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本刊记者 袁伟 通讯员 江杰

赵天资（左）与印尼员工在一起。

国际化经营与国内不同，要面临文化差异、法律障碍、宗教习俗、生活禁忌、社会环境、语言习惯等诸多挑战。比如，有些国家法律规定，国际公司在该国经营中，每雇用一名外国公司员工，就要有至少8名本国员工，有的国家规定是至少10名，否则就会受到当地劳工部门的重罚。有的国家规定，雇员罢工期间，雇主要照常发放薪资。再比如，信奉伊斯兰教的员工每天都有固定的朝拜和颂经时间，到了那个时间，他们就会停下手中的活，辅好小地毯，静静地坐下来，十分虔诚地面向他们心中那个方向默默念颂经文。那么，作为中方油气项目或者工程技术服务项目，如何适应所在国经营环境、如何管理所在国员工就成了一个巨大挑战。

同时，由于业务拓展、市场变化等原因，有时候，需要中方经理人员孤军奋战。对于国内习惯了大兵团作战的中国石油石化行业员工来说，将面临这样一个局面：少数几名中方经理人，领导一大群所在国员工。在管好所在国员工，保证项目良性运作的同时，又不违犯所在国的法律和禁忌，是国际化经营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中石化河南录井公司印尼项目部经理赵天资，让我们听听这些海外将士在异国他乡艰苦奋斗的经历，也了解一下他是怎么当外国人的老板的。

《中国石油企业》记者：赵经理，请你介绍一下河南录井公司印尼业务的基本情况？

赵天资：河南录井公司2008年去印尼，当年只打了一口井，属于小打小闹。2011年获得突破，争取到可观的工作量。目前，河南录井公司印尼项目部有三个录井小队进入印尼石油勘探市场，年收入达到500万（美元）左右，今年合同签得较满。现在，我们正与有关方面商讨着再进一支队伍。

《中国石油企业》记者：当初你是怎么去印尼，又是怎么留在印尼的？又是如何成为老板的？

赵天资：说起来，咱是被迫当的老板。2008年，河南录井中标印尼一家名叫Tiarabumi的石油公司，在苏门答腊的Sampoerna－1井作业，工程做得很漂亮。我们和甲方说好了继续合作下去。可是，恰在这时，甲方资金出现了问题，合作的事停了下来。往下干，找不到活；把设备搬回国内吧，费用也承受不了。于是，我决定一个人留下，边找活儿，边看守设备。

2009年，金融危机，我在印尼跑了一年，没有任何收获。2010年，我接着跑，引起几家石油公司的兴趣，差一点儿就达成了协议，但由于种种原因，功亏一篑。

你想想，我一个30多岁的中国男人，在异国的土地上，背着笔记本电脑，奔走于印尼大大小小的石油公司。遇上石油公司的人，只要能拉上话，我就打开电脑，推介河南录井的优势和服务能力。只要有发标，我都精心准备，考察论证项目，有选择地做市场推介。回想起那两年确实很累很累，累得都不知道什么叫累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1年，事情终于有了转机：河南录井HN049队中标中国海油两口井大包项目（合同工期5个月）；HN054队中标印尼国家石油公司苏门答腊岛3年合同录井项目；HN051队中标印尼国家石油公司加里曼丹2年合同录井项目。

三支队伍，同时上马，不说倒班，至少需要21个人。当时，河南录井在国内市场做得风生水起，那一年扩大了16支队伍，也在为人员发愁。国内的合同已经签下，又不能失信于国内甲方。河南录井只能给我派过来3 个人，也就是一个人一个队。这连半支录井队都不够。

怎么办？队伍说上就要上了，耽误工期，国际赔偿那还了得。一夜之间，我嘴上起了大泡。我当时心一横：既然到了国外，就按国外公司的道道走，人家都敢员工本土化，咱为什么不敢？于是就把这一想法向国内的公司领导进行了汇报。

