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冬梅

(邵阳学院 外语系，湖南 邵阳 422000)

捷克斯洛伐克学者吉里·列维曾经指出:翻译是一个抉择的过程。国内当代翻译学的研究也表明，翻译就是译者不断做出决定并进行取舍的过程。无论是翻译标准的界定和翻译策略的选择，还是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地位和功能都取决于译者的判断和选择，而译者的选择又离不开译语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本文拟从影响译者文本选择的因素和影响译者文本翻译的因素两方面来分析霍克思《红楼梦》翻译中的抉择。

一、译者文本选择的影响因素

(一)译者个人背景对文本选择的影响

毋庸置疑，译者的社会结构、自然结构和认知结构均制约着译者的选择，也就是说，译者在教育程度、个人经历、个人修养、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差异使得他潜意识中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的判断标准不同于其他译者。

霍克思出于对汉语的热爱，于1945年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汉语，是牛津大学历史上最早学习汉语的学生之一。在牛津学习期间，他熟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四书五经，对中国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1948年，进入中国北大学习，这一次他则与中国文化有了更亲密的接触。霍克思翻译了《楚辞》、《杜甫诗篇》等中国古籍，同时还精通元曲，其深厚的汉语功底由此可见一斑。这也决定了他对《红楼梦》的翻译不需通过任何的中介语言。如果说对源语语言的熟练掌握是翻译的前提，那么对源语文化的熟悉则是翻译成功的关键。为了更好的理解《红楼梦》，霍克思对中国古代的绘画艺术、园林建筑、医药、官制文化、避讳制度、饮食文化等无不做了深入的研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红楼梦》蕴含了丰富的佛家、道家、儒家思想，不仅有佛家的生死轮回，也有道家的清心寡欲和淡泊名利，还有儒家的仁爱、孝悌等。为了能专注于《红楼梦》的翻译，霍克思甚至辞去了享有极高荣誉的牛津大学教授一职，搬迁到威尔士的一处农庄，过着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成为活脱脱的一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式的隐者:淡泊名利，与世无争。而这不正是道家所追求的淡泊境界吗?谁也无法否认:霍克思的骨子里就浸染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精气神。什么样的人译什么样的作品，这也就决定了霍克思选择《红楼梦》来作为翻译文本。

最初《红楼梦》的名字叫作《石头记》，以抄本的形式在读者中流传。在以抄本形式流传了近三四十年之后，具体说来直到1971年，才有了活字排印本的出现，书名亦已改为《红楼梦》。全书的章节也由最初的八十回增加至一百二十回。但是，随着该书的广泛流传，一百二十回《红楼梦》的版本越来越多，比如乾隆末年的刻本就有“程甲本”和“程已本”，而现存的乾嘉抄本则有十一种之多。由于该书版本的复杂性和内容的不稳定性，译者不得不参考多种版本的文本，从中再进行选择。由于多个文本之间的不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文本的选择意味着对作者的选择。在文本的选择上，霍克思以高鹗抄本一百二十回《红楼梦》为底本，同时参照了其它的版本，必要时甚至还做了一些校订工作。高鹗抄本一百二十回《红楼梦》，前八十回被公认为曹雪芹所著，而后四十回被怀疑是由高鹗所续写的。译者的自身价值取向和个人爱好决定了其对译本的选择。这一点在霍克思对文本的选择上体现为霍克思选择了曹雪芹和高鹗作为源语作者，选择相信曹雪芹只写了八十回，但同时也认为高鹗的续写具有相当的价值。同时在译本书名的选择上，则体现了霍克思对曹雪芹的偏爱。

1973年，译本《石头记》第一卷在伦敦出版。20世纪80年代前后，其后续的四卷也相继问世。

译者自身价值观和审美情趣还体现在对不同版本文本的增删取舍上。在《英译者笔记中》，霍克思纪录道，高鹗以凤姐小产作为五十四回的结尾是对原文的一种改进。他提出如果五十四回以此结尾，那么五十五回就必须以此开始，这样一来，庚辰本五十五回开头关于太妃的那个段落就不太合理了。于是，他在“程本”和“脂本”两个版本之间进行了折中处理，把关于老太妃的那个段落提前至五十四回末尾，即媳妇们的酒席之后，凤姐小产之前。在“程本”和“脂本”之间的增删取舍是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充分体现，是译者根据译语文化对译语读者的审美能力所作出的价值判断和选择。

