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的国内公示语英译研究综述

2013-04-12李增垠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2期

李增垠

摘要：基于二十余年来国内对公示语英译研究整体情况的调查与分析，从公示语名称的规约化、语言特点、功能分类、错误归类以及翻译原则和方法五个方面来总结公示语翻译的研究成果；从研究层次及视角、研究规模、研究视域和社会关注度四个方面来分析公示语研究的特点；从重复劳动、译与不译、语料库建设及成果应用四个方面来探讨公示语研究存在的问题；今后的研究发展趋向应更具宽泛性、实证性及交叉性。

关键词：公示语；英译；翻译方法；翻译原则；语料库建设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2?0237?06

一、引言

在我国学术界，对公示语英译研究的起点应从何时算起既没有一个鲜明的标志也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共识。相关文献检索结果显示，自上世纪80年代起，国内就有学者开始这方面的研究了，只不过当时还没有用“公示语”这个名称。已故地图学家曾世英先生于1987年和1989年分别发表了《我国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1]和《关于我国地名拼音的商榷》[2]两篇论文，以非常严谨的态度，论述了地名国际标准化问题，阐述了地名译写的重要性和严肃性，可以称得上是国内涉及公示语英译的起始研究。由此算起，国内公示语英译至今已有二十余年的研究历程。早期的雏形研究还有丁振祺的《企业名称的翻译问题》，以实例探讨了企业名称的英译问题[3]；段连城的《呼吁：请译界同仁都来关心对外宣传》，指出一些景点、宾馆指示牌和旅客须知上的翻译错误[4]；向阳的《谈我国街道名称的英译》，提出在对我国街道名称英译时要注意两点：一是英译名是给不会汉语的外国人看的，二是译名要规范[5]。“CNKI学术趋势”图显示，公示语英译研究的“学术关注度”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2003年以前的关注度基本为零，为起始阶段；2003年—2005年关注度低而平稳，为低速发展阶段；2006年—2007年关注度直线上升，为快速发展阶段；2007年之后，关注度进一步提高，为高速发展阶段。严格来说，我国公示语翻译有规模、有组织、比较正式的研究应该从2005年北京首届全国公示语翻译研讨会的召开算起[6]（104）。以“公示语”为“主题”，在中国知网中检索2005年至2012年的全部期刊，8年的数据分别是9篇、33篇、70篇、88篇、139篇、140篇和185篇和193篇。这组数据说明，关于公示语翻译研究的论文数量在逐年增加，从一位数、两位数到目前的三位数。登载公示语英译研究文章的刊物越来越多，既有翻译类、外国语类权威核心，又有各种级别的高校学报及其他社科类刊物；关注和研究公示语翻译的专家学者也越来越多，既有资深教授又有青年才俊。本文旨在对二十多年来我国公示语翻译研究成果做一个较为系统的梳理，分析其研究特点，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思考，预测研究发展走势，并为今后的公示语翻译研究向纵深、全面、实用发展提出一些思路。

二、主要成果

（一）名称的规约

术语几乎是所有标准化活动得以和谐实施的必要组成部分。自上世纪80年代起到新世纪初，“公示语”这一术语仍未正式在学术界使用，其定义及相关词语的界定仍较模糊。检索CNKI全文期刊库，吕和发发表于《中国科技翻译》2004年第1期上的《公示语汉英翻译》是第一篇在标题里正式使用“公示语”一词的文章。对于“公示语”的定义，杨永和的形容很形象：“一直以来，公示语的定义基本处于一种较游移的状态。”[6]（104）“英文中有public signs一语，汉语译名较为混乱，计有公示语、标记语、标示语、揭示语、警示语等等。它是一种常见于公共场所的特殊文体，或用寥寥文字，或用简明易解的图示，抑或文字与图示兼用，表示对受众的某个要求或引起人们的某种注意。” [7]戴宗显、吕和发引用的定义是“公示语——公开和面对公众，告示、指示、提示、显示、警示、标示与其生活、生产、生命、生态、生业休戚相关的文字及图形信息。”[8]（38）这一定义是依据国际旅游者和国际公民对信息服务需求并参照国家标准对“图形标志”的定义对“公示语”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的界定，得到了大多数专家和学者的认可，可以作为“公示语”的权威性定义。

