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 徐芳

(1.上海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40； 2.安徽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莎士比亚戏剧汉译译者研究综观

李涛1， 徐芳2

(1.上海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40； 2.安徽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译者参与翻译整个过程，其角色地位不容忽视。有关译者的研究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并逐步发展成为翻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自从我国引介莎剧以来，相关莎剧汉译译者研究得以开展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旨在结合典型研究案例，以莎剧译者翻译思想、译者翻译动因、译者主体性、译者翻译策略、译者翻译风格为主题对莎剧汉译译者研究进行述评，梳理归纳近十年来莎剧汉译译者研究的新进展和研究特点，并指出现有研究所存在的不足以及未来在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视角和方法等方面的研究空间，旨在推动莎剧汉译译者研究的进一步拓展。

莎士比亚戏剧；汉译；译者；新进展

1.0 引言

莎士比亚戏剧(简称莎剧)堪称人类戏剧艺术的顶峰，是世界文学中的杰作。自从我国引介莎剧以来，相关莎剧的汉译①研究得以开展并不断深入，其中针对莎剧汉译译者的研究也产出了十分丰硕的成果。本文首先对莎剧汉译译者做一简述，然后结合典型研究案例②，以莎剧译者翻译思想、译者翻译动因、译者主体性、译者翻译策略、译者翻译风格为主题分别进行述评，梳理归纳近10年来莎剧汉译译者研究的新进展和研究特点，进而指出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及其研究前景，旨在推动莎剧汉译译者研究的进一步拓展。

2.0 莎剧汉译译者简述

我国莎剧译者人才辈出，涌现了众多的莎剧汉译译者，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卞之琳、曹未风、曹禺、方平、方重、梁实秋、林纾、林同济、孙大雨、田汉、吴兴华、徐志摩、杨周翰、英若诚、虞尔昌、朱生豪、章益等。

目前考证最早的莎剧汉译译者于1903年翻译了TalesfromShakespeare③，该译作名为《澥外奇谭》，遗憾的是译者不曾署名。1904年，林纾和魏易翻译了同名作品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题名《英国诗人吟边燕语》，两位译者堪称有记载的最早中国莎剧汉译译者。1914年,美国女传教士亮乐月(Laura M. White)用汉语翻译了TheMerchantofVenice(《剜肉记》),成为第一个莎剧汉译全本的译者。1922年，田汉翻译的《哈孟雷特》全译本出版，成为我国首位白话文汉译莎剧的译者。1957年，台北世界书局出版发行《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为朱生豪、虞尔昌，是我国真正意义上第一部汉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译者。而梁实秋自1936年发表了他的首部莎剧译作《哈姆雷特》起，陆续完成了包括37部戏剧在内的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成为我国唯一一位独立完成全部莎剧汉译的译者。此外，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最新的全部莎剧汉译版本《新莎士比亚全集》，由方平主持主译。

3.0 莎剧译者研究

众所周知，译者参与翻译的整个过程，其角色地位不容忽视。但由于原作与原作者在翻译研究中长期占据主体地位，译者曾一度被当作原作和原作者的传话筒。随着翻译研究的逐渐深入，特别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后，对译者的相关研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对译者的角色也有了新的认识，“译者不再是原作者的附庸”(姚君伟、姚望，2012：89)此类理念也逐渐成为译界共识。目前译者研究已发展成为翻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莎剧汉译研究也不例外。在莎剧译者研究的初始阶段，主要集中针对个别译者或者某个作品的多位译者翻译观及其翻译动因的论述和对比上。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针对译者主体性、译者翻译策略以及译者翻译风格的研究也开始出现并得以发展，值得莎剧汉译研究予以更多关注。

