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幸福，人们有多种理解，我个人倾向把幸福看做是人们稳定连续的愉悦心境以及对未来生活的乐观自信。社会调查以及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常常表明，富人和穷人相比，前者并非总是比后者生活得愉快。但是，如果要说人的幸福与财富没有关系，那也是不客观的。

人们对幸福程度感受的差异，与信息结构的差异有关。一位在深山守着几亩地生活的男子，与一位在富人生活区做工的男子，前者因为没有对比，所以很有可能比后者更有幸福感。

现代社会的信息传播成本越来越低，人们的信息同构性越来越强，相互比较的坐标越来越接近。这种情形决定了财富分配的平等状态对社会的整体幸福体验越来越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发达社会比落后社会更注重财富平等，并且也在平等建构中取得了显著成就。

道理其实很简单，发达社会对平等有更高的诉求，而对不平等有更小的容忍度，因为“不知秦汉，何论魏晋”的人越来越少。如果政治家在社会财富总量巨大增长的时候，不去重视社会平等的构建，他们会面对“羡慕嫉妒恨”这个流行语所反映的社会紧张与压力。

是什么因素发生作用，使得发达社会既创造出巨大财富，又可以兼顾财富的平等？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认为，分工的深化提高了财富创造的效率，而分工程度与自由竞争有关。自由竞争还要求人们遵守共同规则，所以，自由也就促进了平等。这套说法大抵不错，但还是低估了自由的意义。

在主要依靠体能作为生产力的历史时期，女性往往处于边缘辅助角色。女性受到压迫，意味着人类半数的潜能难以有效发挥。到了主要依靠智能作为生产力的时代，女性显示了并不弱于男性的智力。美国女性就业率超过欧洲11%，达到74%；外出平均工作时间则超过欧洲43%。为什么美国与欧洲有如此大的差异？答案只能是美国劳动力市场更加自由。

另外，在西方，“关照灵魂”的工作是由教会承担的，政府基本不过问。这种分工如果不是自由选择形成的，效果就不会好。想想，关照别人灵魂的人如果自己不能清心寡欲，不知克制为何物，怎能让别人相信其真诚？如果不是自由选择，靠政府安排一些人来关照别人的灵魂，若他们的七情六欲和别人没有区别，其说教就不免令人生疑。

如果有适当的教义立在那里，且宗教职业的选择也是自由的，那么，那些荷尔蒙水平低的人士很有可能去承担起“关照灵魂”的工作。因为体格的因素，他们表现出节制的行为方式会更加自然，也更加可信，“关照灵魂”的效率会高出许多。在这里，有没有上帝并不重要，而教会人员生活态度的可信度才是关键。

相比之下，中国的佛教过于出世，和尚的最高境界似乎是哲学家，难有劝世的功效。这样便有了另一极端的补充，充满七情六欲的人们找和尚不是为了忏悔，而是为了今世的荣华富贵。

给那些选择不进入传统社会分工体系的人士以自由空间，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科学发现常常出自“怪人”，他们往往对传统社会分工格局的循规蹈矩有一种天生的厌恶。在一个开明、宽容的社会，高等学校和大企业可能养这种人，放任他们做事，而不求短期回报。

还有一些人不愿被任何组织“收养”，就自己做事。但很多大事是这种人做出来的。这种人要活下去，除了文化宽容外，还需要低价房屋、低价食品。美国大体具备了这几样，所以这个国家的创新活力经年不衰。

过去30多年里中国所获得的巨大进步，也与中国社会的自由程度提高有关。一个普通种粮农民离开农业生产进入城市经济部门，其有效工作日每年就可能提高10倍左右，可见这种自由转移的威力。中国的自由选择空间还很广阔，如果把握好改革节奏，可以既收获国民福利增长，又保障社会稳定。

例如，今后一个时期如果重点抓好土地要素市场的自由化改革，中国的生产力就会有一个新的巨大释放。最近我去过四川都江堰几次，发现那里的房价低于周边地区。有一位建设系统的官员还评价说，都江堰的居住品质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原因不复杂。那里大体实现了城乡建设用地市场的统一，土地要素的流动自由程度高。此外，土地市场的发育还有助于提高农业的竞争力，降低食品的相对价格，让中国的“怪人”在无忧饥饿的条件下实现自己的特殊梦想。

党国英

（社科院农村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