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妍

2013年3月底，七头白犀牛被分批赶上卡车，从坐落在昆明的云南野生动物园转运至400公里外的普洱太阳河国家森林公园。有舆论称，这是对在中国已经灭绝数十年犀牛的一次野放及重引入该物种的尝试，旨在云南普洱“恢复这个曾经在此生存却早已灭绝的物种”。

但是，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事实：这些犀牛是土生土长的非洲白犀牛，从未在亚洲生活过。

据云南野生动物园市场部经理李丽介绍，这几头白犀牛年龄在6至7岁，正处在青春期，预计在未来3至5年间繁衍后代。

“在这些犀牛被放养前，它们已经在云南野生动物园生活了两年零八个月，已完全适应了云南的气候和环境。”李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总面积216 平方公里的普洱太阳河国家森林公园，我们将给犀牛全部自由，以实现逐步放养。初期，我们将安排100亩左右的湿地供这七头犀牛生活。”

濒危物种

目前全球共有五种犀牛，其中三种分布在亚洲，分别为印度犀、爪哇犀和苏门犀；其他两种分布于非洲，分别为黑犀牛和白犀牛。爪哇、苏门和黑犀牛因为数量稀少和保护措施不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列为极危物种，而其余两种即印度犀和白犀牛尽管因近年保护得力，数量有明显回升，但也仍然被分别列为易危和近危物种。

历史上，三种亚洲犀牛都曾在中国境内出现过，但由于自然气候的变化，犀牛种群南移。此外，对犀牛角的攫取，驱使更多人对犀牛进行捕杀，至1933年，中国最后两头爪哇犀牛在云南普洱被人为杀害。

曾经担任云南野生动物园总经理的潘华回忆说，早在2007年，动物园方面为了吸引游客，考虑从南非引进几头白犀牛。“当时考虑到无论种群还是资源都比较珍贵，于是我们开始规划恢复和建立犀牛种群。”2009年，动物园与南非方面签订协议，从南非购入12头白犀牛。

潘华还解释了引入南非白犀牛的另一个原因：由于东南亚犀牛资源过于稀缺，而印度与中国因双边关系并不融洽，从印度引入犀牛的难度非常大，因此动物园最初没考虑亚洲犀牛的亚种引入。“南非的白犀牛种群相对比较大，当时大约有20000头左右。”潘华说。

2010年7月，南非白犀牛远渡重洋来到云南。12头犀牛中，有3头在检疫期内就死亡了，剩下9头存活。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几位云南野生动物园管理人员，都没有透露购买这些犀牛的具体金额。云南野生动物园市场部经理李丽只是承认，该项目的投资方金洲集团为此投入巨资。金洲集团的网站显示，该公司是一家“主营管道科研制造、兼营生态旅游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

李丽透露，金洲集团原本计划再引入30头白犀牛，以便恢复白犀牛的种群。然而，目前与相关国家的谈判没有进展。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致函南非环境事务部，得到的答复是，该国不会允许以“重引入和野放”为前提向中国出口活体犀牛，因为“中国南方不具备白犀牛的自然生存环境”。2010年7月向中国出口的白犀牛，是出于“动物园展示”的目的。

以“重引入”之名

至今，云南野生动物园的白犀牛重引入和野放项目，并未得到任何科研机构或科研人员的指导。一位动物园的内部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目前只有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蒋学龙研究员，以非正式身份部分参与了云南野生动物园白犀牛野放尝试。他曾经表示，这项对非本土亚种犀牛的“重引入”，将提高动物、自然和人类之间的和谐互动。

但反对者指出，将非本地物种引入不熟悉环境（如此次云南引入非洲白犀牛），完全不同于已经灭绝或者濒危物种向其原生地的重引入项目（例如中国重引入大熊猫的尝试），因此称不上是“重引入”。

中科院动物所研究人员蒋志刚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普洱地区，就目前的情况看，这些犀牛应该还是在一定范围内圈养，并不是建立一个野生的种群。白犀牛活动范围比较大，一头犀牛需要几十平方公里，因此这里还不足以称其为野放。真正要野放，是需要国家相关机构的论证和批准，是需要很多程序的。”

“此次的引入，可能不是真正科学和保护学意义上的，应该说还是出自商业经营的目的。”蒋志刚补充道。

保护国际中国区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副教授张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非洲的白犀牛与八十年前在普洱生活的爪哇犀牛是完全不一样的种，因此，这个项目所称的“建立犀牛种群”并非物种的重引入，也没有保护学意义。

根据张立的说法，科学界一般认为，哺乳动物在原生环境下要保持种群的持续繁衍和生物多样性，至少得有50头。少于这个数量，它们的生物多样性就会一代一代地退化，进而影响到物种的持续繁衍。“严格来讲，这不能算是一个科研项目，而应算作一个商业运作的圈养项目。”

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中国项目主任解焱女士，曾经参与国内诸多物种的重引入项目。她认为，尽管在中国重引入的成功案例越来越多，比如普氏野马和麋鹿等，但是这并不意味所有物种可以重引入。“要进行重引入需要做非常多的考察，科学调研工作，不是说弄几个动物随便放出去。”解焱说。

“总体而言，我不赞成犀牛引入项目。犀牛个体非常大，领地意识很强，攻击也会是致命的。”解焱继续道，“非洲犀牛需要的领域范围很大，而在云南，人类活动面积扩大，没有那么多空间。这就是为什么在云南等边界地区，因为栖息地都不够，导致人象冲突，造成很多人身和财产伤害。犀牛的情况与大象相似。”

犀牛的商业价值

除了质疑犀牛引入的生态保护学意义，业界还将矛头指向这个项目潜在的经济利益——通过养殖获取和利用犀牛角资源。

犀牛角买卖在国际上被严格禁止。中国从1993年起将犀牛角成分从国家药典中删除，2003年起全面禁止犀牛角买卖。但近年来，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对犀牛角资源仍有需求，促使黑市交易不断，犀牛角价格飚升至100美元/克，进而导致非洲等地大肆盗猎犀牛的现象频发。据南非环境部统计数据显示，1990年至2005年间，南非犀牛每年平均被盗猎的数量为14头。此后盗猎数量大幅增加，2010年共有333头在南非死于非命，这一数字2011年上升至448头，2012年竟然继续飚升至633头。

尽管并无证据表明，云南野生动物园的白犀牛重引入项目与犀牛角买卖有关联，但业内人士开始质疑，这个项目也许类似于在海南已开展数年之久的一项将犀牛圈养并用于活体刮角的商业项目。对此，云南野生动物园方面对此说法给予了否认。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犀牛角和人的指甲和头发的成分一样是角质，也会一直长，因此海南的项目就是把犀牛圈养，采用持续性利用活体犀牛的方式，用专用的机器将犀牛角磨下来。”

在挽救犀牛（Saving Rhinos）网站上，也有文章提及海南的这个项目。作者在文章结尾处写道：“以犀牛角获利的相关尝试，正在以建立繁育中心、从海外‘重新引入野生犀牛的名义在中国开展。”

对于“合理利用犀牛角”问题，国际上的专家也在持续进行研究。今年3月初，《科学》杂志上刊发了一篇由Duane Biggs等人署名的文章，认为全球性禁止交易并没有阻止对犀牛角的需求。作者进一步提出，应该通过合理的人性化的圈养，对活体犀牛磨取犀牛角，以满足一定市场需求，从而抑制肆虐的盗猎。

但动物保护人士则认为此举无助于对犀牛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