3.1译者翻译思想研究

目前针对莎剧译者翻译思想的研究主要涉及到对莎剧译者翻译思想的重新评述，莎剧译本中译者前言的阐释，以及评析译文从而展现译者翻译思想等方面。

迄今为止，海内外惟有梁实秋一人曾独自把莎剧全部译成汉语。由于意识形态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梁实秋译本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但近年来针对梁实秋莎剧翻译及其译作的研究呈现出急剧上升趋势，不少研究涉及了梁实秋译莎的翻译思想。许玲(2007)以新人文主义的核心概念“人性”论为切入点，详尽地分析梁实秋的文艺思想对他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影响，认为他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策略无不受其文艺思想的影响。王慧莉(2008)进一步阐明了梁实秋的存真翻译思想，认为梁实秋在莎剧翻译中力求存真，最大限度地保存莎剧的本来面貌，这也是其译本中遍布注释甚至保留了大量欧化语句的缘由。严晓江(2012)认为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渗透着“崇真”思想，其“崇真”思想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注重完整引入莎剧的风俗习惯、民族心理、典型意象等文化信息；二是尝试如实传达莎剧的冗长定语、条件状语从句等语言形式；三是积极引进“戏剧文本类型”以及学习西方戏剧意识。同时她还指出梁实秋译莎的“崇真”翻译思想与他“和而不同”的哲学倾向以及当时“欧化”风尚等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密切相关。这些研究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了梁实秋莎剧翻译思想，针对其莎剧翻译思想指导下的译本语言特征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在莎剧的译介过程中，林纾堪称莎剧汉译的先行者。但由于他在翻译过程中常常“删的删，改的改，精神全失，面目皆非”(刘半农，2005:238)，因而常常被作为改译甚至乱译的代表受到批评。近年来，相关研究重新审视了林纾的翻译思想，对林纾做出了新的评价。叶庄新(2007)从文化交往视角重新审视了林纾的莎剧翻译，认为外来文化要进入某种民族文化，必定要经过本土文化的滤除、改造，方能被接受。而林纾痛感国弊，心怀变革社会伟志，想“多译有益之书以代弹词为劝谕之助”。(薛绥之、张俊才，1983：200)。此外，林纾强调中西文学思想之间的会通，又能区分文学表现形式的差异，因此为了使劝谕能深入人心，林纾自然要把莎剧故事归化为中国的文学传统，以娴熟的译笔对原文进行重新改写和译述，从而使译本顺利接通中国士人阶层审美趣味和欣赏习惯，促使国内读者对其译介的外国文学产生认同感，这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文化现实及其对译者的影响”。(胡德香，2006：82)可见，林纾翻译思想在于强调劝谕国民，在于会通中西文学传统，为此而采取包括删节、改译甚至有意误译等各种翻译策略，促使莎剧在当时社会生活背景以及中国传统文学视野中得以传播。

我国莎剧翻译史上一直存在着用散文体还是诗体翻译莎剧的争论，其中卞之琳、孙大雨、方平是我国莎剧诗体翻译的代表人物。在论述卞之琳的“亦步亦趋”翻译思想时，肖曼琼(2010)指出卞之琳所倡导的“亦步亦趋”翻译思想实质在于督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既不能偏离于原文内容，又要忠实于原文形式，在追求形式对应的基础上再现原文内容，亦即“原文处处行随意转，译文也应尽可能亦步亦趋，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尽可能传出原来的意味”。(卞之琳，1989：311)而不忠实于原文创作形式，也就不能充分忠实于原作内容，因为内容借形式而表现。同时，肖曼琼(2010)还指出卞之琳并没有将“亦步亦趋”推向极端，卞之琳在主张“亦步亦趋”的同时，也赞同译者需要对译文做出适当的变通。也就是说，其倡导的“亦步亦趋”绝非词对词的、诘屈聱牙的硬译、死译。方平(1990)对卞之琳的“亦步亦趋”翻译思想高度评价，认为这一翻译思想要求译本存形求神，“亦步亦趋”是译者的最大美德。

此外，有关朱生豪、方平、英若诚、徐志摩等莎剧译者翻译思想的研究也刊发不少，甚至出现了一批对莎剧译者及其翻译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博士论文。(高伟，2007；李伟民，2008a、b；任晓霏，2009；刘云雁，2011)译者翻译思想是其翻译动因、翻译策略、翻译风格的基石，不难看出译者不同的翻译思想和译莎的追求会促使其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进而产生风格迥异的译文。因此，译者翻译思想的研究仍需更多关注，特别是在研究方法上有待更新。

3.2 译者翻译动因研究

莎剧译者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下，他们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动因亦各不相同。研究莎剧译者译莎动因有利于进一步探讨译者翻译思想、译者翻译策略以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及文体的把握。

