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美涛

(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皮日休是晚唐时期一位著名诗人，他出生于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曾两次参加科举考试，最终于咸通七年考取进士。成书于其两次科考之间的《皮子文薮》，鲜明地反映了皮日休的思想和才华。其中的杂文文风犀利，指斥时弊，被鲁迅誉为晚唐“一塌糊涂泥塘里的光采和锋芒”[1](P575)。唐朝末年，政治腐败，民生凋敝，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针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皮日休大声疾呼，认为唯有振兴儒学才能使国家秩序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他以儒者自居，希望统治阶级能够施行仁政，任用贤才，并自觉地在文章中阐述孔孟之道，表达对现实的种种看法。细读《皮子文薮》，不难发现其中很多文章在形式和思想上都存在继承《孟子》的地方。

一、皮日休杂文对《孟子》在形式上的继承

《孟子》是记述孟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其文不耽于说理，孟子机智的辩论之风以及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使其文章气势充沛，文采斐然，在先秦散文中独具一格，对后世的散文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皮子文薮》中，皮日休就多方借鉴了《孟子》写作方法。这首先表现在对《孟子》简约的语录体风格的效仿上。请看以下三例:

孟子曰:“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2](《离娄下》)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2](《离娄下》)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2](《离娄下》)

正如苏洵所言:“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3](P99)这些论说都短小精悍，点到即止，但却给读者以一种明快的感觉。而在《皮子文薮》中，这种类似“微博”[4]的文章也比比皆是。如:

小善乱德，小才耗道。[5](《鹿门隐书》)

以有善而不进，以有才而不修，孔门之徒，耻也。[5](《鹿门隐书》)

不思而立言，不知而定交，吾其惮也。[5](《鹿门隐书》)

这些短句点缀在文章当中，就像夜空中的星星一样熠熠闪光，吸引读者反复玩味。

孟子的仁政理想是恢复上古三代的清明政治，因而时常采用古今对比的手法，以寄寓今不如昔的感慨。如:

孟子曰:“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2](《告子下》)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2](《告子下》)

这种对比手法在《皮子文薮》中被频频使用。如:

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5](《鹿门隐书》)

古之用贤也，为国;今之用贤也，为家。[5](《鹿门隐书》)

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5](《鹿门隐书》)

这些句子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晚唐吏治的腐败，具有很强的战斗性，难怪会引起鲁迅的注意和赞赏。

在皮日休的杂文当中，有些句子直接来源于《孟子》原文。如孟子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2](《尽心上》)皮日休则曰:“君子不为其所不为，小人为其所不为。”[5](《鹿门隐书》)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2](《尽心下》)皮日休则曰:“伊尹之道，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吾得志，弗为也。”[5](《鹿门隐书》)在《读司马法》一文当中，皮日休更是直接引用《孟子》原文——“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以表达对统治者驱民于锋刃之下，不顾百姓死活的做法的强烈愤慨。

另外，皮日休在行文语气上，也借鉴了《孟子》的某些特点。众所周知，孟子善于辩论。在辩论中，孟子经常用不容辩驳的语气向对手展开攻势，往往使对手只有招架之力，无还手之功。而皮日休的杂文中亦充融着孟子的“浩然之气”，言语间往往以“仁义”的捍卫者自居，故其说理也经常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大有当年孟子“如若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2](《公孙丑下》)的气概。如在《三羞诗》的序言当中，皮日休以“皮子”自居;在《非沈约齐记论》、《正沈约评诗论》这类文章中，皮日休对沈约毫不留情地批判;在《请孟子为学科书》、《请韩文公配享太学书》这两篇文章中，皮日休又不遗余力地歌颂孟子和韩愈的功绩，体现出儒家文人鲜明的卫道精神……

二、皮日休杂文对《孟子》在思想上的继承

《皮子文薮》是皮日休“为科场迎考而编纂的，即所谓‘温卷’”。[6]其中很多文章都是根据儒家经典的观点立论的。在《十原》序文中，皮日休就说为文之道，重在“穷大圣之始性，根古人之终义”。而他所“原”最多的，就是孟子的思想。在《请孟子为学科书》一文中，他说“圣人之道，不过乎经，经之降者，不过乎史。史之降者，不过乎子。子不异乎道者，孟子也”;认为“夫孟子之文，粲若经传”，“孟子之功利于人亦不轻矣”，并向朝廷担保，如果把孟子设为学科后，没有收到很好的社会反响，自己甘愿受罚——“既遂之，如儒道不行，圣化无補，则可刑其言者”。

