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茹

“现在基本上没什么人读文学了，”叶兆言站在自家院子里，摊了摊双手，笑起来。他穿一身藏青色衣裤，脚上一双拖鞋，套一双黑色袜子。记者到来之前，他刚刚完成一天的写作，还“抓紧时间补了个觉”。这是离南京城区四十公里的乡下，叶兆言把自己关在这里写长篇。他早上六点起来写作，每天最少要写七个小时。

他很清醒地知道，眼下已不是文学和诗歌当道的80年代。文学就是文学，80年代附着在它身上的某些功能已经减退。如今人们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关注，“这是现状，你得承认这个”。

唯一的选择是继续写下去，写那些已经“老掉牙”的“文革”故事。叶兆言刚出版的《一号命令》以及手里这部快要完稿的长篇小说，都是关于“那个时代”的故事。他在《一号命令》后记中写道：“小说不是历史，然而有时候，小说就是历史，比历史课本更真实。”

“其实是本反战小说”

1969年，南京的10月，暑气已消。从军校退役、几乎已被遗忘的赵文麟突然接到命令，让他自行疏散，离开南京。赵文麟很茫然，他孑然一身，妻子紫蔓已于三年前自杀，留下一封遗书，表达对这位前国民党军官丈夫的无限怨恨。三个孩子分别在东北、延安、云南的农村当知青。去哪里呢？

这个突然而至的疏散命令，与“林副主席”的“一号命令”有关。10月中旬，林彪向军队颁发这一命令，要求全军进入战备状态。包括北京、南京等大城市的退伍军人、家属等都被要求紧急疏散到农村。

这一年的中国，山雨欲来，战争的气息弥漫全国。“珍宝岛事件”爆发，全国上下处于战备状态，中苏战争一触即发。赵文麟痛恨战争。真刀真枪地参加1937年南京保卫战，赴缅甸作战，之后又与共产党大战了无数场，他始终在最前线，没有人比他更知道战争的残酷。

2011年夏末，叶兆言开始写这部中篇小说。越往下写，历史的真相越是残酷地呈现出来。这篇小说“太有疼痛感”，叶兆言觉得自己写不下去，常常一边写一边流泪。短短五万字，写了七个月，“有点江郎才尽”，叶兆言自嘲地说道。他说自己现在依然不太愿意触碰书中的某些情节，一提，还是会忍不住落泪。

写了不到一个月，适逢“九一八”纪念日。叶兆言偶尔去网上看看，有人说今天的人太健忘，已经忘记国耻纪念日。叶兆言写小说有感，顺手发了一条微博，“有时候，忘了也好，比误导好……搁哪朝哪代，好战都是错的。”叶兆言突然发现，历史很可能重演。钓鱼岛事件爆发，群情激愤，人们疯狂抵制日货，砸中国人买的日本车，叫嚣用战争来“教训日本”。

1969年的中国，人们从上到下都坚定地相信，中国一定会打赢这场战争。就像经历“八年抗战”打跑日本鬼子，以及后来打败国民党反动派一样。人们谈论着战争，紧张而又热烈。全国各地到处都在挖防空洞，大家起早贪黑，辛勤劳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标语贴得到处都是。身处其中的赵文麟茫然不知所措。

“逻辑点是一样的，扎扎汽车啊，捣捣乱，宣泄宣泄，不管后果，”对比几十年人们对战争的态度，叶兆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写着写着，小说中不知不觉加入了反对战争的情绪。“要说最重要的一点，这其实是本反战小说，”叶兆言半开玩笑地说道。

一本小说中的历史

写作《一号命令》的起因，是叶兆言的祖父叶圣陶和伯父在那一时期的几封书信。

1969年过去很久以后，人们再谈论起“林副主席”的“一号命令”，各有各的说法，但这个命令究竟怎么回事，“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 作为当时的“社会名流”，叶圣陶也收到了紧急疏散的命令。一开始下达的指令就是“自行疏散”，祖父为了去哪里发愁，他写信跟叶兆言远在河南干校的伯父商量，决定去他那里。

伯父所在的地方很偏僻，要转两次火车，再转两次长途车。住的是集体宿舍，没有水，经常断电。两位老人年过七十还要劳累颠簸，而一旦开战，前途未卜。祖父有文人式的浪漫天真，跟当时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他坚信战争一定会赢，“这场战争最后会解决一切问题”，他在信里这样写道。

读完信后，叶兆言情绪很复杂。“你想七十多岁的祖父，这个时候还要面临颠沛流离，大战在即那种彷徨……”然而祖父对战争必胜的天真的信心，又让他觉得不可思议。“现在看来，如果战争真的爆发，谁胜谁负根本不用说。”这些信件成了这本小说的“药引子”。叶兆言决定写一个故事，说说1969年战争一触即发之时，有关“一号命令”的那些事儿。他的想法是，在塑造小说人物、讲故事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穿越时光，再现一些真实的历史场景”。

