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惠娟，金兰芬

(1.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浙江杭州 310058;2.浙江农林大学天目学院，浙江杭州 311300))

宽泛意义上的美国非裔文学研究始于1901年，至今已有112年的历史。在中国近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林纾1901年翻译出版的《黑奴吁天录》是研究美国黑人民族及黑人文学的开山之作。这部小说不仅为美国非裔文学早期的奴隶叙事文学提供了一种范式，也为美国非裔文学批评增添了诸多的文学概念与词汇。美国非裔文学研究在中国的译介和宣传期(1901－1976)体现了两个阶段、两种行为:第一阶段1901－1949为“爱国行为”;第二阶段1949－1976为“政治行为”，这两种行为都带有宣传性质，故笔者将这一阶段称为“译介和宣传期”。

近现代中国的翻译文学史有一个重要的传统——介绍弱小民族文学，将中华民族与黑人民族、印度民族、马来民族、犹太民族和朝鲜民族一道视为没有地位的一类。这些学者们视黑人为弱小种族，将其划入受同情、受支持的行列，为其勾勒出一个受难的形象，目的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译作来唤醒国民的民主意识和爱国热情。其中社会影响最大的，要数林纾的《黑奴吁天录》(1901)，因为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处境，与小说中的“黑奴”不无相似。此书出版后，引起全国各界人士的重视，不少人纷纷赋诗作文，悲叹黑人之苦境，感慨国人之命运。爱国人士乔志高从海外撰文题名“黑人不吁天了”，向国人介绍理查德·赖特的《老汤姆的子孙》(1938)。赖特的自传体小说《黑人的儿子》(1945)几乎在美国一出版，就由大东书局和作家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朱绮译，1947)②，乔志高介绍时更是用了“《黑人的儿子》——一部新的《黑人吁天录》”作标题，与林纾的《黑奴吁天录》相呼应。1933年7月，美国著名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以私人身份对上海和南京进行了为期3周的访问，使美国黑人诗歌的译介出现了一个小的高潮。除了1934年谷风翻译发表在《文学》的《给黑人女郎》和《黑的花环》等休斯诗歌外，夏征农、祝秀侠翻译了休斯的长篇小说《不是没有笑的》(1930)，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出版;杨任1937年翻译了《黑人诗选》(黎明书局，1944年重印);《文学月报》1941年第3期发表了《休斯诗两章》(袁水拍译);邹绛1952年翻译出版了《黑人诗选》，1953年，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了由袁水拍编译的《新的歌》，其中收录了休斯的9首诗歌;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张奇翻译的《黑人诗选》。但30－50年代对休斯等黑人诗人作品的译介，主要是通过左翼作家及与左联相关的出版物和机构，译介的也都是休斯较激进的作品，这无疑与左联的政治立场和当时的文艺思想有关。兰斯顿·休斯研究专家罗良功(2010:94)认为:“兰斯顿·休斯自其1933年的中国之行开始为中国所了解，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中国文学界有过两次规模不大的休斯作品翻译浪潮，但是中国关于休斯的学术研究直到70年代末期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才得以展开。”

1954年，施咸荣选译的《黑人短篇小说选》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1955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了贝特逊和康莱德叙述美国当局迫害黑人的长篇小说《斯考兹勃罗案件》，黄耀平译。1958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陶乐赛·史特林创作，蒋恩钿翻译的《自由列车》，该小说讲述了庄园奴隶与奴隶主作斗争的故事。

不少美国非裔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是先被译为俄文，再由俄文转译为中文。比如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反奴隶制小说《白奴》(1836;1958)就是由李俍民从俄文转译过来的。1953年3月，伐希列侬夫翻译了杜波依斯于1952年2月发表于美国杂志《群众与主流》的《在争取和平的战斗中》，并以“杜波依斯及其新著《在争取和平的战斗中》”为题名发表于《苏联文学》(1953年第2期)，在苏联首次介绍了美国著名的黑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杜波伊斯及其作品;中国学者黄嘉德将该书由俄文翻译成汉语，1953年发表于《文史哲》第4期，第一次引起了国人对杜波依斯的关注。1963年8月27日，杜波依斯在加纳逝世。毛泽东主席向杜波依斯夫人发去电报，悼念杜波依斯。与此同时，杜波依斯的著作也在我国文学翻译界引起了空前的关注和重视，各大出版社纷纷组织翻译杜波依斯的著作，其中包括由辛华翻译，世界知识社1953年出版的《为和平而战斗》、由维群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版的《黑人的灵魂》;杜波依斯的夫人雪莉·格雷汉姆描写黑人领袖弗雷德利克·道格拉斯英雄事迹的长篇小说《从前有个奴隶》，由贝金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约翰·布朗》，贝金翻译，三联书店1959年出版;《非洲:非洲大陆及其居民的历史概述》，秦文允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出版。

