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平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扬州225002)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是改变北魏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对其影响与意义，以往史家论之甚多。不过，孝文帝迁都也加剧了其家庭内部的矛盾，其最突出的事件莫过于孝文帝大义灭亲，处死太子拓跋恂。宋人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四“《魏书·废太子恂传》”条中曾评论说:“太子恂事甚可伤。孝文急于有为，不计阶序，不本土俗，不量难易;其臣好富贵者李彪、王肃之流，以轻薄刻急承迎取快，于革治兴道，未有分寸之益，而使孩孺之儿，愚騃之妇，幽囚并命，损天性，害人伦。《礼》所谓教世子，《诗》所谓刑寡妻，固若是耶?”叶适对孝文帝迁都洛阳多有讥评，这里从孝文帝家庭变故的角度，指出了迁都所引发的相关政治冲突，他认为“太子恂事甚可伤”。当代又有逯耀东先生论述这一问题，他在《北魏孝文帝迁都与其家庭悲剧》一文中特列“迁都的牺牲者——拓跋恂”一节，考论相关之史实。①该文收入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中华书局2006年版。确实，正如先贤所论，太子拓跋恂事件牵涉到孝文帝迁都等政治斗争，成为“牺牲者”，“甚可伤”。这启发我们深入探究拓跋恂之死及其与孝文帝后宫生活之关系。

一、太子拓跋恂之被废黜及其反汉化立场之表现

《魏书》卷七下《孝文帝纪下》载太和二十年十二月丙寅，“废皇太子恂为庶人”。废立继承人，关乎皇权政治的运作，是一件大事。孝文帝何以在迁洛之初、百业待举的关头，行如此之举呢?其具体情形与过程，《魏书》卷二二《孝文五王·废太子恂传》载:

恂不好书学，体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中庶子高道悦数苦言致谏，恂甚衔之。高祖幸崧岳，恂留守金墉，于西掖门内与左右谋，欲召牧马轻骑奔代，手刃道悦于禁中。领军元俨勒门防遏，夜得宁静。厥明，尚书陆琇驰启高祖于南，高祖闻之骇惋，外寝其事，仍至汴口而还。引恂数罪，与咸阳王禧等亲杖恂，又令禧等更代，百余下，扶曳出外，不起者月余。拘于城西别馆。引见群臣于清徽堂，议废之。司空、太子太傅穆亮，尚书仆射、少保李冲，并免冠稽首而谢。高祖曰:“卿所谢者私也，我所议者国也。古人有言，大义灭亲。今恂欲违父背尊，跨据恒朔。天下未有无父国，何其包藏，心与身俱。此小儿今日不灭，乃是国家之大祸，脱待我无后，恐有永嘉之乱。”乃废为庶人，置之河阳，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饥寒而已。这里将废黜拓跋恂的原因，归之为其违背孝文帝迁都及全面汉化政策，企图逃归平城旧都，而孝文帝为确保其迁都及汉化大业之延续，于是下决心“大义灭亲”，断然废黜太子恂。

废太子拓跋恂之生活方式、政治态度等与孝文帝有异，这集中表现在他对迁都与汉化有强烈的抵触。从上引文看，太子恂北奔原因有二:一是“不好书学”;二是“体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于是利用孝文帝出巡之机“与左右谋，欲召牧马轻骑奔代”。这表面上看是拓跋恂不适应洛阳的气候，本质上则是出于对孝文帝汉化的反抗。对此，《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的一段记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拓跋)宏初徙都，询意不乐，思归桑乾。宏制衣冠与之，询窃毁裂，解发为编服左衽。”①《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所载之北魏史事，有补于相关北朝正史如《魏书》、《北史》的有关记载。对此，高敏先生在《〈南齐书·魏虏传〉书后》一文中 (高敏:《魏晋南北朝史发微》，中华书局2005年版)具体论述了《南齐书》相关记载的史料价值。本文受高先生的启发，多采《南齐书·魏虏传》的记载。孝文帝迁都之后，大力实施全面汉化政策，而改易服饰则为其中一项基本内容，其督促太子拓跋恂率先易服，这是很自然的事。然拓跋恂对孝文帝所赐之衣冠，“窃毁裂，解发为编服左衽”，显然对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不满。由此可见，拓跋恂之有意北奔旧都，绝不仅仅在于其对洛阳气候与生活的不适应，而主要与其对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存在强烈的抵触情绪密切相关，具有思想观念上的深层因素。对此，中庶子高道悦等人曾一再谏阻，太子恂则怀恨在心，并最终将其杀死。②《魏书》卷六二《高道悦传》载:“太和二十年秋，车驾幸中岳，诏太子恂入居金墉，而恂潜谋还代，忿道悦前后规谏，遂于禁中杀之。”(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01页)可以说，在孝文帝全面汉化过程中，太子恂是一个顽固的反对者。