朱生豪是我国莎剧汉译的杰出代表，他译莎期间饱受战乱颠沛流离之苦，经济拮据又身染重病，然而其10年间翻译莎剧31部，“传到海外，欧美文坛为之震惊，许多莎士比亚研究者简直不敢相信中国人会写出这样高质量的译文”。(朱宏达、吴洁敏，1996:130)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是什么因素促使朱生豪坚定译莎信念，直至最后不惜生命代价英年早逝？杨全红(2005)认为朱生豪之所以执意译莎，兴趣爱好是其首要动因。他以朱生豪本人言辞举证“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诵全集至十余遍……”，更提出朱生豪主张“饭可以不吃，莎剧不可不译”，是其早已将对莎剧的热情转化成内在动力甚或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了。他还指出一些研究把“爱国思想”当作朱生豪译莎的唯一动因值得商榷。

而对此，李伟民(2008a)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主张以使命感、责任感为基础的“爱国思想”是支撑朱译莎剧的精神支柱。他表示在饱受日本侵略者带来的战乱之苦，使得朱生豪对侵略者的仇恨转变为一腔爱国热情，并将这种爱国热情铸就在翻译莎剧的字里行间。还指出在翻译莎剧期间，朱生豪已经意识到翻译莎士比亚作品，已经不是一种单纯意义上的翻译工作了，也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由于莎士比亚在文化上的象征意义，在中华民族正在遭受侵略者蹂躏的灾难深重时刻，翻译莎剧已经上升到事关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文化上的尊严。因此他认为简单地将朱生豪的译莎动因归结为“兴趣”、“文化”、“经济”等观点都是片面之辞。

然而，任何行为动机都出自于对不同需求的满足，不同时期不同境遇都会有不同的需求，进而产生不同的行为动机。因此把莎剧译者动因归结为单一的某一个层面都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傅楠(2007)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着手，重新审视了朱生豪翻译莎剧的动因，认为朱生豪翻译莎剧是基于他在生理、安全、爱、尊重以及自我实现各个层次需要上的匮乏。不同层次的需求及其满足，交替或者同时推动着朱生豪的莎剧翻译，而且随着朱生豪翻译的进展而发生变化，并最终体现在自我实现的需求上。这表明朱生豪翻译莎剧是多种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源自单一因素的推动。

此外，也有学者对其他莎剧译者翻译动因进行了探究，如严晓江(2007)从后殖民译论视角分析了梁实秋翻译莎剧的原因。这都表明相关研究人员已经开始注意到从理论层面探讨莎剧译者翻译动因，而不再仅仅局限于罗列片言只语以佐证个人主观判断，使得莎剧译者动因研究进入了更广阔的理论探讨空间。

3.3 译者主体性研究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多元系统论、操纵理论、阐释理论开始关注译者、译本和译入语文化，极大地推动了译者主体性的研究。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受动性、目的性特征。(仲伟合、周静，2006；查明建、田雨，2003)其中能动性是指译者为了理解原文，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以达到和原文视域融合。受动性是指译者的翻译行为必然会受到社会权力话语操控，其肆意创造的自由受到制约。而目的性则表示翻译行为都以译者的翻译目的为指引，在翻译中译者会协调各种翻译手段和策略以达其目的。

莎剧汉译研究中的译者主体性研究近年来也受到了不少关注，主要集中于探讨莎剧译者主体性的存在以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实现其主体性。王珍(2010)认为译者主体性会促使译本形成各自的风格，而恰恰是风格的不同标示了译者主体性的存在。她选取了莎剧名篇《哈姆雷特》的朱生豪与梁实秋译本，从译者时代背景、译者生活经历、翻译过程等受控于社会权利话语的各方面进行分析，探讨了译者如何受控于权利话语因素。而在其对译本翻译策略与语言特色分析后，发现两译者为实现各自不同的翻译目的，其翻译策略和译本语言特征存在差异，从而证明了译者主体性的存在。王超(2011)把哲学阐释学引入莎剧译者主体性研究，从信任、入侵、吸收和补偿四个步骤入手，探讨梁实秋与朱生豪《罗密欧与朱丽叶》汉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不同作用形式。该文强调译者在理解阶段要面对来自原文的敌意和抵抗，其兼具读者和阐释者两种文学身份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以求得与原文的视域融合。然而事实上，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译者受其社会权力话语制约因素的影响不会相同，因此其视域融合的程度存在差异。也就是说，不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实现其主体性的方式会有不同，这可能是译者主体性之间的不同而导致译本差异的理论根源。譬如朱生豪莎剧底本选择过程中剔除禁忌语，而梁实秋却尽力保留原文的所有语言表现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两位译者在选取底本时实现其能动性的方式存在差异。陈静(2011)基于解构主义视角，选取《威尼斯商人》的三个汉译本，从主体和客体两方面来剖析莎剧汉译，论证译者在其翻译策略上选择的合理性，肯定了莎剧汉译译者的主体性。