与杜波伊斯的作品同时翻译出版的还有，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兼作家罗伯特·威廉(Robert Williams，1925–1996)的代表作《带枪的黑人》(陆任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美国“哈莱姆作家协会”主席、杰出的黑人政治活动家约翰·奥列佛·基伦斯的作品《于是我们听到了雷声》(外国文学新作提要，内部发行，北京作家出版社，1965.9.)、黑人歌王、社会活动家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1898－1976)的自传《我就站在这儿》(赵泽隆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同年出版的还有《保罗·罗伯逊演唱歌曲集》(上海音乐出版社，朱笙均林蔡冰编，1958)。

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浩劫里，外国文学译介几乎完全停止，但有两件事并没有停止，一是中国政界和文化界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和左翼思想作家的友好往来没有停止。1966年初，民权领袖，美国有色人种协会、北卡罗莱纳门罗分会主席罗伯特·威廉携妻子访华。在他的请求下，毛泽东发表了《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美国“哈莱姆作家协会”主席、杰出黑人政治活动家约翰·基伦斯于1973年访华，回国后基伦斯将他访问中国的感受写成报道“黑人在新中国”发表于《黑人世界》(1974年11月)，赞美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建设。二是对杜波依斯作品的出版与翻译依然在有组织地进行:《约翰的归来》，黄子祥译，商务印书馆1960初版，1979年重版;黑色火焰三部曲:《孟沙的考验》、《有色人种的世界》、《孟沙办学校》，主万、徐汝椿、陈良廷译，作家出版社1966年出版;《约翰·布朗》北京微电机厂工人理论组根据1959年三联书店贝金译本节编，人民出版社1976再版。

从1901年的《黑奴吁天录》(《汤姆叔叔的小屋》)，到1976年版的《约翰·布朗》，美国非裔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已经历了近80年历史，如果说，建国前林纾、邹韬奋、乔志高和谷风等人的译介活动主要体现为一种爱国主义个人行为，那么，建国后的20多年的翻译活动则主要体现为一种集体政治行为，就美国非裔文学而言，这种行为又典型地体现于对杜波依斯作品的译介中;如果说，“译介和宣传期”的“爱国行为”主要是来自国人的需要，那么建国以后“政治行为”，则体现为一种双方需要，因为中华民族的近代史充满了深重灾难，因此，中国真诚地关心被残酷压迫和剥削的黑人民族，中国人也有必要和美国黑人一道建立起一座战斗的团结桥梁。30年代就开始翻译美国非裔文学的翻译家施咸荣(1965)认为，美国黑人作家不仅仅将文学艺术视为武器，还参加美国的政治斗争，因此他将美国黑人文学定义为“战斗的美国黑人文学”。中国文学翻译界早期在选择何种美国黑人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受当时政治思潮的影响，比较强调其政治思想特点，因此，对斯托夫人、杜波依斯、兰斯顿·休斯和约翰·奥利弗·基伦斯等人的作品艺术性有所忽略，但纵观当代美国非裔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状况，我们会发现，其深远的社会意义依存，并继续对改革开放后美国非裔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产生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国内依然在关注美国的社会动态及美国非裔文学的左翼作品。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美国黑人运动风起云涌，由此诞生了很多“新型的战斗黑人戏剧”。谢榕津撰文介绍这些“轻松的黑人歌舞剧和家庭剧”(1978)，这些戏剧作品显然为80年代黑人戏剧的成功打下了基础，只是由于这些作品主要是在政治和经济斗争的推动之下产生的，因此并没有引起学界太大的关注，人们将译介视野投向了美国非裔文学中那些有名的左翼小说，并相继出版了阿历克斯·哈利(Alex Haley)的《根:一个美国家族的历史》(陈尧光等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1979;1982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再版，薛天钧、徐明钰译);约翰·基伦斯的《扬布拉德一家》，张友松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但进入80年代后，人们的学术视角悄然由政治宣传向学术研究转变。1981年，黄颂康在《读书》第3期发表了题为“从历史角度看《飘》和《欢乐的节日》”一文，首次介绍了美国非裔女作家玛格丽特·沃克(Margaret Walker，1915－1998)的小说《欢乐》(1966)，并从历史角度对《欢乐》和《飘》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怡微和蔓紫首译了拉尔夫·埃利森的《无形人》片段(《当代外国文学》，1982年第4期)，还附有后记和梗概。1983年，保尔·劳伦斯·邓巴等编著的《警长的子女:美国黑人短篇小说集》由陈冠商编选，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施咸荣译)，《女仆》(张文郁译，《名作欣赏》，1983年第 1期)、《火与云》(微秀译，《当代外国文学》，1985年第1期)、《黑孩儿》(程超凡译，长江文艺出版社，1985)、《河滩上的血泊》(吴持哲译，《当代外国文学》，1990年第1期)等作品都相继翻译出版。