二、孝文帝对太子拓跋恂的教育及其失败

对于太子拓跋恂，孝文帝一贯重视对其进行汉化教育。《魏书·废太子恂传》载:“废太子庶人恂，字元道。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抚视之，常置左右。年四岁，太皇太后亲为立名恂，字元道，于是大赦。太和十七年七月癸丑，立恂为皇太子。及冠恂于庙，高祖临光极东堂，引恂入见，诫以冠义曰:‘夫冠礼表之百代，所以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故能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然母见必拜，兄弟必敬，责以成人之礼。字汝元道，所寄不轻。汝当寻名求义，以顺吾旨。’二十年，改字宣道。”可知，拓跋恂出生后，起先由冯太后抚养。太和十七年，拓跋恂被立为太子时，孝文帝以儒家基本礼法训示，先以其字为“元道”，后改其字为“宣道”，有督促其遵循儒家规范的内涵，提醒其“当寻名求义，以顺吾旨”，敦促其汉化，确实“所寄不轻”。太和十九年，拓跋恂曾受命往平城参加太师冯熙的葬礼，“其进止仪礼，高祖皆为定”，并命其“在途，当温读经籍”，可见孝文帝对太子恂教育督促之严。

汉族士人早已关注对太子恂的教育问题。李彪曾建议孝文帝为继承者择选师傅，“恢崇儒术以训世嫡”。《魏书》卷六二《李彪传》载其言曰:“陛下幼蒙鞠诲，圣敬之跻，及储宫诞育，复亲抚诰，日省月课，实劳神虑。今诚宜准古立师傅以训导太子，训导正则太子正，太子正则皇家庆，皇家庆则人幸甚矣。”李彪这一建议主要出于儒学士大夫一贯重视对皇位继承人的教育理念。根据相关记载，孝文帝确实采纳了李彪的建议，挑选了一些汉族士族名士教育太子恂。《魏书》卷五五《刘芳传》载其“后与崔光、宋弁、邢产等俱为中书侍郎，俄而诏芳与产入授皇太子经，迁太子庶子、兼员外散骑常侍。”诸人或博通经史，或长于文学，皆为一时之选。据逯耀东先生所考，“除此之外，陇西李韶、广平游肇、顿丘李平以及高道悦等，都先后教授过拓跋恂，他们这些人都是名重一时的学者。”③逯耀东:《北魏孝文帝迁都与其家庭悲剧》，《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第152页。关于孝文帝以汉族士人教育太子恂问题，逯耀东先生已有考论，本文有所取鉴。此外，孝文帝还为太子恂挑选了汉族名士充任宾友。①《魏书》卷六九《裴延儁传》载其为河东闻喜人，著名士族之后，“延儁少偏孤，事后母以孝闻。涉猎坟史，颇有才笔。举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迁尚书仪曹郎，转殿中郎、太子洗马，又领本邑中正及太子友。太子恂废，以宫官例免。”(第1528页)可见，孝文帝为太子恂配备了一些汉族名士充任宾友，目的显然是影响和提升太子恂之汉化修养。

不仅如此，在日常生活方面，孝文帝也听取汉族士人的建议，加强对太子恂的训导。《魏书·废太子恂传》载:“初，高祖将为恂娶司徒冯诞长女，以女幼，待年长。先为娉彭城刘长文、荥阳郑懿女为左右孺子，时恂年十三四。高祖泛舟天渊池，谓郭祚、崔光、宋弁曰:‘人生须自放，不可终朝读书。我欲使恂旦出省经传，食后还内，晡时复出，日夕而罢。卿等以为何如?’光曰:‘……太子以幼年涉学之日，不宜于正昼之时，舍书御内，又非所以安柔弱之体，固永年之命。’高祖以光言为然，乃不令恂昼入内。”显然，孝文帝是尊重并采纳汉族士人的建议，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太子恂的汉化教育。