莎剧译者主体性研究启示我们，在看待不同译者及其译本时要用开放的态度对待莎剧的翻译，更多地关注莎剧译本实现过程的理论缘由。同时，我们也要清楚实践中译者主体性的三个本质特征是作为整体而表现在翻译过程中的，包括对原文本的选取、理解、阐释、文本的重构以及译本的传播和接受。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译者主体性研究中，诸多研究对译者主体性概念认识存在偏差，个别研究将译者主体性简单地理解为译者能动地改写、改编、改译原作，这有待莎剧译者主体性研究人员做进一步的阐释和说明。

3.4 译者翻译策略研究

有关翻译策略的讨论较多，国内外对于翻译策略的定义也存在不同界定。张美芳(2004)把“直译法、意译法、语义翻译法与交际翻译法、异化翻译法、归化翻译法等类为翻译策略”，本文以此为基础把翻译过程中译者所运用的各种翻译方法都看作翻译策略，并以此为框架梳理莎剧译者翻译策略研究。

就现有文献而言，目前大多数此类研究着重点在于莎剧不同译者的翻译策略对比，即通过个别剧本或全剧的个别语言现象推导揭示不同莎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翻译策略差异，其中不乏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的佳作。也可以看出，翻译策略最终体现在译者对文字及文体的把握，理论探讨无法离开对具体译文语言的观察分析。李燕(2008)以《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朱生豪和梁实秋译本为个案，比较了两位译者在称谓、典故、双关语、猥亵语及素体诗方面所采用的翻译策略。认为二者虽然都采用白话散文文体进行翻译，但梁实秋主要采用了直译策略并以加注解释，而朱生豪则更多地采用意译策略并对原文进行删改以使译文更加流畅易懂。该文在此基础上分析认为朱生豪和梁实秋采取不同翻译策略在于他们翻译目的、翻译赞助人以及他们生活的社会文化背景存在差异。据此我们可以得知译者的翻译策略与翻译目的、赞助人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是分不开的，这些因素影响着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刘刚(2011)基于关联理论，以朱生豪、梁实秋和卞之琳的《哈姆雷特》译本为研究对象，从语言结构和意象两个层面探讨了《哈姆雷特》的翻译策略。其研究结论表明:归化、异化和补偿等翻译策略无所谓优劣，不同情形应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总之能够使译入语读者付出最少认知努力，并获得与原语读者最相似语境效果的翻译即为最佳翻译。这从语用学视角论述了各种翻译策略的合理性，是对译者翻译策略的开放性解读。陈玲(2008)把翻译策略划分为不同的归化和异化等级，并以此为基础比较了朱生豪和梁实秋31部莎剧译本中的160个独特文化隐喻表达的翻译策略。其研究结果表明：朱译本较多采用归化策略，梁译本更倾向于异化策略，但两位译者在翻译原则和指导思想上有其相似性。并且指出翻译策略的选择虽然受诸多因素的制约，但是这种选择具有多变性和随机性。隐喻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处理隐喻翻译体现译者不同的翻译思想。可以看出，与同类研究不同的是，该文提出翻译策略并非一以贯之，翻译策略的选择具有一定的随机性，这从侧面反驳了特定译者采用固定翻译策略的武断结论。

胡世荣(2007)撇开传统翻译策略研究中存在作者主观判断的局限，尝试运用语料库研究方法对《哈姆雷特》和《奥赛罗》朱生豪和梁实秋译本进行定量和定性研究，分析比较两位译者在文化限定词、that引导从句和被动语态的翻译 ，观察朱生豪和梁实秋在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运用上所表现出的不同倾向。研究发现朱生豪和梁实秋译本均采取了归化策略，但梁实秋译本包含了更多的异化因子，而朱生豪则更多采取归化策略，结果表明朱生豪和梁实秋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存在不同倾向。该文开拓性地应用了平行语料库对莎剧译者翻译策略进行探索研究，为译者翻译策略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维度。

