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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

2013-06-05龚卓

学理论·上 2013年4期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中国化

龚卓

摘 要:中国共产党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功实践的源泉。马克思主义从在中国传播伊始,便于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并与时俱进。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和经验,使其进一步发展,创造更大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0-0030-03

理论界有一种共识: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领导中国人民最终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并走上国家富强道路的。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过程中,并没有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更不是随意截取经典作家著作中某些个别语句作为金科玉律,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道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毛泽东同志有一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什么十月革命能让中国人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感到耳目一新、充满期待?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备受欺凌,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探寻救亡图存的道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是技术落后于西方,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才战胜中国。从1860年代到1890年代,中国开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运动或“洋务运动”,大力兴办近代工厂,制造舰船和先进武器。但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打败了号称“亚洲第一”的大清帝国的北洋舰队,人们逐步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落后,更主要的是制度上的落后。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灭亡,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实现了民主共和,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然而辛亥革命的果实最终为袁世凯所窃取,此后,中国陷于长期军阀割据的状态。

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推翻沙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李大钊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开始接受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他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称之为“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并大胆预言:“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凯歌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1918年2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等讲授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课程,还参加《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主编《每周评论》。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1920年3月,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大范围的传播,很多青年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走上革命道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明确宣布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百年屈辱的历史,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从一开始就为我国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思考。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就指出: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及其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否则,若思之不慎,辩之不明,则误解相承,十而八九,毫厘之谬,相去日遥。显然,李大钊认为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问题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否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会“失灵”。不过,整体上来看,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35年遵义会议),对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不是十分明确。所以,在党的历史上先后发生了右或左的错误,导致党的事业遭受损失。无论右还是左,都是教条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形式。

毛泽东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提出来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当然,毛泽东本人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力推动者和实践者。在正式提出此概念之前,毛泽东在实践中就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创造性地解决一系列问题,取得革命的巨大成就。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多个场合强调,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1978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经典文献中他曾掷地有声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1982年,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地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对待自己的学说,其态度也是十分明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4]。很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圣经,当作教条,自以为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传,实在是一种悲哀。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大革命失败,这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同志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明确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者和同盟军等重大问题。由于当时中共领导人不积极去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反动派采取无原则妥协,最后发生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的大肆屠杀,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八一南昌起义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开始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最初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城市中心论”,走俄国式的道路,皆以失败告终。毛泽东等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主要代表性著作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针对抗战中出现的“速胜论”、“亡国论”等错误思想,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及时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战略:首先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其次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做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全面论述了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对于未来新中国的基本观点和政策主张。就是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主要内容和重大意义。从解放战争,到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再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继续发展的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如何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逐步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成功范例。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在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的道路上进行了探索,1978年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密切联系中国实际,抓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实行了一系列新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回答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邓小平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 [2]231。他还说“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 [3]63。1992年在“南巡”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并明确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37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衡量我们工作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等。邓小平的这些理论思想起初被概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四大对这一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明确为全党的指导思想。1997年党的十五大更名为“邓小平理论”,以突出邓小平在创立这一理论方面的重大贡献。

四、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简单来说,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即一要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性。针对新时期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重大考验,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决了党的建设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使中国共产党继续保持旺盛的生机和活力,继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为了解决“实现怎么样的发展”的重大问题,胡锦涛同志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并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总之,我们党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才能解决我国在革命中、建设中的种种困难和难题,保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EB/OL].[2013- 02-14].http://news.sina.com.cn/c/2006-06-05/09249121422s.shtml.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马恩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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