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仁扬

时间是历史的线索，年月日是历史事件的重要因素，没有明确的时间的历史，不可以称为信史。我国古代史应从夏禹开始已进入信史时代，《竹书纪年》曰：“帝禹夏后氏，元年壬子，王即位，居冀。”但至今人们不知道元年壬子是哪一年。同样，《竹书纪年》载成汤“十八年癸亥，王即位，居亳”，也不知癸亥是哪一年。至于周武王灭商之年，《今本纪年》曰帝辛“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又云武王“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连克商之年的干支都不确定，更不知克商之年是哪一年了。事实上夏元年壬子，商元年癸亥，都是正确的历史记载，只因后来的历史有失记的，有记错的，而使正确的记载也无法推算了。下面试对此进行考证。

一、我国古代史官的纪年方法

据《世本》说，黄帝始立史官，史官的职责就是记载当代的重大事件，收集和整理前人的历史事件，以时间为线索，编写成历史。一般来说，历史是后人写的。即使黄帝已立史官，有了当代的黄帝实录，但要整理成历史，盖棺定论，还是要靠后人来完成。最初的历史，由于时代久远，前人没有留下实录，后人编写历史，多为约略之言。如《春秋命历序》曰：“炎帝号曰大庭氏，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不能详记历史事件，只说传八世，五百二十年。到黄帝时有了史官，比较详细了，记帝某年（或王某年）史事及在位年数，这是最早的纪年方法。我国古代纪年的方法大致有三种：

1.帝某年（或王某年）及在位年数。

这种纪年方法是从黄帝开始，黄帝以前的历史无此种记载。如《今本纪年》首先从黄帝开始，曰：“元年，帝即位，居有熊。初制冕服。二十年，景云见。以云纪官。五十九年，贯胸氏来宾，长股氏来宾。七十七年，昌意降居若水，生帝乾荒。一百年，地裂。帝以土德王，应地裂而陟。”将帝某年事与在位年数都记载清楚了。虽然其中掺杂了一些后世的观念，如“一百年地裂，应地裂而陟”，不像是真实史料，其余的则不可不信。黄帝以下，帝挚少昊氏、帝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皆用这种方法记载。这可以说是最早的纪年方法。

2.用干支纪年。

用干支纪年是我们祖先的独创，全世界没有第二例。这项科技成果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史书无载。在殷墟发掘的甲骨文中，商王武丁时期的卜辞中，大量使用干支纪日。可见在商代，用干支纪年纪月纪日，已经是习以为常。据《今本纪年》载：“黄帝元年，帝即位，居有熊。”“帝颛顼元年，帝即位，居濮。”“帝喾元年，帝即位，居亳。”此三帝但云元年即位，而不云元年干支是什么。从帝尧以下则皆有元年干支了，“帝尧陶唐氏，元年丙子，帝即位，居冀。”“帝舜有虞氏，元年己未，帝即位，居冀。”“帝禹夏后氏，元年壬子，帝即位，居冀。”尧舜的元年干支，因时代久远无从考证，夏禹的元年干支壬子，我已考证为公元前2049年。由此可知，我国古人大约在夏代发明了干支纪年，距今已有四千年以上将近五千年的历史了。

用干支纪年有很多优点，比起用数字来准确而无误。我们祖先将天干分为十，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将地支分为十二，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天干与地支结合成干支，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相配，可以有六十个不同的干支，组成一个甲子。用于纪年，则六十年一循环，可以无限的推下去，几千年几万年千万年都可以用干支纪年。如果用于纪月，则六十月一循环，五年内的月份不混淆。用于纪日，两个月一循环，可以无限地排下去。比用数字记载准确而无误，也不必担心自己写错或被人改写。用干支纪年再辅以某帝（或某王）在位年数及诸王积年年数，可以记得一清二楚。不过用干支纪年的不足之处是，每六十年为一个甲子，每个甲子里都有一个相同的干支，如禹元年壬子，如果没有诸王积年年数的话，往往不知道是哪个甲子里的壬子，这就是我们现在已知夏代始年为壬子，却不知道夏代始于何年的原因。

3.干支纪年与公元纪年相结合。

公元纪年是从阿拉伯人开始的，在距今2000多年的时候，阿拉伯人兴起耶稣教，他们以耶稣诞辰之年为公元元年。以后各朝各代都沿用下来，形成了公元纪年。开始阿拉伯人使用，后来全世界的人都用公元纪年，公元元年以前的年代则称为公元前某年。这种方法传到我国的时候，我国学者经过推算，得到西周共和元年庚申，为公元前841年。从此将我国的干支纪年与国际上的公元纪年结合起来，对历史年代的记载更加精确无比了。