自从20世纪初出现基于林纾莎剧译本的文明戏改编，莎剧在我国以各种传统剧种形式进行的改编和演出已有不短的历史，但是针对我国传统剧种对莎剧的改编研究仍是莎剧翻译研究的薄弱环节，而针对改编莎剧的译者翻译策略研究更是少见。刘丽(2008)认为改编是形式最自由的一种翻译方法，并通过对莎剧名篇《哈姆雷特》在越剧和京剧中不同形式的改编演绎进行比较，观察分析两个戏剧版本针对戏剧情节、人物性格进行改编的方法，进而探索“中国化”和“西洋化”两种改编的方法特点，认为任何一种莎剧改编方法都是归化和异化的统一，任何单一的改编或翻译策略都有失偏颇，不利于莎剧在我国的传播。随着莎士比亚剧作在我国的传播日趋广泛，越来越多的莎剧被改编成我国传统戏曲形式登上了演出舞台，开展莎剧改编中的翻译策略研究期待更多的关注。

此外，黄泽英(2008)以莎剧译本为研究对象，从读者接受理论为视角探讨读者在译者翻译策略选择中的介入作用。郭瑞洁(2010)以《罗密欧与朱丽叶》朱生豪译本为研究对象，从改写理论出发探究诗学和意识形态如何影响翻译过程，进而造成朱生豪的雅化翻译策略的应用。总之，这些研究都大大丰富了莎剧译者翻译策略研究，推动了这一研究领域不断向前拓展。但可以看出，当译者在从事莎剧翻译时，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往往受到译者主体性的影响，还受到译者翻译思想、翻译目的、赞助人、主流诗学、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3.5 译者翻译风格研究

译者一直被标签为作者和原作的附属，长期被排除在译学研究视野之外。随着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地位逐渐被凸显，译者翻译风格也逐渐进入译学研究范围之内。译者翻译风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胡开宝，2011:109)，本文采取狭义上的定义，亦即译者在语言应用或语言表达上的偏好，或在译本中反复出现的语言表达方式。

近10年来，莎剧译者翻译风格研究仍在少数。龙佳红(2003)以《威尼斯商人》为个案研究，从阐释学中前理解的概念和语言差异两个方面解释了朱生豪译者风格的显现。她指出前理解，即每个人使用语言的先在性，源于个人的历史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生活阅历、文学素养、审美情趣等因素。而恰恰由于不同译者不同的前理解，在对原文理解的过程中形成不同的“视域融合”，从而产生翻译风格不同的译本。在文笔、审美情趣等方面，朱生豪与莎士比亚的前理解都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似，所以部分莎剧朱生豪译本翻译风格与原作相吻合；又由于他与莎士比亚社会生活背景的不同，他们前理解的差别又导致莎剧朱生豪译本翻译风格与原作风格间的差异。其次，语言文化间的差异也使朱生豪在处理词语转换、句子重组乃至篇章重构有更多的自主性，从而使自己的翻译风格在语言转换中展现出来。该文从阐释学视角较为深刻地论证了莎剧汉译中译者翻译风格的存在，同时还对译者翻译风格的不同类型进行了界定。

在对莎剧译者翻译风格研究中，高亚欧(2011)在改进研究方法上做了有益的尝试。该文采用语料库研究方法，对《哈姆雷特》朱生豪、梁实秋和卞之琳译本在词汇和句法特征上的差异进行了定量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在词汇层面，卞之琳用词最为丰富，梁实秋次之，朱生豪用词最为单一；朱生豪单音词比率明显高于梁实秋和卞之琳译本；人称代词方面朱生豪对“你”、“您”的翻译做了区分，而梁实秋和卞之琳则没有，梁实秋使用了极少量的“它”；此外，卞之琳译文使用了大量北京方言词汇和成语，梁实秋较朱生豪、卞之琳更喜欢用生僻字，并且对猥亵语翻译毫不避讳。在句子层面，卞之琳使用了更多的叹词和语气词，口语化倾向更为明显，并尽量避免使用翻译体语言；而朱生豪和梁实秋的译本中则有大量的欧化句式。就平均句长值而言，梁译本最小，卞译本次之，而朱译本平均句长值最大。这些数据表明莎剧朱生豪译本并非“语言优雅流畅”(朱骏公，1998)，也并非“读朱氏译本时，常常不觉得是翻译，而是一个作家在用母语进行独立的创作”(同上)，这显然与我们通常了解的朱生豪翻译风格大有不同。语料库研究方法的优势在于将研究建立在数理统计和定量分析基础上，使得研究结论更加可信，且能够打破我们看待事物的常规思维定势。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研究方法支持重复性验证研究，使得相关研究更具科学性。然而，该文仅仅以个别译本为研究对象进而推断译者翻译风格，在数理统计和逻辑论证上都存在风险。