1983年，艾丽斯·沃克的《紫颜色》荣获普利策奖，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率先发表了艾丽斯·沃克的短篇小说《她的心肝杰罗姆》(刘晓南译)，由此拉开了国内对艾丽斯·沃克的译介与研究序幕。1984年，《外国文学报道》(第3期)刊登了沃克的短篇《让死神滚开吧》(何百华译)，同期还刊登有“艾丽斯·沃克谈黑人文学”一文(黄源深译);1986年，获奖作品《紫颜色》(陶洁译)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杨仁敬的译本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还有秦湘译的《为日常生活所用》(《外国文学》，1988年第6期)，1988年，鲁书江再译《紫色》。

中国学术界对美国非裔小说的关注，始于对现实主义批判小说，兴于对美国非裔获奖作品。国内学术界对美国非裔戏剧的研究相对滞后，最早偶见于国内的学术论文有谢榕津的“七十年代的美国黑人戏剧”(《外国文学研究》，1978年第2期)。20世纪80年代，美国黑人戏剧三次夺得普利策戏剧奖:1982年，查尔斯·富勒(Charles H.Fuller，Jr.1939–)凭借《一个士兵的戏》(1981)获普利策戏剧奖;奥古斯特·威尔逊(August Wilson，1945–2005)最著名的两出戏《篱笆》(1983)和《钢琴课》(1990)分别获1987年和1990年普利策奖，此后国内开始了对美国黑人戏剧的译介，其中包括奥古斯特·威尔逊的《莱妮大妈的黑臀舞》(张学采译，《外国戏剧》，1986年第1期)和《篱笆》(孙静渊译，《外国戏剧》，1988年第4期)、吉姆·鲍尔斯的《用戏剧记录黑人的历史——访奥古斯特·戚尔逊》(《外国戏剧》，1986年第l期)。关于戏剧研究的论文数量也有所增多:苏红军的“绚丽多姿、生气勃勃的美国当代黑人戏剧”(《上海戏剧》，1985年第5期)、郭继德的“美国黑人戏剧文学”(《戏剧艺术》，1988年第2期)、李习俭的“美国剧坛上空一颗璀璨的新星——黑人剧作家奥古斯特·威尔逊”(《外国文学动态》，1991年第3期)，以及张耘的“美国剧坛新星——奥古斯特·威尔逊与‘栅栏’”(《外国文学》，1992年第5期)，这些论文有效地推动了美国黑人戏剧在我国的介绍与研究。

1988年，托尼·莫里森以《宠儿》(1987)荣获普利策文学奖，《世界文化》等期刊刊登了这一讯息，也带来了延续20多年的托尼·莫里森的译介与研究热潮。其中译介包括:《所罗门之歌》(胡允桓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心爱的》(节选)(秦湘译，《外国文学》，1988年第4期)、《秀拉》(胡允桓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娇女》(王友轩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访托妮·莫里森》(王家湘译，《外国文学》，1991年第6期)。与此同时，其他美国非裔获奖作家和重要作家的作品也纷纷开始被翻译过来，其中包括:拉尔夫·埃利森的《看不见的人》(任绍曾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1998年译林出版社以《无形人》为书名重版);詹姆斯·鲍德温的《向苍天呼吁》(霁虹、宏前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在荒野上》(郭凤高译，《外国文学》，1984年第 12期)、《比尔街情仇》(苗正民、刘维平译，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欧内斯特·盖恩斯的《简·皮特曼小姐自传》(紫军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佐拉·尼尔·赫斯顿的《他们眼望上帝》(节选)(秦湘译，《外国文学》，1989年第1期)。此外，诗歌方面的译作还有:《美国现代诗选》(赵毅衡编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美国现代六诗人诗集》(申奥编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美国当代黑诗人巴拉卡诗选》(黄丽生译，《外国文学》，1987年第9期)、《丽塔·达夫诗三首》(彭予译，《当代外国文学》，1990年第3期)、《美国黑人诗人勒鲁瓦·琼斯诗选》(邹绛译，《当代外国文学》，1992年第2期)。