(二)社会背景对翻译文本的影响

17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期间是西方翻译的鼎盛时期，对古典作品和近代作品进行的翻译风靡一时，尤其是对东方古典作品的翻译，日趋盛行。20世纪中叶中国国内正经历着文化大革命，但这没能抑制国外这股对东方文学的热潮，多部中国古典作品被翻译成英语，其中有《三国演义》、《诗经》、《论语》等。霍克思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翻译了《红楼梦》。在中国，《红楼梦》被看作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最高峰，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其艺术成就是难以超越的。正是这座文学发展史上的“珠穆朗玛峰”吸引了国内外无数学者和专家穷其一生致力于“攀登”《红楼梦》。红学也因此蓬勃发展，成为当代的显学，与甲骨学、敦煌学鼎足而立。该书的博大堂庑也引得大学者霍克思竟“折腰”。当时红学论著虽多，但全译本还尚未出现，霍克思翻译的《红楼梦》全集，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成为《红楼梦》翻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二、影响译者文本翻译的因素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除受到文本选择方面的限制外，文本的翻译还受到翻译标准、文化、语境、译者的素质、读者的反应、赞助人等限制。

(一)影响译者文本翻译的翻译标准

在《红楼梦》译本的前言中，霍克思明确指出:我所遵守的翻译原则就是力求翻译出每一样东西——甚至双关。这虽是一部“未完成之作”，却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穷其毕生的心血而成。因此，书中的任何细微之处我都有目的的、认真地进行了处理。我不能说每一处翻译都是成功的，但哪怕我能将这部中国小说带给我的欢乐表达出十分之一，也就不枉此生了。为了带给西方读者更多的快乐，霍克思在翻译过程中考虑更多的是读者的可接受性，因此，他的翻译作品有着明显的归化倾向。在考虑译语读者接受的同时，他也力求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的艺术价值。霍克思15年潜心研究《红楼梦》，甚至为此辞去了牛津大学教授一职。他将《红楼梦》的翻译与红学研究相结合，并且将红学研究成果灵活地融入到翻译中，竭尽全力地将原文的精妙传达给读者，即使小说的细小微妙之处。为了帮助译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霍克思还注重利用序言和附录等对小说人物、曹雪芹家谱、中国骨牌、中国习俗以及中国律诗都进行了详细说明和解释。

(二)影响译者文本翻译的文化因素

文学作品的文化内容表现是翻译中的难点所在，而《红楼梦》这样一部包涵着丰富的中国文化，内容和创作上的波澜曲折、含蓄蕴美的原作，更使翻译难上加难。霍克思《红楼梦》译本的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全书没有一个注脚，有些非常复杂之处则在附录中系统说明。霍克思曾说过“阅读一本注释繁多的小说如同戴着镣铐打网球”，他在第二卷的前言中就指出自己对文本中的一些典故作了稍微的补充，否则读者难以理解。《红楼梦》运用了大量的文化典故、双关、谐音，涉及到中国传统医学、园林建筑艺术等内容，中国读者阅读此书尚且需要查阅资料或借助注释来理解，所以，霍克思只能采用更细微、更具体的描述来表达原文的内容，更好的帮助译语读者理解。

(三)影响译者文本翻译的语境因素

翻译依赖语境，而语境则制约翻译。影响译者文本翻译的语境制约因素主要包括:

1．词组语义语境。中文词语词义丰富，脱离了语句与语境就难以确定。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根据上下文来确定词语的具体意义，并以此来挖掘词语在特定语境中的外延意义，在《红楼梦》第三十二回中，史湘云道:“你不说你的话噎人，倒说人性急。”噎本指食物堵塞住喉咙，如果不顾语句语境，译者很可能直译为“choke”。但很显然作者是用它来表示说的话就像饭菜噎人一样使人难受，使人受伤。所以霍克思在词义上选择了“wounding”。

2．语篇语境。在翻译过程中，句子是翻译的基本操作单位，篇章是翻译质量的重要保障，篇章语境直接影响到译者的抉择。为了使译语语篇能够被接受，译者必须具备两方面的能力。第一，作为读者，他必须对源语语篇在篇章句群及信息单元等语篇层上的具体体现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第二，他必须对译语语篇的相应特点，尤其是不同于源语语篇之处有清楚的了解。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红楼梦》开篇中的这个五言绝句可以说是开章明义。“作者痴”更是体现了该书的悲剧基调，突出了作者难以抑制的辛酸。霍克思有利地结合了源语语篇和译语语篇的特点，将其译为:

Pages full of idle words，

Penned with hot and bitter tears．

All men call the author fool，

None his secret message hears．

就字面意义而言，“痴”就是“傻”(fool)，就是“疯癫”。我们不难看出，虽然这里的“痴”带有作者自谦之意(idle words)，但全书满纸的荒唐话语却饱含了作者难以名状的辛酸(bitter words)。满纸“胡言乱语”本就是一件蠢事，一件傻事。但作者却不计厉害，竭尽其所能，撒了一把辛酸泪，来创作这样一部野史，见者无不视为一桩“痴事”。可见作者的“痴”与“风癫”是世俗常情难以忍容的，这更突显了作者的悲哀与无奈。“secret message”更是霍克思根据语境变通而译。整个译文的韵律、字数、结构也很工整，完全考虑到了译语语言的特点，使译文易于被接受。

