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帕拉西奥

垂死挣扎的多边自由贸易谈判多哈回合迟迟咽不下最后一口气，与此同时，新一轮地区贸易谈判实际上已经掀开了构建全球贸易制度的帷幕。奥巴马政府正在带领美国站在变革的中心，同时推进着两个重要谈判：与欧盟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合作伙伴（TTIP），和与11个美洲和亚洲国家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TPP）。

美国是唯一一个同时参与两大谈判的国家，所以，它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推动两大谈判齐头并进，要么牺牲其中一个谈判而成就另一个。后一个选择除了影响美国现在的谈判伙伴之外，还会严重损害建立基于规则的全球制度的进程。

地区谈判的新战略取得成功并为国际贸易制度提供一个基础的必要条件是，平衡TTIP和TPP并使它们可以容纳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否则的话，就存在全球失衡甚至分裂的危险。

在这方面，欧洲起着重要作用。将讨论范围扩大至两大协定之外，能形成紧迫感和目标，推动美国积极参与并让其承担失去全球贸易日程中心地位的风险。欧盟处于一个极佳的位置，能通过扩大其已经存在的贸易伙伴关系营造有利氛围——从TPP成员国墨西哥和智利（它们早已与欧盟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新加坡（最近刚刚完成自由贸易谈判）开始。

更具重要性的是欧洲其他几个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它们也可以用来推动TPP和TTIP。欧盟-加拿大谈判陷入了停顿，本来，这个谈判是可以也应该成为协调TTIP和TPP的垫脚石的，因此，这个谈判必须重启。即使是更小型的进行中的谈判，比如与马来西亚和越南的谈判，也可以提供机会。但是，最重要的是最近提出的欧盟-日本自由贸易谈判。

欧洲和日本都面临着艰难挑战，包括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和经济的低迷。但日本具有民族凝聚力强的巨大优势，经常可以实施欧洲不敢奢望的大胆的决定性行动。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承诺用“三支箭”——扩张的货币政策、激进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把日本经济带出长期困境。

安倍追求前两支箭的决心已经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但结构性改革是更加困难的组成部分，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和文化价值反对变革和开放部分封闭的经济。事实上，在经合组织向外国直接投资监管限制排名中，日本处于垫底的位置。安倍政府引入贸易协定作为打通所需改革的好办法，尽管欲知日本真正的立场何在还为时过早，但指标显示，日本是相当主动的谈判者。

对试图扩大在亚洲影响的欧洲而言，与改革后的日本建立强大的联系是大有裨益的。事实上，对日投资目前占欧盟总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不到3%。更重要的是，愿意达成协议的积极的日本对于推进前瞻思维和均衡贸易日程来说是一个有用的盟友，特别是在TTIP和TPP方向不同的情况下。

日本于今年春天加入了TPP，这是一个改变局面的因素。日本GDP等于其他所有TPP合作伙伴国之和（美国除外），这将给TPP带来巨大的经济分量。但它也带来了更多的复杂性，比如，美国国会在日本宣布渴望加入TPP谈判后立刻表现出抵触，美国汽车业高管对此也颇有微词。TPP已经进入了第18轮磋商，中国可能加入其中的声音日显，这表明TPP谈判将会旷日持久。

写入2月奥巴马国情咨文的TTIP的好消息已经褪色。“一鼓作气”的说法因为“文化例外”和美国情报部门承包商的雇员斯诺登揭露美国监听欧洲而黯然失色。

相比而言，欧盟-日本谈判更加轻便。谈判的双边性质使其比不断扩大的TPP更加灵活。谈判各方之间经济规模的差异——欧盟GDP比日本大三倍——没有大到导致产生类似欧盟-加拿大谈判的恃强凌弱策略的程度（在欧盟-加拿大谈判中，欧盟的产出优势可达10倍）。此外，欧盟-日本谈判没有跨大西洋关系中的历史、文化和情感负担，获得的关注也较少，这形成了更轻松的环境，有助于解决政府采购和食品安全等难题。

贸易谈判向来不易，欧盟-日本谈判也不会例外。但对都在试图恢复经济光环的两大参与方来说，如果它们能认识到此次谈判有成为全球贸易改革的潜力，那么就可以也应该形成必需的政治意愿——特别是如果欧洲官员能有一些安倍式的决心的话。如果想让这一事实上的地区贸易回合继续前进，我们就需比TTIP和TPP还要做更多的“兜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