由此看出，“公示语”一词曾一度与标识语、标示语、标志语、揭示语、牌示语、警示语等共生共用，目前这种现象仍然存在。近几年的《中国翻译》等翻译类核心期刊及社科类其他学术期刊的检索结果表明，“公示语”一词的使用已经趋向统一，基本完成了其规约化过程，逐渐为大众接受并熟知，成为一个集合名词和新的通用流行语汇。

（二）语言特点的揭示

公示语作为一种世界各民族语言生活中非常活跃的语言事实，对其语言特点的研究自然必不可少，因为具体明确的语言特点有利于翻译人员能够较为精准、有效地解决翻译中的相关问题。《现代实用英语例解》列出英语公示语最为突出的五大特点，即往往全部用大写字母，不加句号；字数通常很少，最少的只有一个词；语言精练，常用名词（动名词）或名词短语；有时使用祈使句；有时采用十分正式的文体[9]。北竹、单爱民通过对大量英语公示语材料进行分析和总结后指出，英语公示语广泛使用名词、动词、动名词、词组、短语、缩略语、文字与标志组合、现在时态、祈使句和规范性、标准性语汇，语汇简洁、措辞精确，部分公示语具有鲜明的本土意义，这些特征一起构成了英语公示语独特的语言风格[10]（77）。丁衡祁指出，英语公示语的特点是语言比较简洁明了、正式规范，用五个C打头的英文单词来表示：Concise（简洁）、Conventional（规范）、Consistent（统一）、Conspicuous（醒目）、Convenient（方便）[11]（42），并用大量汉、英两种公示语实例做了精辟的说明。汉语公示语也有其特点，综合各家之观点，笔者将其概括为结构经济、文字简约、字义浅显、文体恰切。

（三）语用功能的分类

公示语作为一种特殊的应用文体和特定功能的文字形式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当今社会，公示语尤其发挥着独特的功能特点，可以满足公众、旅游者对信息的需求，有效提高生存、消费质量。

公示语的功能分类也不尽相同、各具风格。其中颇具影响力和普遍性的是三分法和四分法。三分法有国外学者J. Culler的指示、服务、禁止三种实用意义功能[12]，国内学者罗选民、黎土旺的指示、指令、参照三大功能[13]（66）。四分法有国外的提示性、指示性、告示性、警告性[6]（105），国内的指示性、提示性、限制性、强制性四种突出的应用功能[10]（77）。国内学者牛新生还在国外四分法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加入了劝导功能和宣传功能[14]。此外，戴宗显、吕和发还以商业城市伦敦为例专门提出城市公示语的特定功能，指出城市公示语的设置重点服务于城市商业和社会两大重要功能，为此，街道、商场内外设置的公示语依据消费者类别和消费需求、消费行为分为引发兴趣、提供信息、加深理解、促进行动、巩固形象、服务社会、防范犯罪等突出的应用功能[8]（39）。

（四）英译错误的区分

在公示语英译研究中，研究者大都涉及对误译实例的分析和归类，由于分类标准不同，种类也就不同，少则几种，多则几十种。如，丁衡祁将其分为硬性问题、软性问题、隐性问题3大类[11]（46）；王银泉、陈新仁列出了4类错误类型：文际信息失真、施为用意错位、语言礼貌蜕变、译文刻板不够贴切和地道[15]（81?82）；罗选民、黎土旺分为5类，分别是指令不清楚、意图被歪曲、语气不和谐、术语不匹配、文化不兼容[13]（68）；万正方等通过对上海部分著名路段商店和单位牌名等翻译错误的调查，把问题归纳为单词拼写错误、用词不当、文化误解等11类[16]；《全国公示语翻译现状的调查与分析》一文中将世界各个角落的非规范英语公示语共分成了25类并做了错误样本的统计，其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胡译、拼写错误和不清晰[17]；此外，《公共场所英语标识语错译解析与规范》一书的使用说明中将错译分为三个方面共32种类型[18]。

