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忠

2012年岁末的最后一天，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体谋划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正告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责任意识，以反腐倡廉实际成效推进廉洁政治建设；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务必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

伴随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在既定的权力结构下，虽然惩治反腐的强度不断加大，机构力量不断壮大，但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不同步所拉开的缝隙，致使腐败得以滋生蔓延并易发多发，由此形成天怨人怒的巨大腐败存量和呆账，反腐陷入困境。

日益刷新纪录的贪腐问题不断突破中共和政府设定的“红线”以及民众的承受底线，权力的高能量、腐败的高收益与监督的低效能、反腐败的高成本问题日益凸显，反腐形势依然严峻，制度反腐之路的探索依然艰巨。

执政74年的苏共，因长期守成“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和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而腐败蜕变，亡党亡国。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经济体制上告别了苏联模式，而在政治体制上仍然带有明显的苏联模式特征。旧有的权力架构和封建落后的用人体制，不仅是苏共亡党的两大根本性原因，也是中国“文革”和重庆事件发生的“总病根”。

可见，权力结构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口，两极分化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关口，反腐败到了不得不突破的关口。

解决30多年因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所形成的上述三大难题，有三条路径：一是继续这些年的权力反腐，但实践已经证明，效果很差；二是重启运动反腐，文革的悲剧，将会重演；三是推进制度反腐，把改革权力结构作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核心。制度反腐，既是最大的生产力，也是最好的软实力。制度反腐，成为中共十八大后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金石，成为走出反腐困境的最佳路径选择。

推进制度反腐，必须注重以下五点：

首先，在改革“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上要有共识和行动。32年前，总设计师邓小平就判定改革中共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并顶层设计了改革的原则和线路图。必须彻底破除苏联权力结构模式，着眼于党委特别是“一把手”“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推进以权力结构改革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实行党内分权——党政分工——党政分开三步走战略，逐步厘清党国、党政、党法、党群的权力边界和法律关系，实现还权于党员、还权于政府、还权于人民，形成长效反腐体制机制。

第二，在改革用人体制上要有共识和行动。必须把整顿吏治腐败作为“纯洁性建设”的突破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权为民所赋”原则。走向竞选制、差额选举制、直接选举制，进而到普选制，既有效解决权力的合法性和道德性问题，又着力破解“李约瑟之谜”和“钱学森之问”。

第三，在积极稳妥地化解腐败呆账上要有共识和行动。处理腐败呆账，既检验民众智慧，更考验执政能力。因此，可借鉴上世纪70年代香港以特赦化解腐败呆账的成功经验，在不断加大对腐败的压力下，通过全国人大特别立法，积极稳妥地解决腐败存量，化解阻力，换取动力。

第四，在动员和组织群众参与反腐上要有共识和行动。必须开辟和建立群众参与支持反腐的渠道和平台，落实群众反腐败的主体地位，鼓励群众举报包括匿名举报，发挥网络反腐的平台作用，建立限期查实、公开回应、查实重奖、保护举报人制度；大力培育反腐败民间组织，设立反腐败专家咨询委员会、反腐败职业道德监督委员会等。只有依靠制度反庸的力量，才能实现人人起来监督政府，才能真正走出反腐困境。

第五，在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上要有共识和行动。可从东中西部地区选择不同的地方，进行综合试验或单项试验。同时，明确改革权力结构、创新用人体制、推行地方自治、改革反腐败体制、化解腐败存量、开辟群众反庸平台、建立公务员体面生活保障机制、开展阳光建设等试验内容，中央则要从理论、政策、人才、经费上提供支撑，给足创新空间。

一定意义上看，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腐败与反腐败的博弈史，是一部透过法治与民主控制权力腐败的制度建设史。腐败成为社会制度更替、政权兴衰的重要变量，制度反腐就是引导变量向好发展。制度反腐既能引导我们走出30多年易发多发的腐败困境，又能有效控制变量，将腐败遏制在可能的最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