孟子的思想虽祖述孔子的“仁”，但却在很多方面作了更加深入的拓展。诸如捍卫儒学独尊地位，提出“仁义”并举，强调“民贵君轻”，就对包括皮日休在内的后世儒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孟子时代，百家争鸣，儒家受到来自道家和墨家等学派的非议。孟子以其出众的口才和嫉恶如仇的个性，对杨、墨之徒的辩难予以有力回击，不仅巩固了儒学的“阵地”，还使其他学说显得相形见拙，漏洞百出，为儒家的发扬光大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因为如此，皮日休说:“故孟子叠踵孔子，而赞其道”。[5](《文中子碑》)在《原化》当中，皮日休大力赞扬孟子:“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闢之，廓如也。故有周、孔，必有杨、墨，要在有孟子而已矣。”在他看来，儒家学说因为有了孟子的大力弘扬，才能在杨、墨学说“甚嚣尘上”的乱世立于不败之地。

唐代中后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长期发展，统治者对佛教的崇奉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唐懿宗佞佛成癖，“削军赋而饰伽蓝，困民财而修净业”[7](P349)，佛老的猖獗使儒学的生存空间日益狭窄。当此之时，皮日休以孟子为榜样，展开了对佛教的声讨。在《原化》一文中，皮日休开头便大力歌颂儒家的悠久历史:“圣人之化，出于三皇，成于五帝，定于周孔。其质也，道德仁义;其文也，诗书礼乐。此万代王者未有易是，而能理者也。”接着，笔锋一转，勾勒出佛之教对当世信徒的强大吸引力——“其民也，举族生敬，尽财施济，子去其父，夫亡其妻，蚩蚩嚚嚚，慕其风蹈其梱者，若百川荡滉不可止者”;在与佛教的对峙中，儒家处于明显的下风——“今知化者，唯西域氏而已矣。有言圣人之化者，则比户以为嗤。”皮日休对此极为不满:“岂圣人之化，不及于西域氏邪?何其戾也如是!”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天未厌乱，不世世生圣人，其道则存乎言，其教则在乎文。有违其言，悖其教者，即戾矣。”从中不难看出，皮日休希望像孟子和韩愈那样，举起尊儒的大旗，成为后世儒家的楷模。

皮日休出身农家，对农民有着深切的同情。在《三羞诗．其三》的序言中，皮日休写道:“丙戌岁，淮右蝗旱。日休寓小墅于州东，下第后，归之。见颖民转徙者，盈途塞陌。至有父舍其子，夫捐其妻，行哭立丐，朝去夕死。呜呼!天地诚不仁耶?皮子之山居，椸有袭，镬有炊，晏眠而夕饱，朝乐而暮娱。何能于颍川民，而独享是为?将天地遗之耶?因羞不自容，作诗以唁之。”皮日休把农民当做自己的衣食父母，而当看到一年四季辛勤耕种的颍州农民因为“蝗旱”而流离失所，自己却无能为力时，不由得深深自责起来。一句“天地诚不仁耶”，不仅是对天灾的不满，更是对人祸的抗议!

皮日休在《原谤》一文中说道:“后之王天下，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这种在封建社会被认为大逆不道的观点，其实来源于孟子。在《孟子·尽心下》中，孟子有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在《孟子·离娄下》中，孟子对齐宣王直言不讳地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甚至把残害民众的商朝统治者称为“一夫”[2](《梁惠王下》)，认为人民推翻他的残暴统治是合理的。这些观点都远远超越了时代，达到了战国时期民本思想的最高峰!而皮日休正是以孟子的民本思想作为武器，给当朝统治者敲响了警钟。