综上所述，可以把公示语翻译的错误归为语言失误和语用失误两大类。语言失误包括拼音、拼写、大小写、标点及语法方面的错误，还有用词不当、中英文不符、译名不统一等问题；语用失误包括中式英语、文化误解、场合不当、文体错误、语意模糊、交际信息失真、公示效果不佳、生硬粗俗等问题。

（五）翻译原则和方法的规范

根据翻译规范论观点，翻译是一种社会行为，这种社会行为是要有一定的规范原则制约的[19]。因此，探究公示语在翻译过程中遵循什么样的原则、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社会意义。而翻译原则是第一性的，是译者实际翻译方法和策略选用的指针，只有先确定翻译原则，才能谈翻译的方法问题。

首先，基于公示语语言风格、功能特点及不同的误译类型，国内专家学者对公示语英译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讨，并结合多种视角的翻译理论提出了许多需要遵循的原则。其中，倪传斌、刘治较早研究标记语的英译原则，提出“简洁、明了、语气得当、规范化和适度诙谐”五项原则[20]；黄友义认为，外宣翻译需要译者在熟知并运用“外宣三贴近”原则的基础上，具体汉译英时必须坚持两条原则：一是充分考虑文化差异，努力跨越文化鸿沟；二是熟知外国语言习惯，防止落入文字陷阱[21]；王银泉、陈新仁指出“约定俗成”是标识语英译中不可忽视的翻译原则[15]（82）；张美芳以德国功能翻译学派代表人物K. Reiss的文本类型理论为基础，提出以文本主要功能决定翻译策略的原则[22]。这些原则为公示语翻译的规范性和标准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次，在翻译原则的指导下，译者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翻译的方法和策略。我们在查阅相关文献时发现，几乎所有的公示语英译研究都要涉及到翻译的方法和策略，且多数颇为清晰。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丁衡祁的A-B-C模式，即“模仿-借用-创新”（Adapt- Borrow-Create）[11]（43）。这个模式可以被视为公示语翻译方法的经典或权威，因为这之后的很多方法就是以此为基础提出的，如牛新生提出的借译、仿译和创译[23]；薛红果采用的借用法和创译法[24]；还有李清源、魏晓红提出的模因论指导下的公示语英译三大策略[25]。依据邹彦群等所做的统计数据，在近十年来的公示语翻译研究论文中，学者们提及或建议采用的公示语翻译策略一共有29种之多，其中“借用”最多，排首位，且提及的次数每年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排在二至十位的分别是：省译、意译法、交际翻译法、改译、创译、零翻译、直译法、增译、仿译[26]（29?30）。

总之，原则操控着方法，翻译原则的制定有利于人们在碰到相同或相似问题时有章可循，它不仅对公示语翻译起到了规范作用，而且对以后新出现的类似情况也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三、研究特点

我国公示语翻译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最初单一的收集、分析错例到近几年多视角、大范围研究的过程，研究成果极为丰硕。总体看来，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研究层次不断深入、研究视角趋向多元

早期的公示语翻译研究多以分析翻译错误为焦点，把收集到的公示语错译实例做语义层面上的分析、归类并提出修改建议。随着研究的深化，尤其是近十年来，该项研究不断出现新的突破，从对公示语的定义、语言风格、功能特点等基本概念的多视角阐释和从相对单一的翻译理论角度探讨公示语的英译问题发展到依托多维度、多视角的翻译理论论述公示语翻译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具体的方法策略。最明显的特点是研究者们借鉴的翻译理论达40余种之多，据统计，理论依据的引述次数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功能翻译理论、跨文化视角和文本类型理论。其他的有翻译目的论、语用等效翻译理论、功能对等理论、接受美学理论、互文性理论、顺应理论、伪翻译论、模因论、生态翻译学“三维”论等，还有从语境角色认知、文本功能角度以及语用翻译的哲学视角下的研究。

