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雨晨

4月9日， 23岁的上海财经大学毕业生万广道决定要去抢银行。

第二天上午9点，万广道坐出租车到达广兰路地铁站，然后步行近两公里，到达张江路、建中路口的工商银行张江支行。

他戴着口罩、棒球帽。此时上海已有新型禽流感H7N9病毒出现，但并未引起过度防护，因此这身装扮使他在街上显得有些突兀。这也成为后来警方寻找、追踪他的显著标志。

11点01分，万广道冲入银行大厅内相对独立的VIP客户房间，把刀架在两名女顾客之一的脖子上，左手扔给银行柜员一个红色环保袋：“往里装钱，给你30秒时间。”

仅仅13小时后，警方在他住的出租房中将他抓获。负责审讯的警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是他入行30年来上海第三起抢劫金融机构案，谁也没想到，作案者竟然是一名年仅23岁的名牌大学毕业生。4月22日，万广道被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正式批捕。

“能借的我们都借过了”

抢劫案发后，万广道父母赶到上海。

这是他们第三次到上海。

万广道的母亲还记得，她第一次去上海，也是儿子第一次出远门。那是2007年9月，万广道考上了上海财经大学，她陪着儿子从泰安辗转十几个小时火车到上海财经大学报到。晚上，母亲用宿舍里的四张凳子拼成一个铺位，住了两夜。

第二次，已是5年后的2013年春节，万广道大学毕业留在上海已近两年。同学租住的二居室在春节期间空了出来，于是父母一起来上海陪儿子待了6天。

第三次，仅仅相隔一个多月。这一次，心急如焚的万家父母生平第一次坐了高铁，原来需要11个小时的行程缩短至3个小时。但他们没能见到儿子。

坐在山东省泰安市一处城中村的出租房内，两位不善言谈的瘦削老人，似乎笼罩在一种灰蒙蒙的氤氲中。房间只有不到20平方米，月租金200元，屋里仅有的床、桌椅均属于房东，厕所为6户共用，洗澡只能去公共浴室。泰安的冬天气温接近零下10度，屋里却没有暖气，万广道的父亲说，有时候早上起来，暖瓶里的水都冻上了。

万父是80年代初的大专毕业生，后自学拿到大学本科学历，分配到新泰市一家国企肉联厂工作。但工作不到5年后，1987年，他因下腔静脉阻塞综合征（一种慢性心血管疾病）动了一次大手术，此后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

万父记得，自己一辈子从肉联厂拿到的正式工资，最高是110元，这是他们一家三口的全部收入。1993年，万父停薪留职，此时，他已从厂里借了几千块钱生活费，这笔欠款在当年属天文数字。2009年，肉联厂正式破产，收购方给所有职工补齐了15年社保，但万父要等到60岁才能开始领取养老金，这一天距离现在还有整整9年。

不过万父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很多。他蜡黄着脸，坐在床边，用很重的口音不停地重复“该账（欠账）”。由于疾病，无论坐卧，都会压迫神经，导致他不停地变换姿势。

1993年，万父停薪留职时，万广道3岁。全家的生活压力随即转移到母亲身上。万的母亲初中毕业，农村户口。1990年代初，在计划经济尚未被打破的山东，她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份正式工作。

这20多年，万母先后打过十几份工，大多和食品有关，做得最长的一份工作，是摆了八年的早点摊，辛苦不说，收入也不高，后来她又尝试过卖菜、冻肉加工等小生意，最后都血本无归，再加上丈夫连绵不绝的医疗费，经济黑洞越来越大。

万家曾有一个肉联厂分的房子，2007年时卖掉了。也是在这一年，万广道考上大学，离开山东，从此万氏夫妇俩只能在新泰的城中村里赁屋居住。

卖房所得一共十几万，是万家几十年来得到的最大一笔资产，但马上就投入到债务黑洞中去。时至今日，他们还有近20万负债。

万母仍穿着1990年代款式的衣服，她已想不起这个家庭开始负资产的准确时间。“这些年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东挪西凑，到处借钱还旧债，一直混到现在。”