不过，孝文帝君臣对太子恂的汉化教育收效甚微，相反还引发了太子恂强烈的抵触情绪。后来孝文帝谈到这一问题，颇觉无奈。 《魏书》卷五三《李冲传》载孝文帝立世宗为太子，孝文帝感叹:“天地之道，一盈一虚，岂有常泰。天道犹尔，况人事乎?故有升有黜，自古而然。悼往欣今，良用深叹。”李冲表示“臣前忝师傅，弗能弼谐，仰惭天日，慈造宽含，得预此宴，庆愧交深。”孝文帝则曰:“朕尚弗能革其昏，师傅何劳愧谢也。”所谓“朕尚弗能革其昏”，孝文帝表达了对太子恂教育失败的无奈。《通鉴》卷一三六也载李彪建议加强对太子恂教育之表疏，系之于齐武帝永明六年(488)十二月，胡三省有注云:“盖此时恂之失德已著，故彪有是言。”太子恂生于太和七年，②《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载:太和七年“闰 (四)月癸丑，皇子生，大赦天下。”(第152页)至李彪上表时，拓跋恂年仅五岁，以“此时恂之失德已著”，似乎言之过甚，但李彪当时出此建议肯定有其原因。我们知道，太子恂生母为林氏，《魏书》卷一三《皇后·孝文贞皇后林氏传》载其“容色美丽，得幸于高祖，生皇子恂。以恂将为储贰，太和七年后依旧制薨。高祖仁恕，不欲袭前事，而禀文明太后意，故不果行。”所谓“依旧制薨”，就是北魏自太祖道武帝以来实行的“子贵母死”制度。这样，太子恂“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抚视之，常置左右”。③《魏书》卷二二《孝文五王·废太子恂传》，第587页。李彪上表，也许汉族士大夫感觉到冯太后对太子恂的教育不力。由此可以推测，太子恂自幼受冯太后及外戚集团控制，这对其性格影响深刻，冯太后过世后，特别是迁洛之后，孝文帝对其加强儒家文化教育，不仅难以扭转其习性，而且激发其逆反心理，从而导致他易于与保守势力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三、代北保守势力企图利用太子拓跋恂以抵制汉化

当然，太子拓跋恂之谋划北奔，绝非仅仅出于其个人生活习惯和思想保守，而且与当时鲜卑贵族守旧势力反对迁都与汉化的活动相关，诚如吕思勉先生所指出，“案恂死时年十五，废时年仅十四，安知跨据恒、朔?则其事必别有主谋可知。”④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15页。众所周知，孝文帝之迁都洛阳，起事颇为隐秘，且以南征相胁迫，这与其个人之汉化愿望密不可分，而鲜卑贵族集团中绝大多数人并不理解，反对者甚众。当时参预谋议迁都的主要是汉族人物，《魏书》卷三九《李宝传附李韶传》称“高祖将创迁都之计，诏引侍臣访以古事”，这些侍臣主要是河北、河西士族新锐。逯耀东先生曾指出，孝文帝迁都“这幕戏剧性的演出，很可能是由他们在幕后制作的”。⑤逯耀东:《北魏孝文帝迁都与其家庭悲剧》，《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第135页。参预孝文帝迁都密谋的河北人士有张彝、崔光等人，参见《魏书》卷六四《张彝传》、卷六七《崔光传》的相关记载。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孝文帝之谋议迁都及其汉化，主要智囊人物皆为中原士族人物，这引起了鲜卑保守势力的不安和敌视，《魏书》卷四〇《陆俟传附陆凯传》载:“初，高祖将议革变旧风，大臣并有难色。又每引刘芳、郭祚等密与规谟，共论时政，而国戚谓遂疏己，怏怏有不平之色。乃令凯私喻之曰:‘至尊但欲广知前事，直当问其古式耳，终无亲彼而相疏也。’国戚旧人意乃稍解。”(第906页)其具体计谋，大体如《魏书·李冲传》所载:“高祖初谋南迁，恐众心恋旧，乃示为大举，因以胁定群情，外名南伐，实其迁也。旧人怀土，多所不愿，内惮南征，无敢言者，于是定都洛阳。”孝文帝此后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平城进行迁都动员，“既至代都，众闻迁诏，莫不惊骇”。①《魏书》卷一九《景穆十二王·任城王澄传》，第465页。可见平城保守势力反对迁都的态度。《魏书》卷二一上《献文六王·广陵王羽传》载:“迁都议定，诏羽兼太尉，告于庙社。迁京之后，北蕃人夷多有未悟。羽抚镇代京，内外肃然，高祖嘉之。”《魏书》卷三一《于栗磾传附于烈传》载:“及迁洛阳，人情恋本，多有异议，高祖问烈曰:‘卿意云何?’烈曰:‘陛下圣略渊远，非愚管所测。若隐心而言，乐迁之与恋旧，唯中半耳。’高祖曰:‘卿既不唱异，即是同，深感不言之益。宜且还旧都，以镇代邑。’敕留台庶政，一相参委。”由所谓“乐迁之与恋旧，唯中半耳”，可见当时鲜卑旧人反对迁都者之众。为缓和矛盾与冲突，孝文帝迁都洛阳时，允许一些保守人物留滞于以平城为中心的代北恒、朔地区。