二、武王克商之年的考证

周王朝虽然比夏商二代去古未远，但周室史官对周初诸王的年代，记载颇为混乱。据《逸周书》记载，文王卒后，武王即位，有元祀二祀三祀的记载，到武王四祀时又改用文王受命十一年来纪年，有读者往往以为武王即位十一年。而且，文王受命元年是哪一年，诸书都无记载，当然也不知道文王受命十一年是哪一年，这是造成周初纪年混乱的原因之一。

武王崩后，周公摄政七年，有的书将此七年算到成王在位年数中，故有的书以周公摄政元年为成王元年，有的书则以成王亲政元年为成王元年，也造成了周初纪年的混乱。

关于武王克商之年，《尚书书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此十一年指文王受命十一年，亦即武王四祀，纣王三十二年。故《古本纪年》曰：“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今本纪年》云帝辛“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虽然《尚书》记载文王受命十一年伐殷，但因文王受命十一年不知是何年，故武王克商之年也不知是何年。

关于武王崩年，《尚书金縢》云：“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又云：“翌日乃瘳。”紧接着又说：“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没有写明白武王卒年为何年，是克商后两年还是三年。《逸周书作雒解》云：“武王克商，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肂于岐周。”这一段记载，使人误以为武王克商后当年十二月崩镐。而《尚书鸿范》云：“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则武王并非是克商之当年十二月崩镐。《大匡解》云：“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监。东隅之侯咸受赐于王，王乃旅之，以上东隅。”则知武王于文王受命十一年克商，十三年又东巡，建三监，访箕子，巡视东方诸侯。武王东巡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是武王东巡归来崩镐，而非克商归来崩镐。由于武王克商之年和卒年都不明确，后世对武王在位年数便有多种说法。《帝王世纪》说“七年（或六年）”。马端临《文献通考》说“武王七年”。《纲鉴易知录》也说“武王七年”。《逸周书明堂解》曰：“既克商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今本纪年》载武王“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诸侯伐殷，……十七年冬十有二月，王陟”。说法各异，有如乱麻。

武王克商之年是商周二代的断代年限，具有重要意义。没有明确的克商之年，就无法求得商汤灭夏之年，自然也无法求得夏代始于何年，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1996年5月，我国学术界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集中相关学科的优势，联合攻关，对武王克商之年及西周共和以前各王和商王武丁以下各王的年代进行考证，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有二百余人。经过三年的各方面的工作，1999年5月开始起草《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成果报告》，于2000年11月出版。从该《报告》来看，有几位周王的年世得到了确证，如昭王的年世，《帝王世纪》说“昭王51年”，《文献通考》亦说“昭王51年”。《今本纪年》载昭王19年，《断代工程》定为昭王在位19年。又用天文学方法验证了《竹书纪年》“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记载，认为懿王元年发生过日食，经过推算，这次日食发生在公元前899年4月21日，从而确定了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并确证懿王在位8年，孝王在位6年，夷王在位8年，厉王在位37年，而后与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相接。这是《断代工程》取得的重要成果。但由于在考证方法上，过于倚重于考古学资料和天文学资料，而相对的对文献资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未能求出正确的克商之年，也没有求出商王武丁以下各王和周初各王的确切年代。我认为考古学资料和天文学资料，一般只能提供一个年代范围，要求出具体的年代，还是要靠文献资料来取得。

近年来，学者们求克商之年有两种办法：

1.在已知幽王末年为公元前771年的情况下，求出西周诸王积年，即可求出周代始于何年，其上一年即为武王克商之年。这种办法《断代工程》提到了，《断代工程》云：“古本《竹书纪年》的西周积年，770年平王东迁，上推257年，始年在公元前1027年。”张广志《西周史与西周文明》也提到了，他说：“还有一种以西周诸王积年推定克商之年的办法。因为西周亡年（公元前771年）是明确的，如以《古本竹书纪年》之‘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自然可推出灭商之年为公元前1027年。”这种办法确实是一种好办法，可惜的是西周诸王积年并非是257年。257年这一资料来自《今本纪年》，“武王灭殷，岁在庚寅。二十四年，岁在甲寅，定鼎洛邑，至幽王257年。”明言257年是自定鼎洛邑之甲寅至幽王末年庚午，而不是西周诸王全部积年。可见在没有正确的西周诸王积年的情况下，不可能用这种办法求出克商之年。