小说中的何道州夫妇刚接到命令后很慌张，与前来探望的赵文麟商量疏散的事情。与虚构的情节相似的是，当年就在叶圣陶一家忙得团团转时，消息传来，对叶这样的“知名民主人士”，上面另有安排，一家人万分庆幸，一块石头落了地。小说里，何道州夫妇也在焦急之中等来了组织的关照，赵文麟的姑姑学苑特意打电话告诉赵文麟这一消息，“学苑说话的语气也变了，难免有那么点得意，甚至趾高气昂。”

叶兆言说，对何道州夫妇这样的人物，他无意褒贬。对这个人物的褒贬，也就是对自己祖父的褒贬。但他只想写出“历史的真相”，以及历史中芸芸众生的复杂面目。

时隔多年，一家人聊起这次“照顾”，还是会很庆幸，“还是没有忘记我们啊。”叶兆言说，如今回想起来，“觉得很悲哀，那种情绪很复杂。”叶兆言说话语速很快，他说到这里突然沉默了一小会儿，刚下过一场雨，院子里很静，只听得见清脆的鸟鸣。

小说主角的原型其实是叶兆言一位好朋友的父亲，曾是黄埔十一期的学生，他经历过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中国远征军，在抗日战争中打过大大小小无数场战役。后来在国共内战中战败，投诚成为解放军。

叶兆言认为，自己祖父这样的文人，国难当前，最大的矛盾只是“做汉奸”，或者坚定地跟政府走，做“义民”。只有真正上前线的军人，他身上的经历才能更好地诠释“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的角色，才更符合叶兆言借用小说还原历史真相的目的。所以他选了一名军人担当自己小说的主角。

赵文麟退役后，与南京街头的老百姓混在一起。夏日晚上在藤椅上乘凉，打着蒲扇，穿着老头衫，大隐于市。唯一能证明军人身份的标志，“也就是穿着那条很旧的黄军裤”。用叶兆言的话来说，一生经历无数战役的赵文麟，“太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了”。

赵文麟被邻家孩子叫去指导他们挖的防空洞，一生行军打仗的赵文麟面对眼前这个防空洞，发表不了任何意见，“这根本就是开玩笑”。“稍稍深挖一些就冒水，上面又会不断坍塌，结果只挖成了明沟。”

“就是这样的条件，但是大家都想着一定能打胜仗，而且就是在‘文革那个全国上下都乱糟糟的时候，”叶兆言喝一口茶，沉思了一小会，说道，“现在想起来，已经不是荒诞能形容了。”

往历史的深度里走

《一号命令》里，叶兆言的文字一如既往冷静、凝练。“反高潮”是叶兆言小说一贯的处理手法。“写的过程中你自己不能宣泄，”叶兆言很认真地说，“就是要把读者放在这个压抑的气氛里阅读，让他自己去想象。”

如今书已经出版，他还是不敢深谈某些细节。“那些都是活生生的命运，真实的历史。”

在叶兆言的传统式家庭教育里，“文史不分家”，写小说，即写历史。他的写作，对故事发生背景的真实性有近乎苛刻的追求。《一号命令》虽然是小说的形，但目的就是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这对叶兆言来说，“是一个尝试”。

小说里，赵文麟的女儿兴致勃勃要去云南，目的是从那里去缅甸，参加“知青旅”。赵文麟参加过中国远征军，差点葬身在缅甸的丛林里。然而女儿并不知道这段历史，也不可能相信曾经是“国军”的父亲的话。赵文麟千头万绪没有办法说出来，“对年轻的孩子们来说，历史的真相并不存在。”

叶兆言在主人公的独白里寄托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所谓历史的真相，在教科书之外，小说或许可以提供一点想象的依据。由于字数不多，小说出版的时候，出版方想在段落与段落之间大量留白，这是时下最为流行的排版方式。叶兆言拒绝了。这本小说，要的就是那种密集、让人透不过气来的阅读体验。“毕竟真相本身就是残酷的。”叶兆言正在写另一部长篇，延续《一号命令》的风格，也仍是“文革”期间的故事。主人公是“文革”中的一位母亲，最早的造反派，被自己的亲生女儿揭发，最后被枪毙。故事让他“很难受，”和写作《一号命令》一样，有些地方一字一句地“熬”。

叶兆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80年代你写了点性，你就突破了。”作为“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叶兆言最深的感触是，“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新概念了，孩子们什么都敢写。”

叶兆言接下来的策略，就是“往历史的深度里走”。“文革”到底怎么回事，“并不是我们今天说的那么简单，”叶兆言说。而自己的写作，目的只是提供一个好故事，以此让读者得以进入真实的历史场景。“了解一些历史教科书上没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