代北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主要以拓跋丕及其诸子隆、超、业以及穆泰、陆叡等人为代表。其中拓跋丕最为典型，以其年辈、资历等，可谓保守势力的精神象征。据《魏书》卷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东阳王丕传》，孝文帝定议迁都，曾召集拓跋丕等“如有所怀，各陈其志”，拓跋丕与幽州刺史穆罴、前怀州刺史青龙、前秦州刺史吕受恩等“仍守愚固”，反对迁都。在生活习惯上，对于汉化风俗，他一贯拒绝:“丕雅爱本风，不达新式，至于变俗迁洛，改官制服，禁绝旧言，皆所不愿。”这些保守势力聚集在代北，对于洛阳之汉化心存不满，于是企图发动武装反抗，即便不能恢复北魏旧局，至少实现在代北的割据分治。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需要在皇族中寻找代理人，而太子拓跋恂正是其合适人选。在孝文帝迁都之初，保守势力便曾谋划挟持太子恂，在代北武装割据。《魏书·东阳王丕传》载:“丕父子大意不乐迁洛。高祖之发平城，太子恂留于旧京，及将还洛，隆与超等密谋留恂，因举兵断关，规据陉北。时丕以老居并州，虽不预其始计，而隆、超咸以告丕。丕外虑不成，口虽致难，心颇然之。”可见保守势力早就有利用太子恂的打算。

太和十九年，太师冯熙去世，拓跋丕、陆叡等表求孝文帝返代京主持丧事，孝文帝虽断然拒绝，但不得不派太子恂回平城。《魏书·废太子恂传》载:“及恂入辞，高祖曰:‘今汝不应向代，但太师薨于恒壤，朕既居皇极之重，不容轻赴舅氏之丧，欲使汝展哀舅氏，拜汝母墓，一写为子之情。汝至彼，太师事毕后日，宜一拜山陵。拜讫，汝族祖南安可一就问讯。”孝文帝怕太子恂回平城被保守势力利用，故说“今汝不应向代”，以示提醒。事实说明孝文帝的担心并非多余，这次北归给保守势力进一步拉拢太子恂提供了机会。

太子恂北奔之谋泄，代北鲜卑保守势力代表人物穆泰、陆叡等公然举兵反抗。《魏书》卷二七《穆崇传附穆泰传》载穆泰求为恒州刺史，孝文帝转原恒州刺史陆叡为定州刺史，“泰不愿迁都，叡未及发而泰已至，遂潜相扇诱，图为叛。乃与叡及安乐侯元隆，抚冥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阳平侯贺头，射声校尉元乐平，前彭城镇将元拔，代郡太守元珍，镇北将军、乐陵王思誉等谋推朔州刺史阳平王颐为主。”可见叛乱初起，代北旧族应之甚众，《魏书·于栗磾传附于烈传》载:“是逆也，代乡旧族，同恶者多，唯烈一宗，无所染预。高祖嘉其忠操，益器重之。”据《魏书》卷四〇《陆俟传附陆叡传》，孝文帝亲至平城审理此案，将“同谋构逆”的主要叛乱代表人物穆泰、陆叡及拓跋丕诸子皆处死，拓跋丕“连坐应死，特恕为民”。经过审理，孝文帝弄清了代北保守集团利用太子恂谋划武装割据的企图，他在与李冲、于烈的诏书中指出，穆泰等人“以朕迁洛，内怀不可，拟举诸王，议引子恂，若斯之论，前后非一。”可见拓跋恂与代北保守势力确实结成了政治联盟。

不仅如此，随孝文帝南迁洛阳的鲜卑贵族中，也有人态度暧昧。为缓解他们对迁都和汉化的激烈反抗，孝文帝曾有所让步。《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元晖传》载:

初，高祖迁洛，而在位旧贵皆难于移徙，时欲和合众情，遂许冬则居南，夏便居北。世宗颇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还北之问，至乃牓卖田宅，不安其居。晖乃请间言事。世宗曰:“先皇迁都之日，本期冬南夏北，朕欲聿遵成诏，故有外人之论。”晖曰:“先皇移都，为百姓恋土，故发冬夏二居之诏，权宁物意耳。乃是当时之言，实非先皇深意。且北来迁人，安居岁久，公私计立，无复还情。陛下终高祖定鼎之业，勿信邪臣不然之说。”世宗从之。

孝文帝过世后，一些人迁洛鲜卑“遂有还北之问，至乃牓卖田宅，不安其居”，可见迁都之初其内心的抵触情绪十分强烈。这些人南迁既非心甘情愿，很容易转而与代北保守势力合作。代北保守势力既然敢于串通太子恂，自然也会与其他迁洛的反汉化人物联络，前引文称太子恂曾“于西掖门内与左右谋”，正是拓跋恂北奔之内应。对此，吕思勉先生曾推测孝文帝派太子恂往平城吊祭冯熙，“意在消弭衅端，不意恂亦为叛党所惑，还洛之后，犹欲轻骑奔代也。然此必非恂所能为，洛京中人，必又有与叛党通声气者矣，亦可见其牵连之广也。恂既废，叛党与高祖调停之望遂绝，乃谋推阳平，亦所谓相激使然者邪?”①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第517页。可谓洞悉幽隐。