与“译介和宣传期”相比，“译介和研究期”有以下两点明显的不同:一是翻译不再是一种激发爱国热情的政治行为，而是一种学术行为;二是译介、交流和理论研究几乎同步进行。

在理论研究方面，有两位学者值得一提，一位是施咸荣，1978年他与董衡巽等率先撰写的《美国文学简史》，是我国自建国以来第一本由本国学者编写的美国文学史，黑人文学部分就是由他撰写的。他还撰写了“美国黑人的三次文艺复兴”(《美国研究》，1988年第4期)、“美国黑人奴隶歌曲”(《美国研究》，1990年第1期)和“美国黑人奴隶纪实文学”(《美国研究》，1990年第2期)等文章，为推动美国非裔文学在中国的推广和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另一位学者是董鼎山，他早在1981年就在《读书》发表“美国黑人作家的出版近况”，系统介绍并分析了黑人作家出版境遇，以阿历克斯·哈利、理查德·赖特、兰斯顿·休斯、拉尔夫·埃利森、托尼·莫里森和大卫·布拉德尔等作家的成功为例，说明黑人作家出版情况与时代背景、政治氛围和出版商之间的关系，并指出近代黑人作家群体的出版困境与其说是种族偏见的结果，不如说是出版商与售书商为追求最大利益，而只选择能够畅销热卖的书籍出版的结果(董鼎山，1981);1986年，他的“美国黑人女作家的双层桎梏”(《读书》，1986年第4期)，以艾丽斯·沃克、托尼·莫里森和波勒·马歇尔的作品为例，分析了佐拉·尼尔·赫斯顿以后的黑人女作家创作的两大主题，即黑人社区环境与黑人妇女的生活经历，指出美国黑人女作家塑造的黑人妇女形象，反映出黑人妇女在种族和性别上遭受的双重压迫;2002年，80高龄的董鼎山发表了最后一篇论文“美国文学史上一颗黑人巨星——理查德·赖特替鲍德温、埃立逊开路”(《作家》，2002年第1期)。至此，我们不难看出，与施咸荣的研究相比，董鼎山的论文观点具鲜明批判意识。除此外，国内还有许多著名学者也开始纷纷关注美国黑人文学，比如杨仁敬在《外国文学研究》发表“美国黑人文学的新突破——评艾丽丝·沃克的《紫色》”(1989年第1期)、陈剑锋在《外国文学研究》发表“看不见的人唱布鲁斯”(1991年第2期)。

1988年以后，王家湘和翁德修两位学者发表的论文和专著拓展了对美国非裔女性作家和美国非裔文学的译介和研究。2006年，王家湘的专著《20世纪美国黑人小说史》(译林出版社)首次较全面地介绍了20世纪美国重要的黑人小说家的生平和文学成就。2000年，翁德修出版的专著《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吉林大学出版社)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美国非裔女性文学的著作。

对国内美国非裔文学研究学者来说，1993年具有标志性意义，托尼·莫里森荣膺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荣获该奖项的黑人女作家，这一历史性事件将国内美国非裔文学的译介和研究推向了一个广泛、深入的研究时期。