2.在已知幽王末年岁在庚午的情况下，求出武王克商之年的干支，也可直接推出武王克商之年。这种办法张广志《西周史与西周文明》提到了，他说：“还可根据《今本竹书纪年》‘武王灭殷，岁在庚寅，……至幽王庚午’，‘共二百八十一年’的记载，推定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051年。”这种办法也是一种好办法，可惜武王克商之年不是“庚寅”，“武王灭殷，岁在庚寅”的出处是《今本纪年》。《今本纪年》在商王帝辛下云：“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在周幽王下云：“武王灭殷，岁在庚寅。”《古本纪年》《周纪》云：“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这三处都说克商之年岁在“庚寅”，又有一处说岁在“戊寅”。《今本纪年》商王帝辛下云：“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原注：始癸亥，终戊寅）。”此处以帝辛末年为“戊寅”。实际武王克商之年既不是“戊寅”，也不是“庚寅”，而是“戊子”。《今本纪年》将“戊子”讹为“戊寅”，是因为《今本纪年》将商代诸王积年算错了，商代积年本应是五百六年，而误为四百九十六年。若以四百九十六年计，则为“戊寅”，若以五百六年计，则为“戊子”。唐代高僧一行又将“戊寅”讹为“庚寅”。据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云：“《竹书》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新唐书历志》。案：此唐代一行《历议》所引，‘庚寅’二字为一行推算所得，非《纪年》原文。《尚书泰誓书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与《纪年》合。”根据方、王二人的案语，《纪年》原文没有“庚寅”二字，此二字是唐代高僧天文学家一行推算所得。同样，在没有求得正确的武王克商之年干支的情况下，也不能用这种办法求出克商之年。

我国的文献资料十分丰富，只要我们认真细致地进行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是能得到我们需要的真实史料的。据《尚书大传》说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代立。《逸周书柔武解》云：“文王既没，武王嗣位，告周公旦禁五戎，作《柔武》。”《柔武》云：“维王元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五戎不禁，其民乃淫。”此云维王元祀，即武王元年。又《小开武解》云：“维王二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呜乎！余夙夜忌商，不知道极。”此为武王二祀。《酆谋解》云：“商谋启平周，周人将兴师以承之，作《酆谋》。”《酆谋》云：“维王三祀，王在酆。”此为武王三祀。这一年，商计划伐周，周则准备迎战，双方都做好准备，战争一触即发。到武王四祀，即文王受命十一年，武王东伐纣。由于武王是打着文王的旗号，以太子的身份东伐纣，故这一年不称武王四祀，而改称文王十一年。这一年也是纣王三十二年，即武王克商之年。武王克商之后，仍然用文王受命之年来纪年，《逸周书武儆解》云：“维十有二祀四月，王告梦，……命周公旦立后嗣。”《大匡解》云：“维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监。东隅之侯咸受赐于王，王乃旅之，以上东隅。”此即文王受命十三年，武王即周王位之六祀，即天子位之二年，武王又一次来到中土之管，建三监，并赏赐东方诸侯，而且进行了东巡。此年归来崩于镐。《逸周书作雒解》将武王克商与武王东巡合为一事，曰“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实是东巡归来崩镐。

关于武王伐纣，《史记周本纪》云：“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此九年是武王二祀，文王受命九年，武王东观兵的事。《周本纪》又云：“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居两年即又过了两年，即文王受命十一年，东伐纣，克商。以上诸书，《竹书纪年》《尚书》《逸周书》《史记》等，都记载了武王克商之年为文王受命十一年，但却仍然不知道克商之年为何年。

对于克商之年的记载，唯《帝王世纪》记载最精确。《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云：“武王二年，观兵至盟津之上，四年，始伐殷为天子。”此与《史记周本纪》记载完全相符。又云：“武王四年，起师而东，遂率戎车至鲔水，甲子，至于商郊。”《史记周本纪》集解引皇甫谧云：“武王定位元年，岁在乙酉，六年庚寅崩。”此云武王定位元年，亦即武王为周王元年，文王受命八年，岁在乙酉。那么武王二年，即文王受命九年，武王东观兵，岁在丙戌。武王四年，即文王受命十一年，武王克商，岁在戊子。其明年岁在己丑，武王始建国为元祀。武王六年，即文王受命十三年，武王即天子位二年，王在管。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岁在庚寅。这与诸书记载完全相符。《史记封禅书》云：“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来宁而崩。”正与此合。由《帝王世纪》这两条记载，确证武王克商之年，岁在戊子。从幽王末年庚午，公元前771年，上推至戊子，为公元前1053年。此年为商周断代之年，下推可以与共和元年相接，上推至商汤元年癸亥，为公元前1558年。再上推至夏禹元年壬子，为公元前2049年。则中国历史自夏禹以来皆凿凿可考，为信史。