四、太子拓跋恂之死与汉族士人的态度

太子恂被废后，处于被囚禁状态。然太和二十一年四月，孝文帝在确立新太子后，断然将拓跋恂处死。《魏书·孝文五王·废太子恂传》载:“恂在困踬，颇知咎悔，恒读佛经，礼拜归心于善。”对这样一位“颇知咎悔”的废太子，孝文帝为何决然将其处死呢?《魏书》太子恂本传载:“高祖幸代，遂如长安。中尉李彪承间密表，告恂复与左右谋逆。高祖在长安，使中书侍郎邢峦与咸阳王禧，奉诏赍椒酒诣河阳，赐恂死，时年十五。殓以粗棺常服，瘗于河阳城。”李彪密表通报太子恂“复与左右谋逆”，根据何在呢?史无明书。《魏书》太子恂本传又载此后有人揭发李彪等人有意陷害废太子恂:“二十二年冬，御史台令史龙文观坐法当死，告廷尉，称恂前被摄左右之日，有手书自理不知状，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贾尚寝不为闻。贾坐系廷尉。时彪免归，高祖在邺，尚书表收彪赴洛，会赦，遂不穷其本末。贾尚出系，暴病数日死。”这里记载废太子恂曾“手书自理不知状”，为自己申辩，但李彪等人压制其自诉状，并向孝文帝诬告其“谋逆”。②逯耀东先生在《北魏孝文帝迁都与其家庭悲剧》一文中分析此事以为，废太子恂当时根本无法与外界联系，李彪所告发的所谓谋逆之事，“可能是代郡事变事发生后，李彪奉命调查拓跋恂与此次乱事的关系，所以才有拓跋恂‘有手书自理不知状’的记载，可是李彪却将这份自白书从中扣留，这也表示中原士族对于迁都与华化的意见。”(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第156页)如果这一说法属实，则废太子恂之死似乎有冤情。又，《魏书·李宝传附李韶传》载:“高祖自邺还洛，韶朝于路，言及庶人恂事。高祖曰:‘卿若不出东宫，或未至此。’”李韶曾任太子右詹事，孝文帝此言，表明他对拓跋恂辅佐的安排是有悔意的。太子谋划北奔前，其东宫辅佐是高道悦，在《魏书》中，高道悦与李彪同传，史称其性格颇为倔强刚烈，其对太子恂“前后规谏”、“数苦言致谏”，他教导太子恂，也许过于严厉，以致刺激了少学无识的拓跋恂的逆反心理。至于李彪等人何以在太子恂被废后还要扣留其自白书，并陷害其“谋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作为中原汉族士人代表，他们出于维护孝文帝的迁都及其汉化政策，从根本上断绝代北及洛阳的鲜卑保守势力利用废太子恂以生变的图谋。对此，诚如逯耀东先生所分析指出，废太子恂既有悔过的表现，又有自白书申述其与代郡叛乱的确没有直接关联，也许孝文帝即使“无意恢复他太子的地位，但赦免他的罪，并不是不可能的。一旦拓跋恂被赦免之后，再有北方保守集团残余势力的支持，重登皇位并非不可能，那么，整个的局面就完全改观。”

不过，必须强调，尽管出于人性与情感，孝文帝对处死太子恂在某些场合难免表露出伤感之情，但在迁都与汉化问题上，孝文帝是绝对不会让步的。当他发现太子恂与代北保守势力之间有隐情，便明确表示:“此小儿今日不灭，乃是国家之大祸”。正因为如此，孝文帝在所谓李彪陷害废太子恂事被揭露后，孝文帝并未过分追究其责任。《魏书》卷六二《李彪传》载:“高祖纳宋弁言，将复采用，会留台表言彪与御史贾尚往穷庶人恂事，理有诬抑，奏请收彪。彪自言事枉，高祖明彪无此，遣左右慰勉之，听以牛车散载，送之洛阳。会赦得免。”对诬抑废太子恂事，李彪“自言事枉”，孝文帝也“明彪无此，遣左右慰勉之”，作出了结论。这固然不能证明李彪无陷害废太子恂事，但确实表明孝文帝无意追查。之所以如此，在处死太子恂问题，即便中原汉族人士可能有所活动，但最终是由孝文帝作出的决定。

五、太子拓跋恂之废与孝文帝后宫之争

太子拓跋恂之废及其被处死，除了以上各方面因素外，还与孝文帝内宫后妃之争存在一定的牵连。《南齐书·魏虏传》载其事云:

大冯有宠，日夜谗询。宏出邺城马射，询因是欲叛北归，密选宫中御马三千匹置河阴渚。皇后闻之，召执询，驰使告宏，宏徙询无鼻城，在河桥北二里，寻杀之，以庶人礼葬。立大冯为皇后，便立伪太子恪，是岁伪太和二十年也。

对于《南齐书》的这段记载，高敏先生以为核之《魏书》、《北史》等，除了个别文字如太子恂误为“询”，立太子恪为太和二十一年，而误为“二十年”等外，其他皆合史实，并非传闻，且为北朝史书所无，特别是关于孝文帝宫中冯氏姊妹的斗争，“大冯有宠，日夜谗询”云云，明确看出太子恂受到“大冯”的陷害，致使其谋划北奔。高敏先生指出:“因为有《南齐书·魏虏传》对二冯之间矛盾状况和孝文幽皇后同元恂之间矛盾的记述，也使得冯氏二女互相争宠而彼此陷害的丑状得以大白于世。”①高敏:《〈南齐书·魏虏传〉书后》，《魏晋南北朝史发微》，第287－288页。其实，最早重视这一材料的是吕思勉先生，他曾指出:“废太子有无叛逆之意，不可知，然在河阳，则必无能为，高祖非好杀者，其废恂既待自归，杀恂何如是之果?然恂之死，殆亦由于幽后之谗构邪?”所谓“大冯”、“小冯”，《南齐书·魏虏传》载:“初，伪太后冯氏兄昌黎王冯莎二女，大冯美而有疾，为尼，小冯为宏皇后，生伪太子询。后大冯疾差，宏纳为昭仪。”冯氏姊妹在后宫发生激烈斗争，这里将太子恂说成是“小冯”皇后所生，无法印证，吕思勉以为“依此说，则实无所谓贞皇后其人者，不知信否。然魏世皇后略无事迹者，其有无实皆有可疑，正不独贞后一人。”②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第544页。宫廷密闱，固难确证，但孝文帝二后相争并牵涉太子恂，则确属实。

孝文帝自幼受制于其祖母冯太后。冯太后之所以能够长期操控北魏皇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掌握了年幼的孝文帝。为延续其个人地位，她又断然利用北魏“子贵母死”旧制，太和七年将拓跋恂生母林氏处死，一度亲自抚养孝文帝子拓跋恂。此后，出于强化其家族势力的需要，冯太后将其诸侄女引入宫廷。《魏书》卷八三上《外戚上·冯熙传》载冯熙为冯太后之兄，尚恭宗女博陵长公主，“高祖纳其女为后，……高祖前后纳熙三女，二为后，一为左昭仪。由是冯氏宠贵益隆，赏赐累巨万。高祖每诏熙上书不臣，入朝不拜。”冯熙诸子冯诞等，也位列重臣，极尽荣华。冯氏二后，即所谓“废皇后”(小冯)和“幽皇后”(大冯)。幽后年长，先入宫，《魏书》卷一三《皇后·孝文幽皇后传》载:

孝文幽皇后，亦冯熙女。母曰常氏，本微贱，得幸于熙，熙元妃公主薨后，遂主家事。……文明太皇太后欲家世贵宠，乃简熙二女俱入掖庭，时年十四。其一早卒。后有姿媚，偏见爱幸。未几疾病，文明太后乃遣还家为尼，高祖犹留念焉。岁余而太后崩。高祖服终，颇存访之，又闻后素疹痊除，遣阉官双三念玺书劳问，遂迎赴洛阳。及至，宠爱过初，专寝当夕，宫人稀复进见。拜为左昭仪，后立为皇后。

可见冯太后安排先入宫的冯熙先二女，即幽后与左昭仪，一因病“还家为尼”，一早卒。③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所辑《魏故乐安王妃冯氏墓志铭》载乐安王妃冯氏为冯熙女，其“长姊南平王妃。第二、第三姊并为孝文皇帝后。第四、第五姊并为孝文皇帝昭仪。第六姊安丰王妃。第七姊任城王妃。”可见冯太后先后安排冯熙四个女儿入孝文帝后宫，其他则为北魏诸王妃，目的是加强冯氏与皇族的关系。废皇后虽后入宫，却先立为皇后。《魏书·皇后·孝文废皇后冯氏传》载:

孝文废皇后冯氏，太师熙之女也。太和十七年，高祖既终丧，太尉元丕等表以长秋未建，六宫无主，请正内位。高祖从之，立后为皇后。高祖每遵典礼，后及夫、嫔以下接御皆以次进。车驾南伐，后留京师。高祖又南征，后率六宫迁洛阳。及后父熙、兄诞薨，高祖为书慰以叙哀情。及车驾还洛，恩遇甚厚。高祖后重引后姊昭仪至洛，稍有宠，后礼爱渐衰。昭仪自以年长，且前入宫掖，素见待念，轻后而不率妾礼。后虽性不妬忌，时有愧恨之色。昭仪规为内主，谮构百端。寻废后为庶人。后贞谨有德操，遂为练行尼。后终于瑶光佛寺。

由废皇后之立，可见其是在鲜卑元老保守集团的主持下进行的，且在孝文帝南伐与迁都过程中，她长时间在平城主持后宫事务，可以推测，她与代北保守势力的关系颇为密切。就废皇后与太子恂的关系而言，即便《南齐书·魏虏传》所言二人血亲母子关系难以确认，但小冯被立皇后之后，依当时后宫制度，太子恂当由其抚养，二人便如同母子，关系至为密切。

此外，当时冯氏家族对太子恂也力图加以控制，《魏书·外戚上·冯熙传附冯诞传》载其“寻加车骑大将军、太子太师。十八年，高祖谓其无师傅奖导风，诞深自诲责。”冯诞兄弟“年才十余岁，文明太后俱引入禁中，申以教诫，然不能习读经史，故兄弟并无学术，徒整饰容貌，宽雅恭谨而已。”这也可以部分说明太子不喜读书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在小冯被立为后的过程中，汉族士人曾有异议。《魏书》卷四七《卢玄传附卢渊传》载:“是时，高祖将立冯后，方集朝臣议之。高祖先谓渊曰:‘卿意以为何如?’对曰:‘此自古所慎，如臣愚意，宜更简卜。’高祖曰:‘以先后之侄，朕意已定。’渊曰:‘虽奉敕如此，然于臣心实有未尽。’及朝臣集议，执意如前。冯诞有盛宠，深以为恨。渊不以介怀。”卢渊对立小冯为皇后存有歧议，与鲜卑保守势力的意见相左，反映出孝文帝立后过程中潜在的鲜、汉冲突。关于废皇后与代北集团之关系，还有一条材料可资说明，《魏书·外戚·冯熙传》载太和十九年冯熙死后，“皇后诣代都赴哭，太子恂亦赴代哭吊”。太子恂在代与保守势力有所接触，废后或亦卷入其中。

由于废皇后与代北保守势力关系密切，这与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不合，孝文帝必然疏离她。当时孝文帝还无法完全摆脱冯氏及鲜卑保守势力的影响，于是他再引冯熙大女入宫，使其“宠爱过初，专寝当夕”，“规为内主，谮构百端”。可以说冯氏姊妹之间的内宫之争，完全是孝文帝一手导演的。小冯之母养太子恂，是其重要的政治资本，大冯为固位，必然“日夜谗询”，而大冯开始谋划母养孝文帝次子恪。《魏书·皇后·孝文昭皇后高氏传》载:“及冯昭仪宠盛，密有母养世宗之意，后自代如洛阳，暴薨于汲郡之共县，或云昭仪遣人贼后也。世宗之立为皇太子，三日一朝幽后，后拊念慈爱有加。高祖出征，世宗入朝，必久留后宫，亲视栉沐，母道隆备。”①《北史》卷一三《孝文昭皇后高氏传》载此，称世宗“二日一朝幽后”。关于高皇后之死的具体时间，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版)所辑《文昭皇后高照容墓志》载:“皇太后高氏，讳照容，冀州勃海蓧人。高祖孝□皇帝之贵人，世宗宣武皇帝之母也。……以太和廿年□四更时，薨于洛宫。”可见高氏死于太和二十年 (496)，这里记其死地为洛阳皇宫，也与本传有异。幽皇后“密有母养世宗之意”，并谋害世宗亲母高氏，这不得到孝文帝的支持或默许，是绝无可能的。因此，废皇后之被废黜，主要在于孝文帝嫌弃其与代北保守势力关系密切，而有意以幽皇后代之，而二后之更易，必然导致孝文帝太子之变替。确实，孝文帝有易储之念，盖非一时兴起。《魏书》卷八《世宗纪》载:“帝幼有大度，喜怒不形于色。雅性俭素。初，高祖欲观诸子志尚，乃大陈宝物，任其所取，京兆王愉等皆竞取珍玩，帝唯取骨如意而已。高祖大奇之。庶人恂失德，高祖谓彭城王勰曰:‘吾固疑此儿有非常志向，今果然矣。’乃立为储贰。雅爱经史，尤长释氏之义，每至讲论，连夜忘疲。”世宗元恪“雅爱经史”，汉化修养颇高，与废太子恂之厌恶读书，形成鲜明的对比，由孝文帝所言“吾固疑此儿有非常志相，今果然矣”，可见其似乎早有易储之心。