两年前，全家从新泰搬到泰安市。万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能借的我们都借过了。到泰安来，也是因为这里认识我们的人少。”

亲戚里最能挣钱、也是最经常借钱给万家的人，是万广道的舅舅。他今年49岁，仍然在甘肃下井做煤矿工人，每月能有稳定的五六千元收入。很长一段时间，万家的生活费，万广道上大学期间的生活费，都由舅舅靠在井下挖煤接济。 每年寒暑假万广道回山东时，也是住在舅舅家里，因为自己家里实在安排不出容身之地。

三年前，万母开始参与一家保健品公司的销售。该公司的营销模式以消费者发展下线的方式展开，下线延展得越多，上家获利越丰，和传销颇为类似，因此很受争议。但在20年间，这似乎是万家经济上的唯一一次翻身机会，因为它不需要本金，万母辛苦经营，收入虽不稳定，每月可有2000至4000元收入。她对这家公司抱有真诚感激，甚至害怕自家的事情影响公司的声誉，希望记者不要写出它的名字。

除了这家公司，他们的另一个希望，就是万广道。

从优等生到游戏男孩

万广道出生于1990年，随母亲自小是农村户口，在农村和祖辈一直生活到上学的年龄，家里才凑钱把他的户口转入城市。

母亲说，万广道小时很乖，从小家里连电视机都没有，他都是到邻居或者同学家里看电视，但从来不要求什么。十几年里，她只给广道买过一个篮球。这就是万广道十几年来拥有过的唯一的玩具。

熟悉万广道的人都说，他非常聪明。他的中学同学在案发后对媒体评论，万广道当年是“神一样的人物，无法超越”。万家父母说这个评论有些夸张，但万广道的成绩确实一直名列前茅，从没让父母操过心。父母也让他安心读书，不必做家务，也不必操心家里的状况。

仅有一次波澜，发生在高二。万广道和班上一个女孩谈恋爱，成绩从全班第一掉到第八。老师和家长严肃介入，很快，万广道又恢复到全班第一。

山东省的教育以严苛、高强度著称，父母记得，万广道高中三年都是早上6点到校，晚上10点才回家，直接上床睡觉，不要说帮家里做家务，和忙于生计的父母连面也照不上。他在上海财经大学的同学还记得，万广道曾羡慕地说起，上海学生没经历过早自习晚自修，一周上六天半课那种“苦不堪言”的生活。

2007年，万广道以全班第一，全校20多名的成绩考入上海财经大学统计与管理学院。也许是对长久压抑的有意报复，万广道大学期间几乎不上课，大都是中午12点起床，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宿舍里打电子游戏。这位同学向《中国新闻周刊》感慨：“他的性格是悠悠然的，考试前也不着急。但他的确聪明，突击一下都能及格。当然成绩是中等偏下。”一位同班女生还记得一起玩桌游，万广道的算路异常精准。

在万家父母与万广道的大学同学眼里，万广道是两种不同的人。父母觉得，万广道随和可亲，对谁都有说有笑，而他的大学同学却都认为万广道很“闷”，话很少，总是连续几个小时趴在电脑前。而万广道对自己的评价是：“我是属于遇到什么困难，或者自己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自己想得多一点……更多的想法是有困难自己承担，因为我是从小到大，一直都是一个人相处更多一点，可能也是一种习惯……小时候被年长一些的孩子欺负，我一般都不跟父母说，也不是什么大事情。”

万广道不认为自己内向，“我只是不是那种一见人就高谈阔论的人”。学习成绩好，乖，是他在大学之前的标签，“我最大的违规就是上课时说话。”

但在大学同学眼里，万广道“几乎没有特点”。同宿舍的同学甚至无法回想起任何印象深刻的事儿，也从来没听他提起有什么理想。提到家里情况时，万广道只说父母是“做生意的”。

