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　李加联

2012年12月16日，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广东省社科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和广东作家书画院联合主办的《唐叶有道碑》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数十名业内专家、学者就徐春平先生的论著《唐叶有道碑》（花城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的研究方法、学术价值，以及《唐叶有道碑》行书拓本与楷书拓本的辨伪等问题展开研讨。

唐代书法大家李邕传世碑拓有《叶有道碑》（开元五年（717年）刻立）、《李思训碑》（开元八年）、《婆罗树碑》（开元十一年）、《端州石室记》（开元十五年）、《麓山寺碑》（开元十八年）、《东林寺碑》（开元十九年）、《法华寺碑》（开元二十三年）、《李秀碑》（天宝元年（742年）正月）、《灵岩寺碑》（天宝元年十一月）、《任令则碑》（天宝四年）等。其中《李思训碑》《端州石室记》《麓山寺碑》《李秀碑》《任令则碑》等碑刻原石至今尚存，受到历代鉴藏者追捧，其宋拓、明拓等善拓众多，分藏于各地博物馆、图书馆；其余李邕诸碑刻石久佚，所见拓本非翻刻本即伪刻本，其书体均为行书，书法取自《李思训碑》与《麓山寺碑》之间。自清代以来，人们对于李邕所书唐代《叶有道碑》行书本的置疑与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围绕原刻与翻刻、原刻与伪刻等观点，历代研究者见仁见智。为去伪存真，交流和分享学界对《唐叶有道碑》的研究成果，主办方举办了此次学术研讨会。

上海图书馆研究员仲威先生说，徐春平先生所藏李邕《唐叶有道碑》刻本属于楷书本，与常见的行书翻刻本不同，却与他数年前在上海图书馆碑帖整理中发现的潘景郑藏本相同。徐春平先生藏本的拓制年代还要早于潘本。拓工亦优于潘本。此种“楷书本”极为罕见，其石花自然，颇似古碑，不似翻刻，与坊间翻刻牟利之“行书本”迥然不同。碑文的文本亦较“行书本”恰当而合理，“行书本”与清人编纂的《全唐文》存录的文本一致，文句错误处相同。然而此“楷书本”是李邕原碑原刻的论点能否成立，还存在一个障碍，那就是“楷书本”缺少宋拓、明拓的流传有绪的传本支持，偶见一二清拓本不能不说有孤证之遗憾。但从传本流传角度来看，徐春平先生所获《叶有道碑》楷书本确属稀见之本，值得珍藏。

暨南大学艺术学院书法研究所副所长陈志平教授认为，把行书本定为伪刻本应该没有问题，但这并不等于就可以确定楷书本为原刻本。要最后确定楷书本是否为原刻，还需作进一步论证。

西安碑林博物馆陈根远研究员说，徐春平先生由研究所藏《唐叶有道碑》人手，详尽地考证此特定版本之特征，包括题签、题跋内容涉及之时代、人物，从而确认题跋的大概时代，由此引出旧时常见印行本，并将楷书本与行书本比对，得出行书本伪、楷书本真的结论，又列出待解的诸如楷书本《唐叶有道碑》为何名不经传，“楷书本”碑石之来去踪迹如何等4个问题，徐先生的研究环环相扣，层层剖解，得出对于藏品的时代、文化内涵及收藏价值等方面的判断，考据翔实，引证资料丰富，对学界启发良多。

徐春平先生身为广州天河区政协的一名官员，在勤于政务的同时，醉心于古代书法艺术，对历代碑拓的研究与收藏颇有所得，他辗转全国各地搜集资料并费时经年完成的论著《唐叶有道碑》，从文史、版本、书体、书法进行全方位考证。他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及严谨的治学精神，对收藏者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责编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