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爱国

（厦门大学哲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0）

清人全祖望称朱熹“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1](P1495)。朱熹讲“天人合一”之道，察乎天地，涵括世间万事万物，至大而无外，可谓“广大”；深入具体事物，洞悉隐微，涵养心性，至小而无内，可谓“精微”；汇汉考据、词章之学与宋义理、心性之学于《四书章句集注》，集诸儒之大成，可谓“综罗百代”。

朱熹重视读书，尤重“四书”，以为“四书”乃“‘六经’之阶梯”[2](P2629)。而且，在朱熹看来，读“四书”应当“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3](249)。他还说：

盖不先乎《大学》，无以提挈纲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之以《论》、《孟》，无以融贯会通而极《中庸》之归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4](P515)

在朱熹看来，《大学》是纲领，《中庸》是大本；同时二者又相互贯通。这就是他所谓“《大学》是通言学之初终，《中庸》是直指本原极致处，巨细相涵，精粗相贯，皆不可阙，非有彼此之异也”[5]。

因此，要真正了解朱熹以“四书”学为核心的学术思想体系，就应当肇始于他的《大学章句》，①终结于《中庸章句》，以揭示朱熹“致广大而尽精微”幽深玄远的“天人合一”之道，展现其“综罗百代”继往开来之深邃意蕴。

儒家《中庸》学兴盛于宋代。宋初大儒范仲淹、胡瑗、陈襄、欧阳修等，都对《中庸》有所研究。此后，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解说《中庸》，并对《中庸》的思想作了深入阐发。尤其是“北宋五子”，即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从理学的角度诠释《中庸》，对《中庸》的思想作了富有创新的发挥。二程门人吕大临、苏季明、游酢、杨时、侯仲良、谢良佐、尹焞等，共同切磋，相互砥砺，也对《中庸》作了各自的解说。

朱熹自十五、六岁时开始读《中庸》，三十岁左右而有《中庸集说》。三十五岁前后，朱熹对杨时门人张九成的《中庸解》作了批评。此后，他热衷于《中庸》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即“未发”、“已发”问题，经历了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转变；四十八岁时，朱熹成《中庸章句》，并撰《中庸或问》和《中庸辑略》；六十岁时，正式序定《中庸章句》，从而构建了精到的《中庸》学体系。

朱熹《中庸》学是对“北宋五子”尤其是二程《中庸》学的继承和发展。但由于二程没有留下传注《中庸》的完整文本，而且在朱熹看来，二程门人也没有能够很好地继承二程的《中庸》学思想，因此，朱熹继承二程《中庸》学思想作《中庸章句》，这本身就是对于二程《中庸》学思想的新贡献。

重要的是，朱熹《中庸》学在吸取二程《中庸》学思想的同时，又有所创新，从而把儒家《中庸》学发展到新的阶段。与作为汉唐《中庸》学代表的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中庸》相比，朱熹《中庸章句》提出了许多不同的重要观点和思想，主要有以下九个方面：

第一，与郑玄、孔颖达只是从经学角度解读《中庸》不同，朱熹《中庸章句序》以为《中庸》是子思“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进而提出了“道统”概念以及从尧、舜、禹至孔子、子思、孟子，再到周敦颐、二程的传道系统。而且，朱熹认为，这个传道系统所传之“道”在于“心”，在于《尚书·大禹谟》所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他作《中庸章句》正是为了接续这个传道系统。这就把《中庸》摆到了“道统”的位置上加以解读，使之具有了更为深层的理学意味。

第二，与郑玄、孔颖达把“中庸”解读为“中和之为用”而把“中庸”之“庸”诠释为“用”或“常”不同，朱熹《中庸章句》讲“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而且，朱熹把“庸”解说为“平常”，也不同于二程讲“不易之谓庸”，是对二程的“中庸”解说的创新。尤其是，朱熹特别强调“中庸”的“平常”之意，反对把“高明”与“中庸”二者分离开来，片面地讲“高明”，而是倡导一种“行远自迩，登高自卑”的境界。

第三，与先秦以及汉唐儒家强调人之性与物之性的区别不同，朱熹《中庸章句》把“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解读为：人与物具有共同的“天命之性”，并“各循其性之自然”而各有其“道”，所谓“修道”则是圣人依据“道”而对人与物作出不同品级的节制和约束。既讲人之性与物之性的共同性，又讲二者的差别性，从而将视野扩展至更加高远的人与自然的统一。

第四，与郑玄、孔颖达把“慎独”理解为“慎其闲居之所为”、“慎其独居”不同，朱熹《中庸章句》认为，《中庸》所谓“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意在“未发”时戒慎恐惧，旨在“存天理之本然”；“君子慎其独”意在“已发”时谨慎于“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旨在“遏人欲于将萌”。这就把“慎独”理解为谨慎于“己所独知”的内心活动，把关注点直指人的行为背后、更为精微的心灵。

第五，与郑玄、孔颖达以天地阴阳解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不同，朱熹《中庸章句》以为“致中和”就能达到“静而无一息之不中”而“吾心正”，“动而无一事之不和”而“吾气顺”，因而能够把握“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在此基础上，通过“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就可以达到“天地位”，“万物育”。

第六，与郑玄、孔颖达将“君子之道费而隐”解说“道德违费则隐”不同，朱熹《中庸章句》将“费”释为“用之广”，将“隐”释为“体之微”，进而阐述了道兼体用、体在用之中、用是体之发见、体用一源等问题；特别是通过讨论道之用广以及体在用之中，以说明道的无所不在和无所不包，并且要求“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极其至”，达到“天地圣人之所不能尽”。

