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永涛 博士 李 平 教授 佟 健 副教授（辽宁大学 沈阳110036）

问题的提出

现实中，很多决策的产生都是在一个群体的框架中产生的，无论基于何种讨价还价机制，最终都会通过群体决策表现出来，比如公司的投资决策，多党制下的政策产生等。对于前者可以考察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虽然已有文献和数据调查都没有给出一个确定性的公司结构和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但笔者通过相关文献整理，强调股权结构会影响投资的风险评估，进而影响绩效。另外一个实例就是多党制下政策的产生，因为不同政党可以理解为不同的子群体，而这些子群体构成了一个大群体，基于选民的投票模型强调了政策会倾向中值选民的偏好，但一国的政党的结构是否会对其政策的提出有影响并没有被讨论；又如最近日本又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这对其政策产生是否会有影响？再如美国，现实中笔者观察到由于执政党的不同，其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态度也是不同，这一方面可以归结为政党的传统，另一方面，整个国家政党的群体结构是否会对这一政策有所影响？

因此本文主要通过文献整理，讨论群体行为的相关维度，首先笔者通过对相关案例的讨论，强调了群体结构和群体决策这一问题是被忽略的；而后进一步讨论群体行为的相关维度。

群体结构和群体行为案例：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

一些学者认为公司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正向关系，Grossman and Hart（1980）给出的解释为，如果公司股权分散，存在搭便车行为，则小股东将没有激励去监督经理人，因此股权集中更有利于监督和管理，同时降低代理成本。但是，Demsetz（2001）在二者之间并没有发现有比较明显的关系。Shleifer and Vishny（1997）调查了世界上主要的资本市场，发现大股东倾向于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La Porta et al.（1999）研究了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冲突，发现当大股东能有效控制公司时，他们会经常侵占小股东的利益，即二者存在一个负向的关系。但是同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二者之间存在一个曲线关系。

现有文献对此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两方面：股权结构中的搭便车行为；控制权的私人收益问题。忽略了其自身的一个因素，即股权的这种群体结构是否会对公司绩效有所影响。实际上，Whyte（1956）已经发现了这种群体内在结构的影响，即对公司投资决策有折中妥协，而Reicher（1984a）在研究1980年布里斯托暴动的时候，曾指出群体行为实际上也是群际行为的事实，现实中经常是多个子群体形成一个群体，因此一个群体的行为可以通过考察群际行为来研究，即本文所强调的群体结构。本文将结合实验经济学和心理学相关文献，试图给出一个更为细致的讨论，进一步理清群体决策的内在框架。

群体决策选择倾向原因

群体行为之所以需要更为关注，主要是因为群体行为总是同个体的行为是相脱节的，或者不一致的（Brown，Roger，1954）。在讨论群体结构和群体决策的相关文献之前，首先笔者讨论哪种决策行为是人们所偏好的。

直观上我们认为人类是“社会性动物”，即人们更喜欢与其他人一起做决策，同时现实中，也可以发现很多决策是由群体来做出的，比如公司的投资决策，以及大学的教授职称评选等。在实验经济学方面Kocher.，Straus and Sutter （2006）指出在选美博弈中，当个体可以选择其决策方式时，大约有60%的个体选择了团队决策的方式；同时团队决策在绩效上也获取了一个更高的支付。人们更倾向选择群体这种决策方式的原因如下：

（一）心理方面

Dunbar，Robin（2006）指出当人们作为群体一起工作时，分泌更多的脑内啡（endorphin rush，在生物学上证明其与快乐这种感觉直接相关），Akerlof and Kranton（2000）强调群体关系在个体的心理账户中占有很大的比重，Hargreaves and Zizzo （2009）运用信任博弈，发现有个正的心理群体效应。

（二）非心理层面收益或者物质收益

个体是否能从群体决策中获得更高的收益？对此在文献中有三种不同的答案。

1.群体具有更强的利他偏好（Cason and Mui， 1997； Kugler， et al. 2007）。在上述两篇文章中前者强调群体行为与社会对比理论相一致；后者主要对比了蜈蚣博弈下个体和群体行为。

2.群体更为理性和自私，大多数的实验论文都显示出群体的决策更自私，更具竞争性，更缺乏信任和更少地利他（Bornstein，Gary and Yaniv ，1998；Bornstein，Gary，Kugler and Ziegelmeyer， 2004； Cooper and Kagel，2005；Cox and Hayne，2006；Kocher and Sutter， 2005； Kugler et al.， 2006）；同时Bornstein， Bornstein， Gary， Kugler and Ziegelmeyer（2004）也指出作为群体，在蜈蚣博弈中，实验参与者表现出更为理性、更少的反社会行为以及不易犯错；Kocher and Sutter（2007） 发现群体决策更接近理论上的博弈均衡解。而在解决问题方面，群体解决问题的能力更为突出，虽然有时候花费的时间比较长（Marquart，1975；Perlmutter and De Montmollin，1952；Yuker，1955；Gayle Hill，1982；Stephenson，1986），另外在判断性、准确性逻辑方面，群体行为也表现出更为准确和优秀的特征（Reid Hastie，1986；Janet Sniezek and Becky Henry，1989，1990），但有时候群体比个体做的是否更为准确判断的优势取决于决策规则（Davis，1973）。

3.群体和个体行为无差别。Elbittar，Gomberg and Sour（2004）用不同的投票规则探讨了群体讨价还价的决策，他们发现二者是无差别的，类似的发现有Bosman， Hennig-Schmidt and Van Winden（2006）的实验结果，Feri，Irlenbusch and Sutter（2010）的最大最小策略下行为实验，以及Ibanez，Czermak and Sutter（2009）由两个参与者构成的群体实验。