事实上，目前莎剧译者翻译风格研究大都是类似的个案研究，值得引起莎剧译者翻译风格研究者格外注意。这也表明，基于莎剧全集译本语料库的译者翻译风格研究有待开展。

4.0 莎剧汉译译者研究特点

莎剧汉译译者研究近年来呈不断上升趋势，也取得了不少成就，包括一系列优秀硕、博士论文的出现以及相关专著论文的出版发表，整体在理论搭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理论意识逐步增强，研究视角由内部转向外部。受描写译学理论影响，莎剧汉译译者研究不再拘泥于探讨译者如何忠实再现原文以实现原文与译文间的对等，研究视角逐步转向外部。依据诸如翻译目的论、操纵论、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视角，探究莎剧译者以什么样的翻译思想、采取什么样的翻译策略等为基础翻译生成汉译译本，并探讨相关因素如何对译者施加影响。

第二、研究内容更加丰富，研究深度和广度有所扩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从对主要莎剧译者如朱生豪、梁实秋的研究逐步扩展到其他莎剧译者的探讨，如对单行本莎剧译者邵挺的研究。其二、从个别翻译现象归纳翻译规律到多种翻译现象析取翻译特征，如近年来相关研究从多个层面论述莎剧译者的翻译策略，包括语言文体选择、戏剧文本需要和译者文化倾向甚至读者介入等方面，论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其三、研究视角更加多样化，近年来莎剧译者研究涉及哲学、语言学、文化学、译介学等多个研究视角。

第三、研究方法更新突破促使莎剧汉译译者研究更加科学。传统的译者研究多依赖于研究者的主观臆想和直觉判断，缺乏科学有效的论据支撑。而针对莎剧译者的定量研究，特别是语料库研究方法的应用，使得莎剧译者研究更加科学客观，相关莎剧译者翻译策略、译者翻译风格的定量分析研究出现增长势头。基于语料库的莎剧汉译译者研究优势在于能够打破我们看待莎剧译者的常规思维，从而避免传统莎剧译者研究的主观判断；其基于大量莎剧汉译语言成品，使得这种建立在定量统计基础上的研究更加可靠，增强了研究结论的信度；尤为重要的是其支持重复性验证研究，使得基于语料库的莎剧汉译译者研究更为科学。

5.0 现有研究不足与研究前景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莎剧汉译译者研究还存在某些薄弱环节，甚至研究空白。在以上研究基础上，本文指出莎剧汉译译者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拓展的研究切入点。

第一、莎剧汉译译者研究的研究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展。首先，多数研究仍只是莎剧汉译译者的片段研究，即从莎剧部分译本梳理归纳译者翻译思想、翻译策略、翻译风格，缺少甚至没有从莎剧整体语言特征来探究译者翻译思想、译者翻译风格等相关研究。二者，缺乏较系统的莎剧汉译译者比较研究，如不同莎剧译者翻译思想差别或者同一译者在不同时期的差别比较。再如为什么目前对朱生豪及梁实秋的翻译研究仍然占大多数？而针对坚持诗译莎剧的译者研究并不多见。这说明有必要开展散文体和诗体莎剧译者及其翻译思想、翻译动因、翻译策略、翻译风格、译者主体性等方面的对比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探讨孰优孰劣，相关描写性研究和实证研究需要开展。再者，莎剧的改译改编业已成为目前莎剧研究的新热点，随着莎士比亚剧作在中国的传播日趋广泛，越来越多的莎剧被改编成中国传统戏曲开始上演，甚至搬上荧屏，而针对改译改编莎剧的译者研究极其少见，值得莎剧译者研究人员给予更多关注。