首先是对美国非裔小说的译介和研究，其中对美国非裔女性文学的研究势头超过了对美国非裔男性作家的关注。我们首先还是来看译介对美国非裔女性作品的关注，这段时间一共发表或出版了32种作品，包括小说翻译、访谈录和论文，首当其冲的是莫里森的作品。其她女性作家的作品也纷纷被翻译成中文，主要有格罗丽亚·内勒(Gloria Naylor，1950–)的《马蒂·迈克尔》(刘捷译，《当代外国文学》，1994年第1期);特里·麦克米伦(Terry Mc-Millan，1951－)的《如意郎君》(翔翮等译，译林出版社，1998);佐拉·尼尔·赫斯顿的《斯蓬克》(陈光明译，《外国文学》，1997年第6期)、《6枚镀金的硬币》(陈光明译，《外国文学》，1997年第6期)、《比尔街上的公鸡罗宾》(陈光明译，《外国文学》，1997年第6期)、《他们眼望上苍》(王家湘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玛雅·安吉罗的《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杨玉功等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艾丽斯·沃克的《人工流产》(陶浩译，《外国文学动态》，1995年第2期)、拉丽塔·塔德米(Lalita Tademy，1948–)的《凯恩河》(王家湘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与译介同步进行的是对美国非裔文学的全方位研究，其深度及广度与前期相比都有较大的超越。我们先看莫里森研究。1994年，王守仁率先发表了“走出过去的阴影——读托妮·莫里森的《心爱的人》”(《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1期)，国内学界也由此开始了对莫里森如火如荼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国内有关托尼·莫里森研究的期刊论文共1374篇(核心期刊论文392篇)，博士论文16篇，硕士论文298篇。目前国内有关莫里森研究的专著共9部。另一个备受瞩目的黑人女作家是艾丽斯·沃克，国内有关沃克的期刊论文共594篇(核心期刊论文159篇)，博士论文3篇，硕士论文144篇。此外，对佐拉·尼尔·赫斯顿的研究也呈有增无减之势，国内有关赫斯顿的期刊论文约127篇，硕士论文47篇。

受莫里森荣膺诺贝尔文学奖一事的影响，国内美国非裔男性作家研究也迎来了小高潮。这段时期男性作家作品的译介约有19种。在众多男性作家中，拉尔夫·埃利森最受瞩目，有关拉尔夫的研究共有期刊论文153篇，博士论文1篇，硕士论文56篇。理查德·赖特是另一个研究焦点，有关理查德·赖特研究的期刊论文共117篇，硕士论文17篇。与赖特、埃利森这些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国内对詹姆斯·鲍德温的研究显得不足。关于鲍德温的期刊论文共有21篇，28篇硕士论文。伊什梅尔·里德被认为是最有才华的新一代美国黑人小说家，期刊论文共有4篇，其中核心3篇，博士论文2篇，硕士论文1篇。

其次是对美国非裔诗歌的研究。美国非裔诗歌的主要有:《兰斯顿·休斯诗七首》(张向向译，《兰州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丽塔·达夫一首》(彭予译，《诗刊》，1997年第2期)、《露西尔·克利夫顿诗选》(松风译，《当代外国文学》，2002年第3期)、《赞美这一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职典礼上的朗诵诗》(张子清译，《当代外国文学》，2009年第2期)。除了黑人部分诗人节选翻译和诗集的翻译之外，各大期刊上黑人诗人名篇的单篇翻译也逐渐增多，比如休斯的《梦想》、《黑人谈河流》等，均有不同的中译本。

与此同时，国内对美国非裔诗歌的研究也取得了喜人的成绩。1994年，《外国文学动态》第1期刊登了彭予撰写的“二十世纪美国黑人诗坛”一文，对黑人诗人作了详细的介绍。2005年，张子清在《外国文学》第6期发表“多元文化视野下的美国少数民族诗歌及其研究”，对美国非裔文学研究现状作了总结，又对未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2007年7月21日召开的“美国诗歌国际学术会议”集结了全国黑人文学研究者，本次会议的最大成果是《20世纪美国诗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聂珍钊、罗良功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一书，其中关于黑人诗歌研究的文章共22篇。

兰斯顿·休斯是最受国内学者青睐的黑人诗人，国内关于休斯诗歌研究的期刊论文共88篇，硕士论文11篇。另一位较受关注的黑人诗人是享有桂冠诗人头衔的丽塔·达芙，关于其诗歌研究共有8篇期刊论文。格温多琳·布鲁克斯是国内研究较多的另一位黑人诗人。

再次是对美国非裔戏剧的关注。目前美国非裔戏剧的论文共17篇，主要关注美国非裔戏剧的发展历史、现状及趋势、黑人女性主义戏剧等。国内研究最热门的美国非裔剧作家当属奥古斯特·威尔逊，目前国内有访谈录2篇，期刊论文共26篇，博士论文5篇，硕士论文5篇。值得一提的还有黑人戏剧作家洛林·汉斯贝里、阿米里·巴拉卡和恩托扎克·香格。