（二）研究规模从个人研究向集体研究发展

在个人研究的同时，集体研究活动和项目不断启动。2002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立了“汉英公示语研究中心”，标志着我国公示语翻译集体研究的开端。中国翻译协会更是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组织举办了一系列有关公示语英译研究的重大集体活动。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于2005年在北京成功举办的首届全国公示语翻译研讨会，与会的翻译界领军人物和专家学者呼吁重视和完善公示语的翻译工作，为深入、持续进行该项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并赋予了现实意义；2007年在上海举办了第二届公示语翻译研讨会，此届研讨会内容涉及公示语翻译研究的多个方面，为优化公示语语言环境做出了重要贡献。可喜的是，全国各地翻译协会和高校的外语院系也积极牵头当地的公示语翻译研究。在全国范围内，不同级别的研究课题得以立项并由研究团队负责实施，为当地的公示语英译规范起到了不可多得的作用。

（三）研究视域从国内主要城市向其他城市铺开，从大陆向港、澳及国外延伸

首先，实例取证从国内主要城市向其他城市铺开。中国译协在首届全国公示语翻译研讨会上推出了“完善城市公示语翻译”的公益活动，首批选定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几个主要城市作为试点。如今，研究取例已经普及到诸如河北秦皇岛、安徽芜湖、青海西宁、四川泸州等中小城市，其覆盖率之广之快在学术界实属少见。其次，从在大陆研究向到港、澳地区和出国实地考察研究发展。2004年和2005年暑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公示语翻译研究课题组成员曾两次赴欧洲11国的17个城市进行了专项实地考察，拍摄了3千余幅公示语资料图片和长达10小时的录像资料，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张美芳曾承担由澳门大学资助的研究项目“澳门公共牌示语言研究”，针对澳门多语公共牌示语中的汉英翻译进行了研究并发表相关论文，为公示语翻译研究开拓了更广阔的视域。

（四）研究的社会关注度不断提高，相关规范标准时有出台

公示语翻译研究不仅仅是语言文字及翻译工作者的专门任务，它还是一个社会事务，得到了全社会的共同关注。《中国翻译》于2005年开辟了“公示语翻译”栏目，八年来共刊载了十余篇有关公示语英译研究的经典上乘之作，这对促进公示语翻译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05年7月，中国日报网站会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单位共同举办了“全国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规范大行动”活动；同年9月，中国翻译协会下发《关于开展“完善城市公示语翻译”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地翻译协会积极参与并大力支持该项活动。不少地方的政府、人大、文明办等部门越来越关注公示语翻译问题，电视、广播、新闻报刊以及主要门户网站等现代传媒也纷纷采取措施强力支持公示语的翻译研究或积极参与有关活动。此外，一些省、市的质量技术监督局也开始陆续编制或出台公示语翻译的地方标准，如2006年北京市发布的《北京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英文译法地方标准》[27]和2009年沪苏浙三地联合颁布的《公共场所英文译写规范》[28?30]。

四、问题思考

（一）公示语研究的重复劳动问题

综观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发表在各类学术期刊上的相关文章，笔者发现重复研究的现象比较普遍。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内容的重复。比如，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是对公示语概念的界定、语用功能、语言文化特点、错误类型以及对公示语翻译策略等内容的描述，且其核心内容被反复引用，交叉重复较多。另一类是译例重复的现象较普遍。不少文章停留在一些公共场所司空见惯的公示语例证上，不断引用，差不多都变成了陈词滥调。这就要求研究者们具备开拓创新意识，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依托，不断探索，发掘出更新更好的公示语翻译实例，加强有地方特色或民族特色的公示语，尤其是独一无二、体现城市特色或精神的标语口号的汉英翻译探讨。

（二）公示语的译与不译问题

对于一些本土化公示语的译与不译问题，虽有学者提及，但探讨仍欠深入。金惠康指出，有些汉语公示语在英语国家是找不到任何踪迹的，如车站、码头上的“小心扒手”，商场中的“商品售出，不退不换”，以及随处可见的“违者罚款”等，这会对海外朋友和对外开放产生负面影响，应当谨慎处理[31]。一些具有中国本土意义的公示语经确认有必要保留，在暂时无法找到对应译法的情况下应当参照实际功能需要选择适宜的形式风格进行翻译，然后在部分海外旅游者中进行检验，在确认不会产生任何误解的情况下才可广泛应用。特别是一些“本土特产”太过粗野、低俗，就没有必要翻译成英文了。如，计划生育宣传牌“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交通警示牌“朋友，开慢点，你爸不是李刚”等等。