三、西周诸王在位年数与西周积年

张广志《西周史与西周文明》云：“关于西周诸王年世，皇甫谧《帝王世纪》一书，武王7年（或6年），周公行政7年，成王30年，康王26年，昭王51年，穆王55年，共王20年，夷王16年等。宋元间人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50《帝系一》：武王7年，成王 37年，康王26年，昭王51年，穆王55年，共王12年，懿王25年，孝王15年，夷王16年，厉王37年等。”《今本纪年》记载的周王年世为：“武王6年，成王37年，康王26年，昭王19年，穆王55年，共王12年，懿王25年，孝王9年，夷王8年，厉王26年（含共和14年），宣王46年，幽王11年。”《纲鉴易知录》记载为：“武王7年，成王37年，康王26年，昭王51年，穆王55年，共王12年，懿王25年，孝王15年，夷王16年，厉王37年，共和14年，宣王46年，幽王11年。”《夏商周断代工程》考证结果是：“武王4年，成王22年，康王25年，昭王19年，穆王55年，共王当年改元23年，懿王8年，孝王6年，夷王8年，厉王37年，共和当年改元14年，宣王46年，幽王11年。”对西周诸王在位年数，诸书记载皆有差异，今考证如下：

武王的在位年数，《文献通考》《纲鉴易知录》皆云7年，《今本纪年》云6年，《断代工程》云4年。今据《帝王世纪》武王四年克商，明年即位，六年庚寅崩，明确武王在位二年。关于周公摄政，诸书皆有记载，《左传》曰：“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文献通考》《纲鉴易知录》《今本纪年》皆不言周公摄政7年，而记成王在位37年，是包括了周公摄政7年。《类聚》卷12引《帝王世纪》云：“成王元年，周公为冢宰，摄政，王年少未能治事，故号曰孺子。八年春，正月朔，王始躬政事，以周公为太师，封伯禽于鲁，父子并拜，周公拜于前，鲁公拜于后。”这里所说的成王元年，是周公摄政之元年，八年，才是成王亲政之元年，也是成王封伯禽于鲁之年。《汉书律历志》引刘歆《三统历》曰：“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鲁之岁也。后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顾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沫水’，作《顾命》。”这里所说的成王元年，是成王亲政元年，三十年，则是成王作《顾命》而后去世之年。可知成王实际在位30年，诸书所记37年，是包括周公摄政的7年。成王亲政元年，封周公为太师，封伯禽于鲁，父子并命，《史记鲁世家》集解据徐广引皇甫谧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这条记载也可证明成王在位30年。成王元年，亦是鲁公伯禽之元年，伯禽在位46年，卒于康王16年。《史记鲁世家》对历代鲁公的在位年数，记载比较连贯且正确，间或还能看出鲁公与周王的对应关系。张广志《西周史与西周文明》云：“太史公写《周本纪》时，已弄不清西周好几位王的在位年数，而《鲁世家》却连贯，具体记有考公以下历代鲁公的在位年数，间或还具体点明‘真公十四年，周厉王无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孝公二十五年，诸侯畔周，犬戎杀幽王’一类的对应关系，从而为后人利用鲁纪年索解周王年数提供了帮助。这样，鲁孝公二十五年当西周灭亡之公元前771年，上推考公元年当公元前998年。”考公以上便是伯禽，伯禽在位46年，其元年当公元前1043年，这一年亦是成王即位之元年。

以上三位周王的年数确定下来，即武王2年，周公7年，成王30年。康王诸书皆云26年，可信。昭王在位年数，《帝王世纪》《文献通考》《纲鉴易知录》皆云昭王51年，而《今本纪年》《断代工程》为19年，今依《今本纪年》定为19年。诸书皆以穆王在位55年，可信。诸书多以共王在位12年，《断代工程》定为23年，《纪年》云“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断代工程》考证此年为公元前899年，并据金文历谱确定懿孝夷三王在位年数分别为8年、6年、8年。则共王在位年数为14年，才能与懿王元年相接。厉王在位年数，《文献通考》《纲鉴易知录》皆云37年，《今本纪年》云26年，还包括共和14年在内。《断代工程》根据考古资料晋侯苏钟铭文，得出厉王33年为公元前845年，则公元前841年为厉王37年，明确了厉王在位37年，岁在庚申，流于彘，共和当年改元。共和以后，宣王和幽王在位年数早有定论，分别为46年和11年。西周诸王年世如下：