《中国石油企业》记者：三个录井队全部招印尼员工，那你们河南录井的领导能答应吗？

赵天资：公司领导半是担忧，半是期望。但他们也没有办法，眼瞅着合同签了，他们又派不出人来，无奈之下，也只能这样了。

于是习惯于做乙方的我，带着蔡锐、王保恒、李松三个人，在印尼招聘当地员工，当起了老板。

俗话说“树起招兵旗，便有吃粮人”。哪里都这样，一般员工很容易找。通过当地的人力资源公司，录井小队的捞砂工，一找一大把。但是，甲方要求每个队必须有2名仪器师，2名地质师等一共6名技术人员。这些人在当地就属于特殊人材，非常奇缺，人力资源公司哪里找得到。

我们这些“老板”可急坏了！马上就要开工，队伍还没个影儿。幸亏在印尼呆了两年，我在这个圈里还结识了几个当地的朋友。于是朋友托朋友，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地打，在打到第87个电话的时候，来了第一个雇员Syafiul。熟了之后，大家都叫他“傻福”。这个38岁、高高大大的印尼东加里曼丹人，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傻福”。他来后不久，人员陆续到齐了。于是，按照1+6（印尼法律规定的用工比例是1比6）的配置，一个中国老板，六个印尼雇员，组成了三个整装录井队。

《中国石油企业》记者：三个整装录井队，蔡锐、王保恒、李松每人带一个队，你就成了真正的大老板了，那当上老板后感觉怎么样？

赵天资：别提了，这个老板真的不好当。国外的员工怎么管，队伍怎么带，没经验。同时，人手又这样缺，招他们过来本来就不易，不能因为人家不听话一开（除）了事。印尼人，哪儿哪儿都跟中国石化的员工不一样，短时间把这些印尼人变成中国河南录井人，把三个录井队所承揽的工程做到河南录井的水平，难度真不小。

首先是技术问题。新招聘的当地仪器工程师，以前没有操作过中国产的仪器，需要熟悉仪器软件的操作技术。于是，接下来的几天里，蔡锐、王保恒、李松就吃住在仪器房内，手把手地教这些洋徒弟，困了就在仪器房的长椅上眯一会儿。洋徒弟有问题要问，他们立马睁开眼耐心教。

学会了仪器操作，仅仅可以顶班上岗。那一套ISO9002质量体系，HSE环保体系，在中国人和印尼人之间，教和学都十分困难。幸好，大家都会一点儿英语，借助于手势比划，总算能明白个大概。

但双方的观念存在着重大的差异。2013年4月16日，录井队长蔡锐带领当地雇员到达SLL-32井场。设备经过安装调试，通过了甲方监督验收。无意间，蔡瑞发现密度传感器信号稳定性差，立即要求整改。印尼雇员巴卡迪（Bakarti）说，甲方监督已经确认合格，如果设备出现问题造成差错应由甲方负责。蔡瑞耐心地给他们讲解河南录井的质量理念：服务优于责任，我们要用最好的质量服务甲方；我们只有用最大的努力，做出最好的质量，才能赢得甲方人信任。道理很简单，印尼人沿用国际规则，强调责任的划分，而河南录井人强调甲方的需要就是自己的责任。

中方员工与当地员工在一起。

我们知道，无论文化差异多么大，河南录井必须坚持自己的理念、工程质量标准、工作方式。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一个队伍要想同心同德，形成合力，还必须有一种文化和价值观认同。因此，我们向印尼员工宣传河南录井的理念—严细全准，服务奉献，号召他们像河南录井人一样，严格要求，细致工作，通过服务甲方奉献社会。