最后是对美国非裔文学批评理论的关注。美国非裔文学批评理论在美国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因此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起步相对就更晚。1993年以前，国内对美国非裔文学的译介极少，且散见于其它论文集中，批评理论研究几乎为零。迄今为止，国内出版的美国非裔文学批评理论专著中译本一共有4部，包括伯纳德·贝尔(Bernard W.Bell)的《非洲裔美国黑人小说及其传统》(刘捷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贝尔·胡克斯的《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晓征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和《激情的政治:人人都能读懂的女权主义》(沈睿译，金成出版社，2008);以“喻指理论”(Signifying Theory)为中国学者所熟知的盖茨的代表作《意指的猴子:一个非裔美国文学批评理论》(王元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专著和博士论文是黄卫峰的《哈莱姆文艺复兴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习传进的《走向人类学诗学: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非裔美国文学批评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周春的《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吴新云的《身份的疆界 :当代美国黑人女权主义思想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和嵇敏的《美国黑人女权主义视域下的女性书写》(科学出版社，2011)。

美国非裔文学研究在中国已经经历了百余年的研究历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也为激发国民爱国热情、繁荣我国文化艺术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目前，美国非裔文学在中国的研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对话与交流时期，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走出去，也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走进来。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多次召开美国非裔文学国际研讨会，有力促进了中美该研究领域学者的交流与对话。上述现象充分说明美国非裔文学研究在我国正逐步走向成熟。但总体来看，我国在这一领域的译介和研究还存在以下五个问题:

其一，中国美国非裔文学研究有两个盲区，第一个盲区是，认为只有获奖作品才有翻译和研究价值，其结果是很多优秀的非获奖作品无人问津。美国非裔文学获奖的时间晚，获奖的数量少，多少与美国黑人的边缘身份有关，所以，对美国非裔文学来说，特别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美国非裔文学作品来说，获奖与否不应该作为评价其文学价值的标准。还有不少非获奖作品值得翻译，比如，男性作家有理查德·赖特的后期作品，如《局外人》(1953)、《野性的假日》(1954)、《长梦》(1958)、伊什梅尔·里德的《逃往加拿大》(1976)、《芒博琼博》(1972);女性作家有波勒·马歇尔的《褐姑娘，褐砖房》(1959)、格罗丽亚·内勒的《布鲁斯特街的女人们》(1982)等。需要指出的是，知名作家的作品译介基本上也仅限于代表性作品，如赫斯顿、艾丽斯·沃克即是如此，即便是当前最受关注的黑人女作家莫里森也是如此，她的近作《爱》(2003)与《恩惠》(2008)至今未见中译本。再者，中短篇小说的译介相对较少，且传记及文论作品的翻译几乎空白。此外，还有大量美国非裔诗歌、戏剧作品没有翻译。最后，还有大量美国非裔黑人文学理论批评研究成果有待翻译成中文，如小休斯敦·贝克教授1984年出版的《布鲁斯、意识形态和非裔美国文学:一种本土理论》、盖茨编辑的《黑人文学及文学理论》(1984)、温斯顿·纳皮尔编辑的《非裔美国文学理论读本》(2000)、黑人女权主义理论家贝尔·胡克斯的《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1984)等。再者，美国非裔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大量论文和专著(不是当下学者的专著)，除了杜波依斯的部分著作外，都还没有翻译成中文，如关于黑人文化、黑人诗歌、戏剧理论方面的经典论文几乎没有译介，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美国非裔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剑桥美国非裔文学史》主编之一杰瑞·沃德认为，美国非裔侦探小说、言情小说和市井小说都是美国非裔文学的一部分，也值得更多地关注。第二个盲区是，认为只有美国非裔文学理论家的成果才算得上是理论研究，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美国非裔文学的一个特点，即优秀文学家同时也是卓有建树的文学批评理论家，从男性作家杜波依斯、理查德·赖特、拉尔夫·埃利森、詹姆斯·鲍德温，到女性作家赫斯顿、艾丽·斯沃克、莫里森，无一例外。美国非裔文学批评理论家休斯敦·贝克、亨利·盖茨、伯纳德贝尔等人在理论研究方法上借鉴和吸收了欧洲和美国主流的文学理论，但其理论观点和建树，则主要是受美国非裔文学经典作家的文学思想和理论批评的启发，而这批作家兼批评家的思想成果，包括文学评论和访谈录，都有待翻译成中文。