武王 元年己丑 前1052 崩年庚寅 前1051在位2年

周公 元年辛卯 前1050 还政丁酉 前1044在位7年

成王 元年戊戌 前1043 崩年丁卯 前1014在位30年

康王 元年戊辰 前1013 崩年癸巳 前988在位26年

昭王 元年甲午 前987 崩年壬子 前969在位19年

穆王 元年癸丑 前968 崩年丁未 前914在位55年

共王 元年戊申 前913 崩年辛酉 前900在位14年

懿王 元年壬戌 前899 崩年己巳 前892在位8年

孝王 元年庚午 前891 崩年乙亥 前886在位6年

夷王 元年丙子 前885 崩年癸未 前878在位8年

厉王 元年甲申 前877 流年庚申 前841在位37年

共和 元年庚申 前841 终年癸酉 前828在位14年

宣王 元年甲戌 前827 崩年己未 前782在位46年

幽王 元年庚申 前781 崩年庚午 前771在位11年

以上诸王在位年数合计为283年，除去共和当年改元，则西周诸王积年为282年。

四、商代诸王在位年数及商代积年

对于商代诸王在位年数，《今本纪年》记载十分翔实，自汤元年癸亥至帝乙元年庚寅，各王元年干支都记载准确无误。各王在位年数，除帝乙和帝辛外，也都记得无半点差错。由此而发现《今本纪年》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它是晋国史官收集并整理的古代编年史，或许是夏代史官和商代史官已经写定的夏商二代编年史，而晋国史官比较完整的保存下来了。即使不是晋国史官收集并整理，仅是完整的保存下来，也是一大功劳。因为这种重要资料，本应该是周王室史官加以妥善保存的，而周王室却没有，周之宗室鲁公也没有，其他国家都没有。可见晋国史官功劳之大了。过去，学者们对《今本纪年》所记史实半信半疑，王国维甚至提出“废此书可”，钱穆《周初地理考》也跟着说“今本伪《纪年》”，实在是学者们自己有失明鉴，看不出它是一块美玉，反诬它是一块顽石。

罗琨《甲骨文解谜》云：“晋武帝太康二年（281），汲郡（今河南汲县）人盗发战国魏王墓，得竹简数十车，盗墓者曾烧简策照明，待官府收取时，多剩下烧余的断简，武帝命交付掌管图谱的官署，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后整理出《竹书纪年》《穆天子传》《易经》还有近似《尔雅》的《名》等古籍75篇。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前言》云：“《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县西南）的一座古墓里出土。这部史书写在竹简上，被称为《竹书》；由于它按年编次，又被称为《纪年》。有的冠以出土地点，被称为《汲郡竹书》或《汲冢纪年》。

《竹书纪年》原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史事，周幽王以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以后用魏国纪年，至魏襄王二十年（前299）为止。所记与传统的记载颇多违异，但是有些记载却与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相符合。如《史记》认为商王大戊是中宗，《竹书》认为中宗是祖乙，后来甲骨文出土，也有‘中宗祖乙’。齐桓公在位年数，《史记》为六年，《竹书》作十八年，后有《陈侯午敦》青铜器出现，铭文是齐桓公十四年的事。《史记》认为共和是周公、召公共同执政，《纪年》载‘共伯和干王位’。

《竹书纪年》的原简早已散失，晋代学者荀勗、和峤、束晳等人所作的释文，也逐渐失传。现存的《竹书纪年》是后人重编的，……但在南北朝至北宋的一些古书的注释以及某些类书中，还引用了较多的原本《竹书纪年》的佚文。清代学者朱右曾曾将部分佚文汇辑起来，编为《汲冢纪年存真》。近代学者王国维又在《存真》的基础上重辑为《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解放后，范祥雍先生又对《辑校》加以较订增补，编为《古本竹书纪年辑较订补》。这种从古代典籍中汇辑《竹书纪年》原本佚文辑校而成的本子，如《存真》《辑校》却成为‘古本’，现存的《竹书纪年》则被称为‘今本’。明代天乙阁主人范钦重编今本《竹书纪年》，在南宋时，可能已有今本《竹书纪年》，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总结了前人的成果，本书也收入。”

从《前言》介绍的情况，原本《竹书纪年》是晋人用今文写的。由于盗墓者燃了不少竹简，剩余的断简，晋人校缀整理时，必然有脱文，如商代诸王大都有准确的元年干支和在位年数，惟帝辛元年干支错误，帝乙和帝辛在位年数与他书不合，这可能是被烧掉的部分竹简，无法写出原文，晋人以后世的说法补写上去，故与史实不符。原本《竹书纪年》散失后，南宋时已有《今本纪年》，则《今本纪年》可能是原本《竹书纪年》流传下来的本子，虽是后人重编的，却保留了原本《竹书纪年》的绝大多数内容。而《古本纪年》是学者们从古典中汇辑原本《竹书纪年》的佚文而编成的，内容零乱，不相连接，与《今本纪年》基本上完整的编年史不能相比。然而人们大多有一种错觉，以为《古本纪年》是原本《竹书纪年》，《今本纪年》是后人编写的，不足信。连王国维也有这种误解，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云：“余治《竹书纪年》，既成《古本辑校》一卷，复怪今本《纪年》为后人蒐辑，其迹甚著，……乃复用惠（元和惠定宇徵君作《古文尚书考》）孙（仁和孙颐谷侍御作《家语疏证》）二家法，一一求其所出，始知今本所载殆无一不袭他书。其不见他书者，不过百分之一，又率空洞无事实，所增加者年月而已。……夫事实既具他书，则此书为无用；年月又多杜撰，则此说为无征。无用无征，则废此书可，又此《疏证》亦不作可也。”王国维完全否定了《今本纪年》的学术价值，是因为他没有发现《今本纪年》所记载的是夏商二代的编年史，很可能是夏代史官和商代史官留下的真实史料，周代编年史则是晋国史官收集并整理的周代真实历史，而误以为是后人蒐辑他书写成的。他说今本所载无一不袭他书，实际是今本所载大多是《竹书纪年》的原文，括弧中虽引他书作佐证，而他书所记亦是《竹书纪年》的原文，或是与原文相同的内容。从实质上说，是他书袭今本，而非今本袭他书。他说年月又多杜撰，实际年月最难杜撰，若无真实史料为依据，商代诸王的元年干支和在位年数，不可能如此准确无误。与王国维的观点相反，我认为《今本纪年》保存了原本《竹书纪年》的大部分内容，或者《今本纪年》可能就是原本《竹书纪年》，原本《竹书纪年》本来就是用今文写的。