总之，虽然心理获得方面可以肯定群体决策这种方式更受人们偏好；但在物质收益方面，已有文献却提供了三种不同的答案，一方面取决于对决策环境和公平的认知，在不放松理性的前提下，可以将公平看作一种自我的对不公平的厌恶（Fehr and Schmidt，1999）；另外在决策中，公平很重要（Kahneman，Knetsch and Thaler，1986； Blinder and Choie，1990；Campbell and Kamlani，1997），并且对公平的看法具有自利性；另外一方面对公平的看法会受制传统文化的制约（Joe Henrich et al.，2000，2002）。

Bosman， Hennig-Schmidt and Van Winden（2006）认为关于群体关系研究中应该更多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群体成员的类型，他们的分布，以及如何决策。

关于群体决策的其他维度

（一）协作

Charness， Rigotti and Rustichini（2007）认为群体关系将会影响个体在策略博弈中的行为，突出的群体关系将让个体在合作博弈和囚徒困境博弈中更具有侵略性，同时Sutter （2009）在非策略博弈中也观察到相似的效应。Sutter， Haigner and Kocher （2010）强调在公共品博弈中，关于合作水平层次上，相比外生执行机制，群体关系对内生的执行机制有一个正面效应。另外一些研究强调了超然目标的作用性，也就说当在群体之间设置一个共同的目标，并且之间需要合作才能完成任务的情况下，发现群体之间的内群偏好减弱了（Sherif，1966；Kahn and Ryen，1975；Turner，1981；Deschamps and Brown，1983；Brown and Wade，1987）；但是若合作性的任务在协作中失败了，群体之间的友好判定就会急剧下降（Worchel and Norvell，1980）。

（二）竞争性

Goette et al. （2011）发现当在群体中引入竞争机制，会对群体之外成员产生伤害效果，群体内部成员将会更加严格地惩罚团队外成员，即会说有一个平衡：引进群体竞争可以提高团队内效率，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也会增加团队间的矛盾，并带来成本消耗；同时，在某些具有竞争性关系的群体之间进行评估选择时可以发现，群体有高估自己贡献的现象（Blake and Mouton，1962；Kahn and Ryen，1972）甚至有些群体的对自身群体的偏爱（内群偏好），甚至发生在实际的群体冲突之前（Sherif，1966）。另外在很多实验中可以发现，一旦群体设定，对自身群体的偏好则较难消除，即使设定合作性目标，也仅能减弱这种偏好，但这种偏好并没有完全消失（Brown，1984a； Ryen and Kahn，1975）。

（三）风险

Stoner（1961）在针对一个社会困境判断的实验中发现，群体相比个体更为冒险； Blascovich（1973，1975，1976）针对赌博博弈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行为；而He， Martinsson and Sutter（2011）指出相比个体行为，群体的行为更接近风险中性，但二者都强调了群体对相比个体对风险的判断都有一个更为激进的看法；Wallache（1962）认为，相比个体，群体的行为风险判断并不是一个群体内部的简单妥协，而是更为冒险了；Price（2001）and Price et al. （2006）分别指出在群体行为中有一个风险判断现象，即在群体规模大小与风险态度之间有一个正向的关系：更大的群体，更具有冒险精神。相似的例子也可以从Mullen（1986）的研究中发现；另外在实验中发现，群体中存在风险极性转移现象（shift to extremity），即群体的风险行为会受到群体的初始态度影响，也就是如果一个群体开始在风险态度上比较极端，那么这个群体将会变得更加极端（Stoner，1968；Fraser，1971；Myers and Lamm，1976；Zavalloni，1969）。

（四）匿名性

Teger and Pruitt，（1967）和 Myers（1978）发现在群体决策之前，通过举牌子来表示个体立场的时候，发现群体的决策将变得更加极端。而Diener（1979）和Siegel（1986）研究发现匿名性将会降低彼此之间的攻击性，但Siegel强调匿名性将导致一些不受约束的评论产生，比如谩骂和侮辱等。而Luhan， Kocher and Sutter（2009）则发现匿名性影响实验的结果。

（五）地位

Tsutsui and Zizzo（2010）衡量了信任博弈中群体大小和地位对最终结果的影响，其假设相对于小群体，大群体意味着有一个高的地位，他们发现小群体在返还比例上有更少的偏见，而地位低的群体展现出更低的信任，地位高的群体没有这种效应。

结论

虽然笔者讨论了群体决策的相关文献，但是在群体的特征属性中，笔者认为比较重要是群体结构。一方面是由于群体行为较多时候都表现为群际行为，另外一方面，在合作博弈中联盟收益的分配将会取决于联盟结构以及其稳定性，在两个子群体的群体中，收益的分配讨价还价解将会受到风险态度影响（Nash，1950；Rubinstein， Safra， Thomson，1992；Binmore， Rubinstein and Wolinsky，1986；Binmore， Rubinstein and Wolinsky，1986）。

在理解上述群体行为相关维度的基础上，如何筛选其中的变量，进而构造实验验证上述结论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方面由于群体中个体的特性会影响到群体的初始状态，进而影响群体行为；另外一方面群体内部以及群际之间的机制又较繁杂，即使缩小到讨价还价机制，依旧显得比较复杂。因此在实验中如何权衡群体的普遍性的和个性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当然这也是实验经济学需要迫切思考的问题。

1.Abbink, K., Irlenbusch, B., &Renner, E.. Group Size and Social Ties in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Economic Inquiry,2006 ,44（4）

2.Akerlof, G. A., & Kranton, R. E. Economics and Ident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0, 115（3）

3.Berger, R., Rauhut, H., Prade, S., &Helbing, D. Bargaining over time in ultimatum game experiments. papersssrncom,（September）,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