（三）公示语的语料库建设问题

公示语的语料库建设工作尚欠完善，社会对此也不够重视。全国公示语研究的“领头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立公示语翻译研究中心后建设启动了“全国公示语翻译语料库”，对公示语语料库建设确实起到了先导作用，但这项工作在北京奥运会后实际上已处于停滞状态，网站上的信息2008年后基本没有更新过。因此，建设较大规模的公示语语料库和开通相关网站，探讨后奥运和后世博时代的公示语英译研究及创建符合国际旅游目的地人文与语言环境建设要求的平台势在必行。其实，我们可以借鉴一些国外的做法。例如，在新加坡这个多语社会里，中文媒体在日常的运作中常碰到需要将其他语言的特有名词、人名、地名等转译为中文的问题。为此，华文媒介统一译名委员会就建立了名为“统一译名”（http：//chineseterms. zaobao.com/chineseterms.html）的网站，把收集来的统一译名分门别类，供全社会免费使用，并不断增加和更新。

（四）公示语的成果应用问题

尽管学术界对公示语的英译研究如火如荼，但在现实语言环境中，问题依然层出不穷，误译现象仍在重复。究其原因，主要是一直存在着“两头热，中间冷”的现象。所谓“两头热”，就是群众和专家学者两头热，所谓“中间冷”，就是政府职能部门中间冷[32]。也就是说，政府职能部门对公示语汉英翻译规范和标准建设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相关的质量检测、评价体系和有关法律法规还很不健全，政府、职能机构、翻译服务机构、标识制作机构之间的协调和体系化质量监管机制还很薄弱。因此，应该加强学术研究和国家标准制定及地方标准规范之间的联系，通过政府行为积极有效地把研究成果应用到社会现实当中去，使其发挥应有的应用价值和社会功能。

五、趋向预测

我国公示语翻译研究至今方兴未艾，并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在局部不乏深邃观点和独到见解，但就整体而言，在深度和广度仍有研究空间，还有很多值得开垦之处。

首先，拓展研究范围。目前学者们对中文路牌、路标、警示语等公示语翻译规范研究较多，但其他类型的，如社会宣传、广告口号、国际会议横幅、体育赛事宣传语等文本的翻译问题有待更近一步的拓宽和规范。此外，“诸如环境保护、危机管理、安检防恐、无障碍设施、规约制度、城市交通、景点解说、应急救助等方面的公示语是国内明显‘空缺或‘急需的，系统引进是当务之急。”[26]（30）

其次，重视实证研究。这是公示语英译研究中的一个新趋势，尤其是接受者信息反馈工作在国内做得还很少，其实证研究更有空间。因此，应积极采用样本研究、问卷调查、海外考察、误译问题定性与定量评估等多种手段全面了解外籍人士对公示语翻译与使用的反馈意见，以便取得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数据，实施更有价值的实证研究。同时，加强中外译者、国内外专家的有效合作，从而使公示语英译研究以更具规模、更具实证性、更利于问题解决的方式不断发展。

最后，加强交叉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公示语英译与其它学科的交叉研究趋势明显，这就要求今后的公示语翻译与其它学科和领域的结合研究应朝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譬如，公示语翻译可与美学、语境学、语用学、认知科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学科结合以及生态环保、城市生态建设、城市形象建设、经济建设等项目或工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六、结语

公示语的翻译研究工作任重而道远，这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它不仅关乎语言环境与人文环境，而且还与国家语言规范化建设和国家语言政策息息相关。无容置疑，我国公示语英译研究还有诸多不足之处，各地对公示语研究成果的应用问题尤为突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缺乏统一的译写标准；二是缺乏合格的翻译人员；三是缺乏统一的管理部门；四是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因此，有必要对公示语翻译工作从译写标准、译员资质、管理体制、监控和修正机制等方面进行严格规范，力争做到有章可循、按章执行，其最终目的是有效治理公示语垃圾，净化语言环境，优化国际交往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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