根据《今本纪年》的记载，商代自汤至帝乙的元年干支都很清楚，无须考证。关于帝乙和帝辛的在位年数，《今本纪年》云帝乙“九年陟”，帝辛“五十二年，周始伐殷”。此恐误，帝乙在位不止九年，帝辛则无五十二年之长。《断代工程》云：“帝乙26年，帝辛（纣）30年。”《钢鉴易知录》：“帝乙三十有七祀，王崩。”“纣辛三十有二祀，商亡。”《御览》八二三引《帝王世纪》云：“帝乙即位三十七年。”《初学记》卷九引皇甫谧云：“纣二年，纳妲己，二十年，囚文王，三十年，武王观兵于盟津。”又云：“武王二年，观兵至盟津之上，四年，始伐殷为天子。”则《帝王世纪》亦以纣王在位三十二年。由此知《今本纪年》所记帝辛“五十二年，周始伐殷”，其“五十二”当是“三十二”之讹。至于帝乙的在位年数，《今本纪年》载帝乙元年庚寅，今已知帝辛三十二年，岁在戊子。自庚寅至戊子为五十九年，除去帝辛的三十二年，帝乙在位年数当为二十七年。由此知《帝王世纪》所谓“帝乙即位三十七年”当是“二十七年”之讹。

商代诸王年世如下：

商汤 元年癸亥 前1558 崩年甲戌 前1547在位12年

外丙 元年乙亥 前1546 崩年丙子 前1545在位2年

仲壬 元年丁丑 前1544 崩年庚辰 前1541在位4年

太甲 元年辛巳 前1540 崩年壬辰 前1529在位12年

沃丁 元年癸巳 前1528 崩年辛亥 前1510在位19年

小庚 元年壬子 前1509 崩年丙辰 前1505在位5年

小甲 元年丁巳 前1504 崩年癸酉 前1488在位17年

雍己 元年甲戌 前1487 崩年乙酉 前1476在位12年

太戊 元年丙戌 前1475 崩年庚子 前1401在位75年

仲丁 元年辛丑 前1400 崩年己酉 前1392在位9年

外壬 元年庚戌 前1391 崩年己未 前1382在位10年

河亶甲 元年庚申 前1381 崩年戊辰 前1373 在位9年

祖乙 元年己巳 前1372 崩年丁亥 前1354在位19年

祖辛 元年戊子 前1353 崩年辛丑 前1340在位14年

开甲 元年壬寅 前1339 崩年丙午 前1335在位5年

祖丁 元年丁未 前1334 崩年乙卯 前1326在位9年

南庚 元年丙辰 前1325 崩年辛酉 前1320在位6年

阳甲 元年壬戌 前1319 崩年乙丑 前1316在位4年

盘庚 元年丙寅 前1315 崩年癸巳 前1288在位28年

小辛 元年甲午 前1287 崩年丙申 前1285在位3年

小乙 元年丁酉 前1284 崩年丙午 前1275在位10年

武丁 元年丁未 前1274 崩年乙巳 前1216在位59年

祖庚 元年丙午 前1215 崩年丙辰 前1205在位11年

祖甲 元年丁巳 前1204 崩年己丑 前1172在位33年

廪辛 元年庚寅 前1171 崩年癸巳 前1168在位4年

康丁 元年甲午 前1167 崩年辛丑 前1160在位8年

武乙 元年壬寅 前1159 崩年丙子 前1125在位35年

文丁 元年丁丑 前1124 崩年己丑 前1112在位13年

帝乙 元年庚寅 前1111 崩年丙辰 前1085在位27年

帝辛 元年丁巳 前1084 崩年戊子 前1053在位32年

以上商代诸王积年共五百六年。而《史记殷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曰：“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今本纪年》亦云：“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原注：始癸亥，终戊寅。《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纪年》，《文选六代论》注《通鉴外纪》分引，原注‘戊寅’乃‘庚寅’之讹。案：自癸亥至庚寅，实五百八年，而以诸帝积年计之亦同，并与都数不合。……古《纪年》‘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与《易纬·稽览图》同）。”