面对统治者对人民的疯狂剥削，皮日休毫不留情地加以抨击。仅在《忧赋》一文中，皮日休就一连吐露了自己的十七个忧思，其中:“夫于政而疲，于禄而尸。王道不宣，皇纲不维。元恶作矣，大盗乘之。是臣忧也。”——这是对晚唐君权式微、藩镇独大的不满;“封宗王嫡，所以贵亲。茅土继其后，印绶足以饰其身。至乃割域中之土宇，半天下之黎民。王犹未足，乱以遄臻。其甚者，篡则王伦、孙秀，杀则清河万人。是臣忧也。”——这是对藩镇兼并土地、相互攻伐的控诉;“命将兴师，夸力四夷。既侵岭徼，又定边陲。以无用之沙漠，竭有限之民资。是以先王谓之荒服，后嗣谓之羁縻。岂可使亲帅武旅，躬挥战麾。故汉高有白登之辱，隋煬有雁门之围。是臣忧也。”——这是对君主好大喜功、不恤民力而讨伐边夷的指责;“功作非宜，夺民农时。我作簠不粢，我黍阻饥。倾宫既作，阿房又施。人既怨矣，鬼其泣之。是臣忧也。”——这是对统治者侵夺农时、大兴土木的哀叹;“头会箕敛，关征市赋。民之胥怨，无所赴愬。人厌进修，家为积聚。仆式出于富人，弘羊拔于贾竖。是臣忧也。”——这是对统治者舍本逐末、残酷压榨农民的愤慨;“外戚之贵，上公是列。西汉则王根为玉山，东京则郭况制金穴。国步将移，天泽未歇。不师殷鑑，尚遵覆辙。是臣忧也。”——这是对外戚骄奢以至动摇国本的现象的揭露……

除了民本思想外，皮日休还继承了孟子的“养气”说。如在其《原己》一文中:“能以心求道者，不曰己乎?能以心为天子、为诸侯、为贤圣者，不曰己乎?是己之重，不独重于人，抑亦重于道也。尝试论之，能辱己者，必能辱于人;能轻己者，必能轻于人;能苦己者，必能苦于人。”这种对自我修养的重视就受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2](《公孙丑上》)精神的启发。

在《鹿门隐书·四十六》里，皮日休说道:“不位而尊者，曰‘道’。不货而富者，曰‘文’。噫!吾将谓得时乎?尊而骄者不为矣。吾将谓失时乎?富而安者吾为矣。”他将“道德”视为衡量尊卑贵贱的尺度，这无疑也类似孟子的观点:“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2](《公孙丑下》)二者都以德为贵，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三、皮日休杂文对《孟子》的突破

皮日休身处晚唐，先世的荣耀使他不甘于“汩汩于民间”[5](《皮子世录》)，渴望像老子和孔子那样“立大功、至大化、振大名”[5](《皮子世录》)。而在农民起义动摇李唐王朝的统治根基时，他依然不改初衷，自信可以在乱世有一番作为。这种强烈入世的态度使得他对孟子的一些观点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在战国时代，孟子奔走于诸侯国之间，宣扬儒家学说。然而，当齐宣王派使臣来召见他时，他却以生病为由，拒绝去拜见宣王。他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2](《尽心下》)，称赞伯夷和柳下惠为“百世之师”[2](《尽心下》)，这些都表明了孟子不是无条件地听命于诸侯，而是非常看重君主是否“有道”。

相对于孟子，皮日休则显得激进。在《鹿门隐书》中，皮日休说道:

“伯夷弗仕非君，弗治非民，治则进，乱则退。吾得志，弗为也。不仕非君，孰行其道?不治非民，孰急天下?以非君乎?汤不当事桀，文王不当事纣也。以非民乎?桀民不赴殷，纣士不归周矣。故伯夷之道过乎高，吾去高而取介者也。”

“柳下惠何事非君，何使非民，与恶人言，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吾得志，弗为也。夫蚍蜉，岂过人而有礼哉?民之下者，亦若是而已。柳下惠之道过乎溷，吾去溷而取辨者也。”

如此看来，皮日休并没有一味遵循孟子所称颂的伯夷和柳下惠之道，他更加务实，即便是世人眼中桀纣之君，皮日休也主张一行其道。正是基于这种思想，皮日休最终参加了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为农民起义政权摇旗呐喊!

皮日休虽然没有挽回唐王朝的颓势，但他对孟子的推崇却引起了后世儒家的共鸣——清人李松寿说:“孟子之得继孔、曾、思而称四子，韩子之能超轶荀、扬而上配孟子，虽经程、朱、欧、苏诸公表章论定，即谓其议，实自皮子开之，可也。”[8](P246)皮日休的思想既深深根植于儒家的传统学说，又根据时代的特点，加入了自己的发挥。这位具有“革命”思想的文人在封建时代只能是个悲剧，而在古代人民反抗暴政的历史上，他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资料:

[1]鲁迅．小品文的危机[A]．南腔北调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2]杨伯峻．孟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罗超，龚兆吉．文史英华:文论卷[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

[4]安立志．皮子“微博”浅释[J]．唯实，2012，(1)．95．

[5]皮日休．皮子文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6]李福标．皮日休散文体管窥[J]．西北大学学报，2000，(11):117－121．

[7]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3．

[8]李松寿．重刊宋本文获序·皮子文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