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士兵

贪官被抓后，不仅继续享受着单位的待遇补贴，而且单位还能专门向法院发公函为之求情，这样荒唐的怪事，就发生在湖南麻阳县。

来看看这份为贪官求情的公函是怎么写的——“该同志正值为党和人民作贡献的有为之年，其业务素质也较高，经局党组研究决定，请求法院对其从轻判决。”仔细体味一下这些措词吧，你一定真切地感受到，那是“对同志的信任”，那是“对人才的爱惜”，那是“组织的姿态”。单位为何能对贪官爱得如此之深呢？现在单位给出的说法，是因为贡献。原来贪官有贡献，贪腐也是可以原谅的。这是怎样吊诡而又丑陋的逻辑呀！当官不做贡献，还让你拿着俸禄做什么，还让你占着官位做什么？问题是，现在这样的意识就出现在很多官员心中，比如，四川省乐山市民族委员会原主任刘羽成贪污、受贿一百一十七万元，被判刑后在忏悔时也说“突出的政绩并没有让我得到提拔重用，这时我的思想上有了一种念头，认为自己的工作贡献大，捞一点、吃一点是应该的”。

在我看来，这个叫刘羽成的贪官，也算是比较精准地回答了“贡献”的意义了，那就是“政绩”。政绩本来是好东西，但是，现在一些官员心中的政绩观是畸形的，制造出来的政绩往往也就是形象工程，是为满足相关官员升迁需要的，而不是为民众利益服务的，这样的政绩就不是好东西了。

这些年，正是因为一些畸形的政绩意识，正是因为对官员履职意义的认知存在错位，才让“适度容忍腐败”的意识慢慢植入到一些官员的思想意识中。现在，麻阳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算是把“容忍腐败”有效落地了，而且把贪官的自我逻辑变成了组织行为，表现得还不只是“适度”而是“大度”，这才是最可怕的。

单位组织上能对贪官爱得如此深，除了说明畸形政绩观在刺激一些单位部门的神经之外，也清晰表明，当前反腐败最缺的不是制度，也不是技术，而是决心。而长期反腐败不力，又让很多人觉得腐败难以“根治”，只能控制到一定的范围之内，这样一来，单位部门对腐败过度容忍意识也就不断加大。可以说，整个社会没有生成“痛下决心反腐败”的文化环境，也是一些单位组织对贪官还能保持偏爱的一种意识土壤。

能够对贪官继续发待遇福利，还公然动用组织力量来求情，本身就说明，贪官本身就存在于一个更为庞大复杂的权力体系之下，背后也关联着复杂的利益博弈。

毕竟，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单位组织能对贪官爱得如此深，不管你怎么看，反正，我总觉得此事必有蹊跷，必须继续深挖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