慢慢地，河南录井的理念得到大家的认同。有个叫维思（Wisnu）的印尼苏门达腊人，竟然能详细讲解这个理念，义务对新招员工进行“入厂教育”。

《中国石油企业》记者：就没有发生过矛盾和冲突吗？

赵天资：发生过，不发生冲突是不可能的。多数印尼人信奉伊斯兰，2011年4月3日，因为信仰，他们与我们发生了矛盾。

那一天，他们正在SLL-10A井施工，即将钻达目的层。天一亮，录井队长王保恒就去落实地层。到录井仪器房一看，一个印尼员工也没有。王保恒找到仪器房后面，发现三个印尼员工正跪在地上，闭着眼睛，面朝麦加方向祷告。担心漏掉目的层的资料，王保恒很生气。但是，他还是语气缓和地说：“这是在上班啊，漏掉资料，甲方不要我们的命？”三个印尼员工也很生气，站起来说：“不让祷告，我们立刻回家。”他们认为，可以不要生命，不可以不朝拜真主。我听说情况后，立即从百里之外赶来。大家平心静气地协商，并达成了协议：采取轮流祷告的方式解决问题，就是在祷告时间，三个雇员中的一个去祷告，两个值班，一个祷告完，另一个再去。这样，既保证及时录取录井资料，又照顾了当地雇员的信仰。

《中石油企业》记者：你感觉当印尼石油工人的老板，跟在国内当老板还有什么不同？

赵天资：要说当老板，不求多么风光，至少不必干粗活儿吧。可是，在河南录井干粗活儿的，偏偏就是我们这些老板。

2012年10月份，HN054队印尼苏门答腊岛占碑省KSS-1X井施工。突然有一天，接到现场技术员的电话，说是采集机采集不到信号了。

采集机是综合录井仪各项参数的采集和处理中心，修理不好，综合录井工作根本无法进行。检查测试的结果是，采集机的CAN卡坏了，电阻不正常。队上有一块备用的电路板，由于印尼高温潮湿的热带雨林气候，长时间没有使用，已经腐蚀了。这事儿，外国雇员不管，只有由我来处理。同时也是因为印尼有劳动法保护，加班加点的事都是由老板干。

联系到录井HN051队有一块好的备用采集电路板，我立即动身赶往加里曼丹岛的HN051队取配件。一天时间，我穿梭于三个岛屿之间，坐飞机、转汽车，行程4450公里，连饭也没顾上吃。当我赶到井场时，衣服上结着一层叠一层的汗渍，浑身都变馊了。第一个强烈的感觉是饿，然后是狼吞虎咽地吃，结果被米饭咽得脖子一伸一伸直打嗝，看着这种情形，大家都笑了：这老板当的，惨点儿。

在井场上，那些头发长，眼睛红，有着黑眼圈的，不用问，就是中国的老板。

《中石油企业》记者：现在项目实施情况怎么样了？你这个老板与印尼员工之间的关系还好吗？

赵天资：现在，工程项目实施中的协调和进展也顺畅多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融洽多了，有的甚至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谊。

常言说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中国老板吃苦耐劳的精神，深深感染着印尼员工。他们的工作热情越来越高，责任心越来越强，他们与中国老板的友谊越来越深厚。

2013年5月8日，HN049队在印尼国家石油公司的KTT-44X井施工。完井后，钻井拆设备速度快，录井队人员不但要拆卸传感器，还要整理完井资料，时间只有一天。交资料是中国人的事。要命的是，甲方要求所有的录井资料全部用印尼文。这对河南录井太难。队长跟印尼雇员一说这事，仪器工程师阿法里斯（Alfarisy）和地质师撒里安多（Satriyanto），二话没说就承担了这个任务。2013年5月9日，在从现场返回雅加达的飞机上，他们还打开笔记本电脑，轮番检查和修改完井报告。他们说这就叫“奉献”。

“傻福”勤学好问，通过几口井的历练，掌握了各类传感器的安装拆卸调试，熟悉了采集软件的操作。NKL-1028井完井后，他热情邀请王保恒去家中做客。考虑到与穆斯林的生活习俗不一样，王保恒委婉地谢绝了。谁知，“傻福”让妻子出面邀请。盛情难却，王保恒去后，受到了热情的款待。饭后，他们竟然让王保恒住在他们家里。那天，王保恒多喝了几杯酒，睡在人家客厅的沙发上，鼾声大作，让那两口子度过了一个不平静的夜晚。

印尼当地雇员维思（Wisnu）是个32岁的帅小伙，从2008年底就到河南录井印尼项目部工作。当地雇员不好找时，他主动联系同学、朋友来救急。新员工到来后，因为他技术好，项目部总是考虑由他师带徒，他总是热情、耐心地教导，从没有提过培训费用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