2011年，万广道大学毕业，3年前开始的金融危机渐有缓解迹象，就业形势并不太差。从专业角度来说，统计学学生大多以进入金融机构为第一选择。

“但上海本地的金融机构一般偏向招上海本地学生，而且往往要靠关系才能进。四大（指世界上著名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那样的外资机构，对英语要求很高，上海学生往往也更有优势。”万广道的同学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于是，虽然在制度设计中，不因户籍而有歧视，但在结果上，万广道的出路并不宽广。

这位同学还发现，上海的学生因为在父母身边，往往会有一些长期规划，无论是考研还是出国，都早有准备，毕业时就已可见分晓。但万广道的人生是没有规划的。大四时他也曾计划考研，但似乎并没有准备，最后是否上考场也没人知道。大四的实习单位，也是由同学介绍的。毕业后，他去了一家咨询公司。

渐入泥潭

大学和专业的选择，是万广道在舅舅的同学建议下自己决定的。前辈的意见是，财大毕业前途好，将来收入高。万家父母也承认，无论是家里，还是万广道自己，对未来并没有明确规划，也没有特别的兴趣爱好，“只想从事高收入的工作”。

万广道父母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感慨，从来只想读好书就能有好前途好工作，却没有想到这条路已基本不通。如今看来，也许当年学一门技术，做个高级蓝领，路还宽一些。

不过，离家几年来，万广道已逐渐习惯了上海，他要留在上海。除此之外，似乎也别无他法，一无所有的家庭既不能帮他联系对口的工作，甚至连一张床都不能提供。

万广道最终选择了一家B2B咨询公司，他的职责是与国外客户洽谈展会项目，工作中要大量使用英文，“比较锻炼人”。由于有时差，他不得不经常加班到凌晨，周末还要赶报告，收入是3000元底薪加上项目提成。后来面对记者时，万广道承认这份收入基本能让他满意，与同届毕业的同学状况差不多，但“实在是太累了”。以他大学毕业后上海的租房价格而言，每月至少1500元的房租，再加上吃穿用度，也剩不下什么。

半年后，在母亲的建议下，他加入了母亲参加的那家保健品公司。一位大学同学说，万广道似乎一直没有从大学的“散养”状态中走出来，面对毕业之后的生计压力，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他好像从来没有适应。这家公司不必坐班，倒是符合他的需求，所以能感觉到他宅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多，尤其是周末在网络游戏上总能看到他在线。

万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因为欠了这么多钱，我的人脉已经断光了，只能在街上一家门店一家门店闯进去推销。”以此方式，万母能获得每月三四千元的销售收入，这使她相信这家公司的前景，并把儿子带进这个圈子。

万广道的同学曾听他提起过，曾去医院、诊所跑业务，业绩不详。但同学们可以感觉到，加入这家公司后，万广道的收入状况明显不如在咨询公司时，最后不得不向家里开口。母亲证实，曾给他寄过1000多块钱，不过到2012年下半年，万广道似乎“逐渐上路，开始有收入了”。

父母不知道，万广道此时已开始重复父母的老路——举债。万曾向一位家境较好的同学借了5万元，目标是开一家那个保健公司的门店。不过，这次创业计划没有实现，钱也被花光了。此后，他又向另两位同学分别借了5000元和2000元。案发时，他还有约1.58万元的信用卡欠款未还。此外，万广道在大学时申请了助学贷款，4年共计2.4万元，按规定，应在毕业后开始偿还。

同学们都说，万广道好面子，聚会时常常主动问别人近况如何，但绝口不提自己，向同学们借钱，他的理由多是“有投资需要”，因此，大家并不知道他的具体生活状况如何。

2012年11月，万父旧疾发作，因为心血管原因，双腿肿胀至原来的一倍粗，送入当地医院，医生直接安排住院，但万的父母一口拒绝：“哪里住得起？！”最终，打了七八瓶点滴后，回家调养。

