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映宇

如果“忍得住”的话，他可能不会写这本书。

杨奎松在这本《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中所专述的三位中间派知识分子，也曾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欢欣鼓舞。他们的人生并无交集，却从各自人生的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一位是燕京大学哲学教授张东荪，曾任民盟秘书长，为北平和平解放在傅作义和中共之间牵线搭桥，建国后也曾风光一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但好景不长，1951年他因卷入“叛国案”而被撤销民盟内外一切职务，后被关入秦城监狱，1973年病逝于监狱之中。

一位是著名报人王芸生，擅长政治评论，多年担任《大公报》主笔。建国后，《大公报》重庆版、上海版先后停刊，天津版改名《进步日报》，旋又恢复原名，迁至北京出版，主要报道财政经济和国际问题，1966年9月10日停刊。在停刊之前，《大公报》曾经赖以起家的突出新闻特性、编排醒目美观、社评独到犀利的特色早已成为历史，这恐怕才是让王芸生最为纠结痛苦的事。

一位是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理科出身，对政治外行却一样曾积极想要为中国政治建言。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成为清华大学重点斗争对象，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又被打为右派，之后虽然受到有关部门的极大照顾，其内心的挣扎，当可感同身受。

真诚的也好，被迫的也罢，他们检讨了，改正了。这些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对国家命运“忍不住的关怀”，最后成为他们“罪行”的最好证明。在不停的检讨之中，热情消弭，诤言绝迹，唯唯诺诺者，成为主流，是可喜，还是可悲？

以史立言，书生情怀。

继《革命》之后，杨奎松洋洋洒洒37万言写就的这本书，读来真是分外让人唏嘘感慨。因无一句无来历，更可使其论述的三人命运转折故事，多一份可信，多一份辛酸。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1949年前、1949年后会发生这么大的差别？这里哪些是政治原因，哪些是个人原因，哪些是其他一些因素造成的，这是一个很令人感到困惑的问题。

“我其实不是做知识分子研究的。”杨奎松说，“我之所以会涉足知识分子的问题，很大程度是因为研究建国史。因为要研究共产党的建国史，涉及到建国史里面很多方面的问题，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涉及到知识分子。对于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势的一群；最后，他们却成了政治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的一群。”

书生意气？显然，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得太多了。这种书生意气，在革命时期，那种单纯希望世界大同、民族崛起的乌托邦热情，在现实面前被狠狠地砸得粉碎，应该怪书生本尊，还是要怪政治太残酷？

俱往矣，以史为鉴，是希望时代的悲剧不再重演，是希望人的尊严得到保障。

悲剧的偶然与必然

《新民周刊》：阅读此书我最大的感受是，每个人的情况差别之大远远超过我之前的认识，比如说张东荪的命运，太多太多的偶然性，太富有戏剧性了。一方面，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命运错综复杂，只能像你这样条分缕析地细致分析才能看清他们的本来面目？所有大而化之的概述都可能使事实变得模糊不清？另一方面，这种偶然性是否也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

杨奎松：人的历史总是由许许多多偶然性构成的。这是因为人类社会太复杂了，人太复杂了，因此，就像你说的，任何大而化之的概括或概述，都可能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许多社会科学的思想家一直在探索总结可以简单解读人类思想行为及其结果的模式，几百年来方案和理论无数，效果却总不理想。历史研究无法高度概括地做出这类总结归纳，然而它的魅力却恰恰在于可以让人们透过许许多多的喜剧和悲剧，透过许许多多不同的人物和史实，看到大千世界无穷的变化，并被历史中的人性关怀和人类情感所感动。当然，我也并不赞同太过夸大偶然性的作用。具体的历史事件固然多半是由偶然性促成和引发的，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化轨迹到底还是相当明显的。从长时段看历史，再多的偶然性也还是要受一定的社会发展条件及环境的制约的。包括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也不是完全无序和纯由偶然性决定的。像中国人从20世纪初即开始梦想找出一条超越资本主义的道路，以后几度革命，各派亦争先恐后，然而100多年来，至今仍苦于资本原始积累所引发的种种问题中难以自拔，就很能说明问题。

《新民周刊》：张东荪“叛国案”曝光之后，他身边的学者教授几乎都群起而攻之，周一良、冯友兰的态度尤为激烈。这既是爱国的体现，是否也可以说明，张东荪身边挚友甚少，是个特別孤独的人？这是否也可以看出他性格方面的问题？

杨奎松：你能注意到这一点，说明你观察得很细致。张东荪的孤独是很多原因造成的，个人性格方面的因素肯定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他的教育、专业方面的背景，也有很重要的影响。他自己就讲过，他毕业于日本，英语又不好，在燕京大学这种大家几乎都讲英语的地方本来就比较孤独，更何况北大、清华等学校学哲学的，或学其他方向，几乎都是英美留学回来的，他在高校哲学界，包括在相关学界中较孤立，是不可避免的。