其二，美国非裔文学在中国已经历了长时间研究，由于缺乏系统性，导致视野狭窄，重复研究和扎堆现象严重;且有重获奖作家轻早期作品、重小说轻诗歌和戏剧、重文本分析轻理论阐释的现象、重个体研究轻整体研究。我们以美国非裔女性小说为例，目前国内的研究集中于莫里森、艾丽斯·沃克及赫斯顿3位作家。截止2011年12月，国内共发表了约2161篇与非裔女性作家相关的研究文章(包括书评和研究综述)，其中有关上述3位作家的研究论文约2095篇，占文章总数的97%。此外，大多数研究者将研究局限于同一作家的同部作品，如赫斯顿研究集中于《他们眼望上苍》，沃克研究则主要关注《紫颜色》及短篇小说《日用家当》，莫里森研究虽已涉及莫氏所有长篇小说，但研究重点仍集中于《宠儿》、《最蓝的眼睛》及《所罗门之歌》。美国非裔男性小说研究也存有相同问题，主要聚焦于理查德·赖特、拉尔夫·埃利森、詹姆斯·鲍德温等几个知名作家的经典作品，如赖特的《土生子》、鲍德温的《向苍天呼吁》，却忽视了《局外人》、《乔瓦尼的房间》等其他重要作品的研究，不仅如此，其他不那么出名但仍有极大研究价值的作家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如欧内斯特·盖恩斯、伊什梅尔·里德、查尔斯·切斯纳特(1858–1932)、梅尔文·B·托尔森(1898–1966)、詹姆斯·威尔顿·约翰逊(1871－1958)、阿兰·洛克(1885–1954)、斯特林·布朗(1901－1989)、拉里·尼尔(1937–1981)等，这就极大地减少了美国非裔文学研究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就美国非裔诗歌研究而言，国内的研究范围相对较为狭窄，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康迪·卡伦、罗伯特·海顿、达德利·兰德尔、露西尔·克利夫顿、阿法·迈克尔·威佛等诗人的研究也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待于进一步探讨。较其它文学体裁来说，国内美国非裔戏剧的研究较为薄弱，不仅研究数量少，而且研究视角和研究成果单一，缺乏系统性，黑人戏剧整体和剧作家研究且无专著问世，少量的博士论文也尚未出版。再者，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奥古斯特·威尔逊等少数知名剧作家的经典作品，其他剧作家的作品或知名剧作家的其他重要作品几乎无人问津，这样一来，既无法展现美国非裔戏剧的整体状况，也无法全面反映某个剧作家的创作思想。就美国非裔文学理论而言，国内的美国非裔文学理论批评研究成果总体上显得单薄，不成系统。美国非裔文学批评家们总结的是美国非裔文学家和理论家，而国内学者大多倾向于集中研究这些评论家，至今未有深入系统地研究美国非裔文学家和理论家的专著产生，在数量上与国外出版的论著相差甚远。这样，批评理论研究就流于抽象和概念化，未能有效指导批评实践和文本分析。再者，研究方法陈旧，缺乏理论对话和创新。国内的期刊论文以书评、概述居多。例如，关于盖茨的研究，国内大多数论文集中在他的表意和喻指理论上，止步于对观点的介绍，鲜有反思乃至批判质疑。