事后，母亲和万广道通了一个很长的电话，道出了家里经济的真实状况。“以前都是瞒着他的，怕给他压力。”母亲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那天我挺激动的，说了很多，希望广道能帮家里还债了。”她至今对这个电话无比后悔。

万母说，万广道在电话中并没有激烈的反应，只是和母亲约定，春节后就去找工作，把保健品销售作为副业，花上两三年的时间，努力把家里的债务消化掉。万广道没有告诉母亲，他自己此时也已是赤字高悬。

万广道此时的生活还面临着另一个危机。高中时的女友大学毕业后为他来到上海，但断断续续维持了8年的感情，终于走到尽头。

后来在看守所里，万广道告诉提审警官，两人分手并没什么大冲突，只是一些生活琐事，如万广道沉溺于游戏不做家务，引起口角。女友的工作和住地都在浦西，两人每周只有周末能见面，但这一天的期盼，逐渐被琐碎的争执充斥，最终渐行渐远。女孩主动提出分手，并离开了上海。

分手后，万广道在胳膊上文了两处文身：一是罗马数字14，是女友的生日；另一处是英文“爱、信念和勇气”，万广道说，这是自己生活中最缺乏的东西。

母亲一直在担忧两个年轻人的事，春节到上海时还问儿子：家里境遇如此，女方是否知道？又能否接受？儿子回答：已经分了。为什么呢？广道冷冷道：不要问了。

这个春节是一家三口最后一次相聚。父母都记得，万广道很闷，话不多，一家三口只是坐地铁逛了逛南京路，看了看外滩，“什么都没敢买，也不敢在外面下馆子，饭都是自己在家做的”。

4月9日，万广道一笔5000元的同学债务到期，这一天也是信用卡上1.58万元欠款到期日。同学并没有催账的意思，还发了短信告诉他：手头紧的话不着急。万广道却回了个电话：明天下午给你现金，因为网银一次只能转账2000元。

此后，万广道便再无消息。这位同学再看到他，是在电视里。

抢劫

万广道一直说，他自己都不明白自己怎么突然就有了抢银行的念头。那是4月9日中午突然迸发出的想法，之后，他便一直开着电视坐在出租屋中，直至深夜。

他并没有仔细谋划，只在地图上看了一下路线，甚至没有到现场踩点。半年前，他曾在这家银行门口的 ATM机上取过钱，但从未踏入银行大厅，选择这里，是因为“这一片比较熟”。他甚至没有计划抢多少，抢到之后怎么用，准备过程粗略而仓促，就和他大学时代参加考试一样。

4月10日上午9点，万广道坐出租车到达广兰路地铁站，然后步行近两公里，到达张江路、建中路口的工商银行张江支行。他戴着口罩和棒球帽，此时上海虽已有新型禽流感H7N9病毒出现，但戴口罩的人并不多。

不过没有人注意到他。进入银行之前，万广道先走进了门口的ATM机处，锁上门，在里面待了将近20分钟。事后他告诉警方，他心里还是害怕，期待通过独处平稳情绪。事实上，从到达银行门口，到跨进银行正门，万广道花了近一个小时，进入银行后，又在大堂里等待了40分钟，才正式实施抢劫。

11点01分，万广道冲入大厅一侧VIP客户专用的小房间。当时里面有两名女顾客。万广道把一把总长约20公分的水果刀架在其中一人的脖子上，左手扔给银行柜员一个红色环保袋，口中喊：“往里装钱，给你30秒时间。”

他一边等待，一边数数，因为紧张，数到9后，他直接跳到了12。

警方后来问他，如果柜员不给你钱怎么办？万广道回答，按他看电影、小说的感觉，威胁一名顾客的情况下，柜员是会给的。所以，他没想过如果遭拒绝，该采取怎样的行动。

的确，柜员按他要求，一摞一摞往里装了一些， 就把口袋递了出来，万广道于是放开了女顾客，抓起袋子退出VIP间。考虑到VIP顾客的私密性，银行对VIP做了很好的隔音，大厅对里面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不过，柜员在装钱的过程中，也拨动了安装在桌子下面的与警方联通的警报。万广道放走顾客后，更是警报大作，一位男柜员和保安高声叫喊着追了出来。