《新民周刊》：张东荪当时提出的“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你觉得有实现的可能吗？

杨奎松：当然没有。现代中国政治是靠枪杆子决定的。没有枪杆子做依托的中间性政治路线怎么可能有成立的空间？

《新民周刊》：与张东荪同去西柏坡的费孝通、雷洁琼等人在西柏坡都受到很大震动，怎么亲共的张东荪反而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你说他去西柏坡之前就受到了很大刺激，指的是什么？是解散民社党革新派？

杨奎松：不是。是张得知原来视为自己小阵地的华北民盟总支部及北平民盟支部中诸多成员，实为中共党员，极为吃惊，并因此再不愿管民盟支部的事情了。张东荪与王芸生、潘光旦不同，根本上是在于他曾长期活跃于政治舞台，且一直想要有所作为，也一直相信自己有很强能力，可以做出一番成绩来。因此，他不仅特立独行，而且很想能有自己的力量。得知北平支部根本不受自己指挥，自然会让他深受刺激。他随后极力想要帮助民社党革新派取得政协代表资格，也是想要另外找到自己可以影响的一股力量。当然，此举也没有见效。

革命的不同面相

《新民周刊》：什么时候形成要以国际视野来考察中国革命和早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想法的？

杨奎松：说起来是很早的事情了。“文革”后期我开始读马列，注意到那个时候中国所讲的社会主义和马列所讲的社会主义有很大区别的时候，就开始关注中共组织以及理论的国际背景问题了。以后上大学写论文时选的也是中共政策受苏联、共产国际政策影响变化的论题。毕业后我最早开始着手研究的，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怎么来的这样一个大问题。再加上后来进一步全面研究中共以及中国革命的国际背景问题，算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吧。

《新民周刊》：汉娜·阿伦特发现，构成现代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贫富差别产生的社会问题。她指出：只有在现代，而不是在现代之前，社会问题才开始扮演革命性的角色。你觉得有贫富差距是否就有可能革命？临界点是怎么样的？

杨奎松：阿伦特的这个判断很有创见性。我们过去因为相信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相信自人类有文字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此往往忽视了阿伦特所提到的这个革命生成的重要差别。记得我最早研读梁启超、孙中山他们两派人20世纪初关于革命话题的讨论文章时，注意到他们当年虽然观点不同，却都不承认中国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有点疑问。后来研读苏俄及共产国际当年的文献，注意到他们中一些人也一样认为中国还没有形成明显的阶级分化，因此还不可能马上进行共产革命，才开始意识到这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当我们意识到现代社会的贫富悬殊与阶级分化所具有的特殊意义的时候，再来读当年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文章，包括再来读阿伦特关于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形式差异问题的研究时，就很容易明白现代革命与贫富悬殊及阶级分化之间的必然联系了。阿伦特讲过一个观点，即以往因阶级压迫所造成的人权问题，一旦转化成为无套裤汉的穷人的权利，那就不仅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转折点，而且也会是接下来所有革命的历史转折点了。这意思是什么呢？她其实是告诉我们，革命从来就有，甚至阶级间的斗争也会不断发生，问题是，它们多半不是发生在社会层面和以均贫富為目标的。革命一旦被穷人用来争取自身地位的改变，革命像法国大革命那样趋向于暴力化，就不可避免了。注意到这一点，我们也就很容易了解，为什么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产生于最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19世纪的欧洲国家，结果却是在20世纪落后的俄国、中国大行其道。

《新民周刊》：您提到美国内战诉诸暴力并造成了极大的流血冲突，这就颠覆了阿伦特的观点——美国革命比法国革命更理性——你觉得即使在英美国家，一旦通过战争来解决社会问题，是否都无法避免革命的残酷性？

杨奎松：阿伦特讲的美国革命，指的只是与法国革命相对应的那个18世纪末的革命。形式上，两者都追求自由、平等，但法国人走上了一条暴力血腥的道路，而美国人保持了社会的秩序和稳定。这里面的原因何在？汉娜·阿伦特有过很深入的解释，即虽然两个革命发生的时间基本相同，口号目标也大体相似，但法国人想要改造的是本土社会，而美国人针对的是英国的殖民统治。在法国，贫富悬殊、阶级分化已经表现得很明显，因此，革命党一号召，穷人就一哄而起。美国白人却因为移民和殖民的关系，再穷的人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较在欧洲也提高很多，因此他们毫无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动力。他们高唱自由、平等，既不是着眼于政治革命，也不是着眼于社会革命，而是着眼于独立自主，其革命本质上其实是民族革命。当然，把自由、平等写入宪法，就像戈登·伍德所说的，不可避免地会使后来的反对奴隶制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发生成为必然，因为人们的观念已经开始发生改变了。这也是我会把半个多世纪后的所谓美国内战也视为美国革命一部分的一个重要原因。只要社会上一部分人试图用强力手段来解决社会的不平等、不公正，尤其是把穷人吸引到这种过程中来，暴力流血就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