根据《今本纪年》所载商代诸王编年史，毫无疑问汤灭夏以至于受，三十王，用岁五百六年。由于《易纬·稽览图》误为“用岁四百九十六年”，古《纪年》从之，《今本纪年》亦从之。原注本来是“始癸亥，终戊子”，为了与四百九十六年相傅，改为“始癸亥，终戊寅”。唐代一行又将“戊寅”讹为“庚寅”。

五、夏代诸帝在位年数与夏代积年

夏代诸帝的元年干支，除太康仲康外，《今本纪年》皆有明确记载。太康仲康的元年干支与史实不符，可能是原简被盗墓人烧掉了。夏代诸帝的在位年数，《今本纪年》所载，往往少两年或三年或一年，可能与丧毕即位之说有关。商代诸王没有此种现象，夏代诸帝大多有此现象。好在夏代诸帝的元年干支，除太康仲康之外，可以说非常清楚，有了元年干支，在位年数很容易推算出来，所需考证者，帝相以前的四帝而已，考证如下：

夏禹的在位年数，《今本纪年》曰：“八年，秋，八月，帝陟于会稽。”说夏禹在位八年。然《史记夏本纪》云“十年，帝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则夏禹在位不止八年。又《今本纪年》曰“帝启，元年癸亥”，由此知夏禹崩年，岁在壬戌，自壬子至壬戌，在位十一年。

帝启的在位年数，《今本纪年》曰：“十六年陟。（《路史后纪》十三：‘启在位十有六岁，年九十一’，此本之。《真诰》十五引《竹书》‘启即位三十九年，亡年七十八’）。”此有二说，一云十六年，一云三十九年。又据《北堂书钞》卷十三引《纪年》“启征西河，《纪年》云”。《路史后纪》卷十三云：“既征西河。注：《纪年》在二十五年。”《路史国名纪》：“西河，后启征之，见《纪年》。”《御览》八十二引《帝王世纪》“启三十五年征河西”。可见启在位不止十六年，当以《真诰》所引《竹书》以帝启在位三十九年为是。

太康的元年干支与在位年数，《今本纪年》载：“帝太康，元年癸未，帝即位，居斟寻。”又云：“四年陟。（《帝王世纪》《通鉴外纪》皆云‘在位二十九年’。《路史后纪》十三云：‘在位盖十有九岁，失政，又十岁而死’。并与此异。）”《御览》卷八十二引《帝王世纪》云：“太康无道，在位二十九年，失政而崩。”《纲鉴易知录》云：“辛酉，二十九岁（前2160）王崩于阳夏。”诸书皆云太康在位二十九年，今依诸书定为二十九年，元年壬寅，崩年庚午。

仲康的元年干支与在位年数，《今本纪年》云：“帝仲康，元年己丑，帝即位，居斟寻”。又云：“七年陟。（《通鉴外纪》：‘仲康在位十三年。’《路史》注引《绍运图》同，《年代历》‘二十六年。’《路史后记》：‘仲康，十有八岁崩’。均与此互异。）”此有7年、13年、26年、18年四说。《钢鉴易知录》：“甲戌，十有三岁（前2147）王崩，子相践位。”亦云在位十三年。今据《今本纪年》：“帝相，元年戊戌。”则仲康崩年，岁在丁酉，在位二十七年。

帝相，《今本纪年》云：“帝相，元年戊戌。”又云：“二十八年，寒浞使其子浇弑帝。”则帝相在位二十八年很明确，元年戊戌，崩年乙丑。

寒浞篡位，元年丙寅，《今本纪年》云：“夏世子少康生（原注：丙寅年）。”此年即是寒浞篡位元年。《今本纪年》又云：“世子少康使汝艾伐过杀浇（原注：甲辰年）。”“少康自纶归于夏邑（原注：乙巳年）……案：（原本小注‘寒浞自丙寅至乙巳，凡四十年’。）”则寒浞篡位共四十年。

少康，《今本纪年》云：“帝少康，元年丙午。”又云：“二十一年陟。（《通鉴外纪》‘少康在位二十一年’。《路史后纪》十三：‘在位四十有六岁’。）”说法不一。但据《今本纪年》“帝杼元年己巳”，则少康崩年，岁在戊辰，在位二十三年。《今本纪年》所记少二年。以下诸帝的在位年数，多属这种情况，大多少两年或三年或一年，情况如下：