3．交际语境。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小说语言中的话外之音、言外之意，译者就需要把对语言的理解放到一个个真实的交际环境中，还原所有原交际环境所具有的种种情况。为了达到这一效果，译者就必须考虑到原作者的意图、原文的主旨、译语读者的可接受性以及译语读者的期待等。《红楼梦》包罗了丰富的中国传统宗教文化，蕴含了浓厚的儒家、佛家、道家思想。其中，《好了歌》统领了全文，是整部小说的文眼。其中一句“世上只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神仙”则是中国道家思想中的概念，道家追求的就是得道成仙。霍克思考虑到译语读者的宗教文化背景和接受心理，将原文中的道教概念转化为西方的基督教概念，把“神仙”译为“salvation”，从罪孽中得到救赎正是基督教徒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四)译者的素质和个人因素

译者的人生观、价值观、人生经历、职业、宗教信仰、专业素养、个人爱好以及对双语语言的掌控也直接影响着译者文本的翻译。为了使译文读者体会到原文的魅力，享受到与原文读者同样的乐趣，霍克思将研究与翻译相结合，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例如，《红楼梦》第九章中李贵学舌的诗句“攸攸鹿鸣，荷叶浮萍”，源自于《诗经》中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萍”之句。为了弥补译文读者在文化背景上的不足，霍克思没有直译“荷叶浮萍”，而是根据“食野之萍”创造了一个因音近而导致误用的诗句:

Hear the happy bleeding deer，

Grousing in the vagrant meads．

读到这样的诗句，读者不禁会疑问:“bleeding”的鹿怎么会“happy”了?词语的异常搭配很自然的会引起英美读者的察觉。细细咀嚼一下，他们不难想到这里应该为“breeding”一词。这个误用使得李贵傻乎乎的形象跃然纸上，充分体现了霍克思作为译者的良苦用心。在人名的翻译上，霍克思更是独树一帜，颇具匠心。他用法语来翻译贾家豢养的戏子，比 如 葵 官 Althée，芳 官 Parfumée，文 官Elégante，龄官 Charmante，玉官 Topaze 等。法国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法语具有阴性阳性之分，一看词便知是女性名字。霍克思还别出心裁的用拉丁语来翻译神仙的名字，如栊翠庵的妙玉Adamantina，茫茫大士 Impervioso，渺渺真人 Mysterioso，空空道人Vanitas等

(五)读者的反应和赞助人的影响

在作者、作品和读者的三维关系中，读者并不是被动的。读者群体有层次上的差异，他们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阅读译文的目的也不一样，因而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译者对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关注的程度往往会影响其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的运用。而赞助人对译者翻译过程中的抉择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诺德说过“翻译目的是由翻译行为的发起人或委托人确定的”，委托人即赞助人，它并不限指某一个具有影响力，能给予具体赞助的个人，还包括政府或政党的有关行政部门或权利机构，以及报刊、杂志、出版社等。霍克思《红楼梦》的翻译则是与英国最具权威、最负盛名的企鹅出版社达成协议并签订合同。这一特殊的赞助人也使得译作在面世之前便赢得了读者信任，译者有了更多的诠释空间和自由。《纽约书评》高度评价了该译作，认为霍克思充分再现了《红楼梦》深刻的内涵;《时代》杂志高教增刊版则认为，霍克思《红楼梦》译本是一部惊世之作，它向世人重新展现了一个失落的世界，是当今最杰出的英文译作之一。正是霍克思的翻译让英美读者了解了《红楼梦》。

三、结语

根据认知心理学，人的抉择过程实际就是信息处理过程，同样，译者的决择过程就是对原文信息进行处理的过程。翻译中的选择往往都是有目的、有意义的。功能语言学家也认为，任何选择都是有意义的，甚至不选择也是有意义的，因为不选择本身也是一种选择。在翻译的实践活动中，译者的各种选择都会受到种种制约。多种制约因素都在有形无形地影响着翻译。从霍克思对文本、读者和翻译策略等一系列的选择情况，我们不难看出:译者的每次选择都是译者能动参与的过程和结果。在译者选择如何以“一种语言的文本代替另一种语言的文本的过程”中，译者的个人经历、教育程度、个人修养、审美情趣等因素均在影响着翻译。译者的主体性在不断的能动选择过程中得到彰显，译文成为译者主体精神对象化、客观化的产物，体现了译者创造活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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