第二、莎剧汉译译者研究在研究内容上不够均衡。首先，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对莎剧译者翻译策略、翻译技巧上的探讨，针对莎剧译者翻译思想、翻译风格的研究相对较少，这也可能与研究翻译思想、翻译风格在研究方法上存在局限有关。其次，针对朱生豪、梁实秋的研究较多，而其他译者相对偏少，甚至一些名家译者如曹未风很少有研究涉及，而只有全面梳理莎剧汉译译者翻译思想、翻译策略、翻译风格等方面，才能还原莎剧汉译译者整体面貌。再次，多数研究仍限于作者主观性的判断议论，缺乏对翻译现象深入的理论阐释和令人信服的定量研究。如同为知名汉译译者，为什么某些译者的莎剧译本广受喜爱，而另外一些译者的莎剧译本却遭受冷落，相关研究缺乏精确的、有说服力的实证研究成果。

第三、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有待拓展。在理论探索层面，虽然有部分研究也从哲学、语言学、文化学、文学等角度探讨个别莎剧汉译译者特征，但缺乏从前沿理论如模因论、评价理论、程式性语言、构式语法等视角对莎剧汉译译者在翻译策略选择等方面的探讨。而且现有部分研究在套用西方理论构架时，对其相关概念并没有深入把握，只是简单地按照个人理解进行阐释。因此，有必要厘清一些翻译术语的概念和界限，不要顾此而言他。在研究方法上，基于语料库的莎剧汉译译者研究仍大有可为。目前国内唯一建成并投入使用的莎剧英汉平行语料库由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胡开宝教授主持研发，其领导的团队近年来在基于语料库的莎士比亚汉译研究领域多有建树。目前基于语料库的莎剧汉译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的应用研究尚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朱宏达、吴洁敏，1996)有关其莎剧汉译译者的研究话题众多并不断有新的突破，而平行语料库的优势在于能够更客观更科学地开展莎剧汉译译者研究，这种以数理统计为基础的定量和定性整合研究方法前景极其广阔，有利于莎剧汉译译者研究的进一步拓展。

6.0 结语

莎剧博大精深，相关汉译译者十分众多，对莎剧汉译译者的研究路径也纷繁不一。本文以莎剧译者翻译思想、译者翻译动因、译者主体性、译者翻译策略、译者翻译风格为主题，述评了近10年来莎剧汉译译者研究的现状，梳理归纳了莎剧汉译译者研究的新进展及研究特征，并指出现有研究所存在的不足以及新的研究切入点，从而为进一步拓展莎剧汉译译者研究奠定基础。

注释：

① 本文所涉及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均指以汉语为译入语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译本，不包括中国境内其他语言的莎剧翻译译本。据考证，我国最早的莎士比亚戏剧译本是 1842 年出版的满文译本。

② 本文所指典型案例是指具有代表性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核心期刊与一般期刊刊发论文若属同一主题，则选核心期刊刊发论文；优秀博士论文与优秀硕士论文若属同一主题，则选优秀博士论文。

③ 作者为英国散文家查理士·兰姆(Charles Lamb)及其姐姐玛丽·兰姆(Mary La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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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Studies o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ors of Shakespeare’s Plays

LI Tao1， XU Fang2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China)

It is more than impossible to ignore translators since they are involved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Recentl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attracted to the study of translators, which accounts for an essential are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ince Shakespeare’s plays we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relative studies on these translators have been carried out and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This paper aims to review the studies of the last decade on the English-Chinese (E-C) translators of Shakespeare’s plays in terms of translator’s translating thoughts, motivation, subjectivity, strategy and style. Based on the review, the features and limitations of these studies are discussed and new direction is provided on aspects of the scope, contents, and methodology for further studies in this field.

Shakespeare’s plays; Chinese translation; translator; new development

2012-12-18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语料库的莎士比亚戏剧汉译研究”(项目编号：08BYY00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英语程式语研究的理论建构及应用”(项目编号：12JJD740010)、安徽省省级人文社科项目“英汉翻译中源语透射效应的多样本翻译语料库研究”(项目编号：2011sk163)、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第六批“中国外语教育基金”项目“EAP汉译中源语透射效应的多样本翻译语料库研究”(项目编号：ZGWYJYJJ2012A33)阶段性成果。

李涛(1981-)，男，汉族，安徽宿州人，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料库翻译学、莎士比亚戏剧翻译研究。 徐芳(1981-)，女，汉族，安徽黄山人，助教。研究方向：翻译学、应用语言学。

I046

A

1002-2643(2013)06-01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