此外，孝文帝时期的皇后更迭，还可能牵涉到冯太后及其家族内部的斗争。孝文之立幽皇后，表面上以一冯氏女易另一冯氏女，而幽后则为二进宫。其实，幽后之曾被废逐出宫，并非全因其有疾，其中恐有隐情。《魏书》卷九四《阉官·王遇传》载:“幽后之前废也，遇颇言其过。及后进幸，高祖对李冲等申后无咎，而称遇谤议之罪。冲言:‘果尔，遇合死也。’高祖曰:‘遇旧人，未忍尽之，当止黜废耳。’遂遣御史驰驿免遇官，夺其爵，收衣冠，以民还私第。”王遇为冯太后宠信之阉宦，他对幽后“颇言其过”，致使幽后被废，显然是得到冯太后的支持。其过为何呢?《魏书·皇后·孝文幽皇后传》称“始以疾归，颇有失德之闻”。可以推测，是冯太后将幽后逐出皇宫而以废后取之。后孝文帝再引幽后入宫，并对李冲等“申后无咎”，称王遇诽谤。这透露出冯太后对孝文帝后宫的安排及其后宫的一系列潜在的斗争。

不过，作为冯氏女，尽管幽后不为其姑母冯太后喜爱，但就其性格特征而言，她与冯太后颇为相似。一是其独占欲极强，恃爱专宠，以致孝文帝也颇厌烦， 《魏书·皇后·宣武皇后高氏传》载:“初，高祖幽后之宠也，欲专其爱，后宫接御，多见阻遏。高祖时言于近臣，称妇人妬防，虽王者亦不能免，况士庶乎?”;其次，幽后习性放荡。冯太后一生淫乱不止，因此终将献文害死，为所欲为。幽后早年入宫已“颇有失德之闻”，其再次入宫，“高祖频岁南征，后遂与中官高菩萨私乱。及高祖在汝南不豫，后便公然丑恣，中常侍双蒙等为其心腹。”②《魏书》卷一三《皇后·孝文幽皇后冯氏传》，第333页。三是其权力欲旺盛，意欲效仿冯太后长期临朝执政。据《魏书》本传载，幽后曾与其母常氏请女巫“祷厌无所不至，愿高祖疾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辅少主称命者，赏报不赀。”她豢养了一批宦官佞小，串通内外。对此，胡三省曾有论云:“文明太后，后之姑也;其包藏祸心若此，岂非姑之教邪!”①《通鉴》卷一四二《齐纪》八，东昏侯永元元年条，胡三省注，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435页。幽后如此，固然与其门风教养有关，但更主要在于时代风尚的影响。幽后失德之事暴露，孝文帝将其幽于内宫，“高祖寻南伐，后留京师，虽以罪失宠，而夫人嫔妾奉之如法，惟令世宗在东宫，无朝谒之事”。太和二十三年三月，孝文帝病危，遗言将幽后处死。至此，围绕冯氏姊妹的皇后地位及太子更迭的斗争告一段落。

综合全文，对于北魏孝文帝太子拓跋恂之死及其原因与性质，我们大致可以作如下简单的归纳:拓跋恂自幼主要为其曾祖母冯太后所抚养，与外戚冯氏关系颇为密切，并受到代北鲜卑旧俗的影响。冯太后死后，孝文帝在汉族士人的建议下，力图加强对太子的教育，激化了太子恂对汉文化的抵触情绪。在孝文帝断然迁都与厉行汉化的过程中，鲜卑保守势力企图以拥立太子恂的名义，在代北进行武装叛乱，制造割据和分裂。太子恂北奔谋泄，孝文帝“大义灭亲”，将太子恂废黜，并更立太子，一些汉族士人为确保汉化大业之延续，以太子恂“谋逆”为名，促使孝文帝将其处死。其实，孝文帝对愚顽的太子恂早有不满，这又牵涉到其更替皇后及内宫之争。孝文帝先后所立之二皇后皆为冯太后侄女。孝文帝一度利用、指使“幽后”攻击“废后”与太子恂“母子”，并默许“大冯”害死孝文帝第二子元恪生母高氏，从而与太子恪形成新的母养关系。孝文帝废黜“小冯”皇后，其所抚养之太子恂地位动摇，这恐怕也是促使太子恂谋划北奔之原因。孝文帝利用“幽后”之争宠、争权之野心，实现了对太子的更换，意在清除汉化之隐患。孝文帝如此，主要在于“废后”之立与鲜卑保守势力的作用及其双方关系的密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太子恂的命运。因此，冯氏二后之争，虽为宫闱密事，但如上分析，则关乎孝文帝孝文帝之汉化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