其三，与第一个发展阶段相比，第二个发展阶段中国对美国非裔文学的研究的学术理性和学术视野有所加强，但思想性和批判性有所减弱。在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半个多世纪里，美国非裔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主要是为政治服务的。因为在人类文明发展近代史上，中华民族与黑人民族都曾有过被掠夺、被奴役的苦难历史，早期美国非裔文学中所描写的美国黑人的悲惨遭遇和他们所作的抗争，曾引起中国民众的共鸣，以慧云的“读《黑奴吁天录》”为例:“厉禁华人施木栅，国权削尽种堪哀，黑奴可作前车鉴，特为黄人一哭来。”(慧云，1996:146)中国学者和读者通过对美国非裔文学的译介，表达了对共同的敌人——西方殖民主义者和上层统治阶级的愤怒，激发了自身的斗争精神。20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非裔文学在继续发展，产生了震撼民族精神的不朽作品《土生子》、《无形人》、《紫颜色》和《宠儿》。这些作品用艺术的手法证明了这个民族的顽强与伟大，他们没有像印第安民族那样任人宰割以至逐渐消失，而是保住了自己的文化遗产。他们创造的爵士乐在世界广泛传播，他们在政治、军事、体育等方面卓有建树，令人刮目相看。由此，美国黑人获得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也赢得了在美国、乃至在整个世界上的平等地位。如今，美国哈佛大学被认为是“思想的中心”，而这个中心目前最著名的两位思想家，一位是哈佛大学人文中心主任霍米·巴巴，另一位是美国杜波伊斯研究中心主任盖茨教授。如今的美国总统是黑人奥巴马。莫里森在《宠儿》的结尾中不断地喃喃自语:那不是一个可以重复的故事……对美国黑人来说，那段不堪回首的故事已不可能重演了。我上课时，有个博士这样问道:杜波依斯并没有经历过奴隶制，他如何能写得出《白人的灵魂》这样口诛笔伐的宏文?我用约翰·奥利弗·基伦斯1973年访华时，迫不及待地用诗人尼基·乔瓦尼(Nikki Giovanni)邮寄的名信片上的一段话来作答:“每个人都应该访问中国……这个民族不可征服，他们团结一致，我们也应该团结起来。”(Gilyard，2010:277)我的意思是，美国非裔文学的经典作家都没有经历过奴隶制，但他们承受了奴隶制给他们带来的历史创伤，这种伤痛震撼了作家们的神经。正是作家们的使命和信仰造就了兰斯顿·休斯、理查德·赖特、拉尔夫·埃利森、艾丽斯·沃克和托尼·莫里森等伟大作家。美国非裔文学既追求艺术美学，强调文化身份，但也从未放弃政治批判，这是他们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的重要精神力量。约翰·奥利弗·基伦斯曾呼吁美国黑人民族向中华民族学习，团结起来，为本民族的权利和幸福奋斗，现在，也许该是我们中国人向美国黑人学习的时候了。

其四，美国非裔文学在中国出现了几波获奖作品研究热，个别研究者带着急功近利的心理做研究，势必会出现一些粗制滥造现象，甚至学术规范问题。在查阅资料过程中，我们发现有相当数量的论文仅是简单地转述或重复前人的观点，有的论文甚至出现惊人雷同。莫里森说过，文学写作是与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方式。对研究者来说，只有将文学研究视为了解人与世界的途径，才能真正体会人类的曲折经历、深入领会人是什么、该如何做人、该做怎样的人。做学问与做人不应该是矛盾的。

其五，译介成果斐然，相比之下，优秀研究成果，特别是优秀专著不多。目前国内涌现出一大批美国非裔研究学者，但这支队伍各自为阵，缺乏一定的组织性，信息沟通不及时，就有可能产生研究重复。因此，这支研究队伍力量亟待整合，这样有利于产生高质量研究成果。目前的国内研究重个体，轻整体，至今尚无一本《美国非裔文学史》。另外，如果条件成熟了，可以效仿美国大学的做法，成立“中国美国非裔文化、文学与历史研究协会”，这个协会是一个交流平台，可以起到多重作用:第一，可以整合研究力量，组织申报重大课题;第二，可定期召开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使青年学者们找到自己研究重点和方向，避免重复;第三，研究者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与国外同行保持学术对话与交流;第四，扩大美国非裔文学在国内学术界的影响。

注释:

①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基本上没有重复提及程锡麟教授的“对我国非裔美国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和王玉括教授的“非裔美国文学研究在中国”这两篇论文中已经综述的成果。

②文中罗列了大量著作与文章，在文中已详细注明，不在参考文献中一一列出。

［1］Gilyard，K.John Oliver Killens:A Life of Black Literary Activism［M］.Athens:Universityof Georgia Press，2010.

［2］董鼎山.美国黑人作家的出版近况［J］.读书，1981，(11):91 －98.

［3］罗良功.从独语走向对话:中国的兰斯顿·休斯研究三十年［J］.世界文学评论，2010，(1):93－99.

［4］施咸荣.战斗的美国黑人文学［J］.文学评论，1965，(5):44 －48.

［5］谢榕津.七十年代的美国黑人戏剧［J］.外国文学研究，1978，(2):126 －129.

［6］慧云.读《黑奴吁天录》［A］.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145 －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