帝杼 元年己巳 《今本纪年》云17年陟 实际在位19年

帝芬 元年戊子 《今本纪年》云44年陟

帝芒 元年壬申 《今本纪年》云58年陟 实际在位59年

帝泄 元年辛未 《今本纪年》云25年陟 实际在位28年

帝不降 元年己亥 《今本纪年》云59年禅位

帝扃 元年戊戌 《今本纪年》云18年陟 实际在位21年

帝廑 元年己未 《今本纪年》云8年陟 实际在位10年

帝孔甲 元年己巳 《今本纪年》云9年陟 实际在位11年

帝昊 元年庚辰 《今本纪年》云3年陟 实际在位5年

帝发 元年乙酉 《今本纪年》云7年陟

帝癸 元年壬辰 《今本纪年》云31年灭

《今本纪年》对末帝夏桀的元年干支与在位年数记载很准确，“帝癸元年壬辰”，又云：“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这一年岁在壬戌。《唐书历志》：“张说《五星议》：‘成汤伐桀，岁在壬戌，其明年，汤始建国为元祀’。”完全相符。

夏代诸帝年世如下：

夏禹 元年壬子 前2049 崩年壬戌 前2039在位11年

帝启 元年癸亥 前2038 崩年辛丑 前2000在位39年

太康 元年壬寅 前1999 崩年庚午 前1971在位29年

仲康 元年辛未 前1970 崩年丁酉 前1944在位27年

帝相 元年戊戌 前1943 崩年乙丑 前1916在位28年

寒浞篡位 元年丙寅 前1915 终年乙巳 前1876 在位40年

少康 元年丙午 前1875 崩年戊辰 前1853在位23年

帝杼 元年己巳 前1852 崩年丁亥 前1834在位19年

帝芬 元年戊子 前1833 崩年辛未 前1790在位44年

帝芒 元年壬申 前1789 崩年庚午 前1731在位59年

帝泄 元年辛未 前1730 崩年戊戌 前1703在位28年

帝不降 元年己亥 前1702 逊位丁酉 前1644 在位59年

帝扃 元年戊戌 前1643 崩年戊午 前1623在位21年

帝廑 元年己未 前1622 崩年戊辰 前1613在位10年

帝孔甲 元年己巳 前1612 崩年己卯 前1602 在位11年

帝昊 元年庚辰 前1601 崩年甲申 前1597在位5年

帝发 元年乙酉 前1596 崩年辛卯 前1590在位7年

帝癸 元年壬辰 前1589 终年壬戌 前1559在位31年

以上夏代积年，自禹至桀十四世，十七王，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九十一年。而《今本纪年》误为四十七十一年。明白地知道始壬子终壬戌，为什么算成471年呢？我以为《今本纪年》在计算方法上出现了错误，首先没有把帝相以前的四帝的在位年数考证清楚，也没有把帝相以后各帝，因泥于丧毕即位之说，少算的那一部分纠正过来。这样将诸帝的在位年数拼凑起来还不到四百年。又要符合始壬子终壬戌这一条，只得用七个甲子420年加11年为431年，再加上寒浞在位40年，合为471年。按理说，寒浞在帝相与少康之间，他的40年应在甲子之内，不应该在420年以外。对《今本纪年》计算夏代诸帝积年的方法，可从王国维的案语看得一清二楚，《今本纪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原注：始壬子，终壬戌。《御览》八十二引《纪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案：此都数与上诸帝在位之年数不合。综计上诸帝在位之年数，则禹八年，启十六年，太康四年，仲康七年，相二十八年，少康二十一年，杼十七年，芬四十四年，芒五十八年，泄二十五年，不降五十九年，扃十八年，廑八年，孔甲九年，昊三年，发七年，癸三十一年，凡三百七十三年之数，则少康陟时年已百二十岁，事难征信。又本书诸帝即位之年，各著岁名，以岁名核之，则夏后氏始壬子，终壬戌，凡四百三十一年，而寒浞四十年亦在其中。考昔人所以定寒浞为四十年者，以古本《纪年》云：‘夏四百七十一年’，而《汉书律历志》云：‘四百三十二年’，《易纬稽览图》云：‘禹四百三十一年’，差四十年，遂以此四十年为无王之世以调停之。……至诸帝在位年数，复与此四百三十一年之都数不合者，因作伪者复假设丧毕即位之说。故启在位之年数以岁名差之，得十九年，而本书云十六年陟，……其参差无例亦甚矣）。”据王国维案语，充分说明夏代积年又是《易纬稽览图》根据始壬子终壬戌，取七个甲子加11年为431年，《古本纪年》及《今本纪年》又加40年而定为471年。不是根据史实而来，故有此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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