听到警报声，万广道发足狂奔，却摔了一跤，银行工作人员与围观群众逐渐赶上，一位见义勇为者用自己的皮带打掉了万广道手中的刀，大约跑了500米后，万广道和追兵都有些体力不支，双方僵持在张江实验中学学校门口。

这时，迎面开来一辆轿车，万广道一把将钱袋扔进轿车的副驾位置，这个动作吸引了追兵，以为他有策应，大家奔着轿车而去。万广道得以逃脱，上了一辆出租车。直到此时，他都不知道袋子里有多少钱。

在出租车上，万广道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目的地，只是让司机往前开，到路口就随意指一个方向。他已近崩溃，开始呕吐。司机极为厌烦，让他下车去吐。他在浦电路世纪联华超市旁下车，走到路边的小树林里，继续呕吐。

抓捕

审讯万广道的警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是他入行30年来上海第三起抢劫金融机构的案例。浦东警方先后动用上百警力排查。在侦破中，最重要的手段是沿路的监控摄像。

世博会后上海的监控系统在硬件上已属世界领先水平，密度大——仅在万广道逃跑的前500米中，就有明显可见的摄像头5个；且各区指挥部都有图像甄别专业人员，仅浦东一区就有近百人。

万广道的行踪因此很快浮现。15分钟后，万广道走到树林外，丢掉了接呕吐物的棒球帽，上了第二辆出租车。再次出现在摄像头中时，万广道已脱去了外套和口罩，换上一顶鸭舌帽，原来背在外套里的双肩背包露了出来，同时露出的还有一件带两条白杠的蓝色运动服。万广道的母亲看到录像后说，这件衣服还是万广道上高中时买的。

但他的牛仔裤和运动鞋没有换，也保持着之前的走路姿态——两手插在牛仔裤兜里，双臂夹紧，这最终让警方将其锁定。再次上出租车后，万广道径直回家。这个普通的浦东小区，多被群租出去，租客年龄大多和万广道年龄不相上下。万广道所在的这一套间，被隔成三个单间，各有独立的卫生间，以及防盗门。

万广道不知道，直到他所在的单元门口，他的行踪被一个接一个摄像头记录了下来。当然，这一系列排查、甄别和追踪耗费了巨大的人力。最终锁定万广道及其住处，是在4月10日傍晚。安排布控，通过物业录像确定万广道未再离开后，警方开始了上门排查。

4月11日凌晨0：30分，距离案发13小时，万广道在出租屋中被捕。整整一天没吃饭，经历了体力大消耗，以及强烈的精神刺激，回家后，他采取了自己一贯的排解压力方式——睡觉。

上警车以后，万广道还想吐，说话支支吾吾。警察问他：“你觉得自己傻吗？”

“傻。”

警察：“后悔吗？”

“后悔。”

“后悔什么事？”

“抢银行。”

说到这里，警车正好路过案发的银行，万广道当即指认了现场，很快全盘招供。他说，他预想不会有人追踪，能很快逃出银行，消失在人群中，但追赶和长距离逃跑打乱了计划。

他当时已感到会被抓住，因此想第二天去自首，未料警察当夜就找到了他。

面对最初提审的警官，万广道曾说，抢银行是因为恨，但后来，他推翻了这个说法，“可能还到不了恨的程度，就是比较郁闷，比较压抑，有种心里有话说不出来的感觉……”

负责此案的浦东新区检察院潘国兴检察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万广道的抢劫属既遂，根据刑法263条，抢劫金融机构，或抢劫数额巨大者，均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以上。“数额巨大”是指2万元以上。万广道抢劫共10万元，虽然没顾上看一眼，但上述两条都已完全符合，故十年有期徒刑恐怕是此案的底线。

（感谢上海电视台《七分之一》节目组对本文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