第七，与郑玄、孔颖达把“诚”理解为“信”而内涵于“三达德”、“五达道”之中不同，朱熹《中庸章句》从天道与人道合一的层面，把“诚”界定为“真实无妄”，既是“天理之本然”，又是圣人之德，从而把“诚”看作是“三达德”、“五达道”的形上学基础，并进一步讲“诚”所以“成己”，“成己”然后“成物”，引领儒学进入了新的高度。

第八，与郑玄、孔颖达把《中庸》第三十三章引《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中的“不显”解说为“显”不同，朱熹《中庸章句》以为这里的“不显”意在不显，以此推崇圣人的“不显之德”，以阐发圣人幽深玄远之意和“不显之德”的成德之序，因而要求在极盛之时，不求人知，然后“反身以谨独”，“以驯致乎笃恭而天下平之盛”，从而达到“中庸”之极致。

第九，与郑玄、孔颖达把《中庸》分为上、下两篇不同，朱熹《中庸章句》把《中庸》整合为首尾一贯的完整一篇，并且强调《中庸》前半部分讲“中庸”，旨在讲“中即诚”，后半部分讲“诚”，旨在讲由“诚”而“中庸”；从而提出“诚”为《中庸》之枢纽，以“诚”贯穿于《中庸》之始终，把儒家《中庸》学推向了又一个更高的层次，体现出“诚”是朱熹理学的最高境界。

除此之外，朱熹还对《中庸》中所提出的其它许多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和独特的诠释，并提出了新观点和新思想。例如：

对于《中庸》讲“未发”、“已发”，朱熹讲心的“未发”、“已发”，以为“未发”时“心具众理”，“未发”与“已发”不可截然分开；同时，又在此基础上讲“敬”，讨论“敬”与“未发”、“已发”的关系，要求以“敬”贯穿于“未发”、“已发”之始终，并且还进一步认为，“诚”比“敬”更为根本。

对于《中庸》讲“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朱熹通过分析“君子”与“小人”对于“中庸”的不同作为，进一步讨论了“知、仁、勇”及其与“中庸”的关系，认为“知”应当知而不过，并且兼行而有仁；“仁”则在于能择、能守，不仅出自真知，而且需要“无一毫人欲之私”；“勇”就是坚守到底。所以，朱熹认为，知、行依乎中庸，并且能够坚守，不半途而废，这就是“知、仁、勇”的中庸之德。

对于《中庸》讲“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朱熹讲“尊德性”与“道问学”二者不可偏颇，并且强调“以尊德性为本”、“以尊德性为主”，同时又十分重视“道问学”，强调二者“交相滋益、互相发明”。在如何“尊德性而道问学”问题上，朱熹讲“存心”与“致知”交相发明，“如车两轮，如鸟两翼”，既强调“存心”在于“敬”，以“敬”为致知之本，又反对把持敬与致知割裂开来，并且还认为，涵养与致知“本不可先后，又不可无先后”，要求既“以涵养为先”，又不可“专于涵养而不致知”。

对于《中庸》讲“至圣”、“至诚”，朱熹把二者统一起来，讲圣人至诚，而能尽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能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并以此阐述圣人与天地同体、同用、同德，至圣与至诚互为表里，至诚之道与至圣之德并非二物，从而以“诚”把圣人之德与天地之道合二而一。

由此可见，朱熹《中庸》学不仅深入阐述天道、人道，探讨心性、修养，最能体现朱熹的理学思想，而且提出了不少新观点、新思想，是中国古代《中庸》学的新发展。尤其是，朱熹《中庸》学从人与自然统一的视野强调人与物的共同性，从天道与人道统一的层面强调真诚、真实；这些对于我们今天舒缓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有积极意义的。

现代学者对于朱熹理学的研究，大都先是从一些哲学概念出发，研究朱熹的理气论、心性论、格致论、理欲论，诸如此类。近年来，学者越来越注重研究朱熹经学，特别是研究朱熹“四书”学及其与理学的关系，其中也涉及朱熹的《中庸》学。但是，这些研究更多的是从宏观上探讨朱熹经学与理学二者的相互关系，对于其中具体的思想内涵、概念转换和内容阐述，尤其是对朱熹如何通过经学阐发理学的概念和思想，实现从经学向理学的过渡，还缺乏更为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至于更加具体而直接地从朱熹《中庸》学入手，研究其与理学的关系，则尚待展开。

“中庸之难行”[6](P1528)，“《中庸》之书难看”[7](1479)，朱熹《中庸章句》亦难读，但是，又不能不读。《＜中庸＞学》一书运用大量翔实的资料，深入分析朱熹《中庸》学的学术背景、思想来源；通过朱熹《中庸》学思想与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中庸》以及“北宋五子”及其门人《中庸》学的比较，展示朱熹从理学角度对《中庸》的独特解说和创造性诠释，尤其是对于中庸、天道人道、心性、慎独、已发未发、诚等诸多概念的发挥与创新，全面系统地阐释朱熹《中庸》学思想及其对于儒家《中庸》学的继承和发展，从新的视角揭示朱熹“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丰富思想内涵，以及朱熹理学的天人合一的“诚”的最高境界。

注释：

①为此，笔者曾先作《朱子格物致知论研究》（岳麓书社，2010年），以入朱熹学术思想体系之大门。

[1][清]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第二册）（卷四十八）[M].晦翁学案上，中华书局，1986.

[2][宋]黎靖德.朱子语类（七）（卷一百五）[M].中华书局，1985.

[3][宋]黎靖德.朱子语类（一）（卷十四）[M].中华书局，1985.

[4][宋]朱熹.四书或问·大学或问.朱子全书（第 6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5][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六）答黄商伯（四）[M].四部丛刊初编本.

[6][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四）（卷六十三）[M].中华书局，1985.

[7][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四）（卷六十二）[M].中华书局，1985.