醉明朝悔”。

银盘 2件。一件鎏金压花双凤菱形盘，高4.8厘米，长21厘米，宽15.3厘米（图22）。盘底中心线刻火焰宝珠一颗，一对鸾鸟饰于两边。盘沿面压出8只飞鸟并以缠枝花、鱼子纹衬底。花鸟纹饰及凸起边缘处皆鎏金；另一件素面，形制相同，内刻“力士”二字（图23）。

素面银碟 6件。高5厘米，口径15.2厘米，底径8.2厘米（图24）。五出莲瓣形，圈足内刻“力士”二字。

盘与碟的区别在于，盘大碟小。盘多用于盛放各式果品或面点，陈设于酒宴席上；碟多用于盛放干果，置放于宾客面前。

鎏金蝴蝶纹银盒 高4.8厘米，口径5.8～8.9厘米，底径4.2～5.7厘米（图25）。整个银盒为变形蝴蝶，盖面微隆。子口，圈足。盒顶锤刻蝴蝶纹样，盖、底腹部同饰连续纹样。

鎏金鱼纹银盒 高4厘米，口径5.2～7厘米，底径4～4.9厘米（图26）。呈海棠形，盖面微隆。器直腹，子口，圈足。盒顶部刻出4条小鱼，制作精美，别出心裁。

盒子的主要用途是盛放化妆品，大的也可用于盛放茶饼和茶末。

鎏金人物银瓶 残高7厘米，口径3.8厘米，腹径6.6厘米（图27）。此人物瓶应有三足，出土时已佚。颈部分别刻有连珠纹、摺带纹及蔓草纹带。腹部以鱼子纹为地，以串枝花为隔，用华丽的卷叶纹构成3个莲瓣形开光，开光内以针状扇式纹和草叶纹为点缀，刻划三组人物图：一幅是三童表演胡旋舞，一幅是二童对坐斗草，一幅是三童表演杂剧。底外刻十二重瓣花一朵。

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鎏金春秋人物三足银罐、陕西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素面三足银罐与此件相似。在陕西何家村唐代窖藏中出土有银石榴罐，同出有大量的丹砂，由此推测鎏金人物银瓶可能为盛放丹药之器。

“安史之乱”后，南方成为金银器制作中心，器类增多，工艺高超，纹样华美，民族色彩浓厚，尤以镇江（时称润州）所制金银器最为著名。据考古发现，全部南方唐代金银器的总数达1100余件，而镇江出土的唐代窖藏银器占其中的九成左右，堪称我国南方之最。润州炉火纯青的金银器制作工艺使其成为南方中心产地，制品多供奉皇室，并錾刻“力士”名牌商标。

责编 李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